2004年，我们几位义乌教育志编辑办公室的同志在义乌市档案馆查阅教育档案时，意外发现了一张带慈禧懿旨的清末师范文凭。这张文凭是由浙江金华府官立初级师范学堂颁发给学生楼鲁观的，现在已经成了该档案馆的“镇馆之宝”。
此文凭长52.7厘米，宽41.3厘米，四边共用八条龙、四个乾坤球作纹饰，用厚机器纸彩印，制作比较精致考究；文字无标点，手写石印，从右到左纵排，红色的慈禧懿旨、正文和落款大致各占文凭的三分之一。其中的正文如下：
浙江金华府官立初级师范学堂 为
给发毕业文凭事兹有学生楼鲁观现年二十五岁义乌县人在本学堂简易科肄业已届第五学期修业期满所有教授课程奉提学宪派员会考列优等相应给予毕业文凭以昭信守须至文凭者
计开毕业考试分数
教育六三 历史七四 博物八0 舆地七六 图画七九
国文七0/七0 算学八0 理化七四 修身六五 体操八0
各科平均七十三分七厘三毫各学期平均七十七分六厘平均得毕业分数七十五分六厘七毫
右给学生楼鲁光
十门课程的毕业考试中，唯有国文有两次成绩，彰显了国文在师范教育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对本国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重视；文凭上平均成绩均保留小数点后二位。
这张编号为“第拾陆号”的文凭在落款时间处加盖正方形和长方形官印各一枚。由于是重叠加盖，除了学堂印钤还能识别，另一枚是什么尚无法识别。重叠加盖“公章”不符合现代公文的规范，但似乎从中也透露出作为封建时代的司印者对现代文明的适应过程。
文凭同时附列会考官省视学员徐光烈、金华知府嵩连、本学堂监督应贻哲、监学程榆以及十门课程的兼课教员姓名并一一加盖红色私章（见图1）。可见当时校方对颁发文凭何其严肃、认真。
也许是摆脱了科举制度下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的旧思维，也许是因为“简易科”的原因，此文凭没有按科举旧例将文凭主人的曾祖、祖父和父亲祖上三代的名字记录在文凭上。
在义乌市档案馆发现该文凭之初，我们尚不清楚文凭的主人楼鲁观是义乌哪里人。经过一番周折、综合多方资料发现，楼鲁观（1881～1943）是苏溪镇西山下村人。据民国十六年（1927）编印的《义乌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一览》、西山下村《金峰楼氏宗谱》和村里长者介绍，楼鲁观原名圣泮，字芹香，号厥成，祖上以养猪和养蚕缫丝为业，家境殷实。楼鲁观民国二年参与创办金峰小学，次年即作为担纲教员受聘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即今廿三里一小和廿三里初中的前身），连续任教8年。县公署于民国九年八月还给楼鲁观颁发了“褒状”。
“褒状”上写“义乌县公署为给褒状事兹查第二高等小学校教员楼鲁观在职日久著有勤劳依小学教员褒奖规程第三条之规定特给予褒状此状”并盖有县公署和知事王嘉曾的红色印钤。这张“褒状”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义乌历史上最早颁发给教师的“奖状”。楼鲁观能获得这样的政治待遇，除了他本人师德高尚、“在职日久著有勤劳”之外，与他凤毛麟角的科班出身，受过较为严格的师范教育、有较好的教学业务能力也有很大关系。
据《金峰楼氏宗谱》，在金华府官立初级师范学堂首届师范毕业生中，义乌籍的毕业生除了楼鲁观还有楼伟观（1870～1944）、楼炳辉（1875～1942）共三名，都来自西山下村。其中，楼炳辉为五年制完全学科毕业；宗谱记载，楼伟光也是“优等毕业生”。楼鲁观等师范毕业生的出现，打破了义乌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来，兴办现代教育10余年而无“科班教师”的尴尬局面，开启了义乌教师队伍建设和发展的新时期。
清政府实行“免费师范生制度”。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初级师范学堂经费，当就各地筹款备用，师范学生无庸纳费。”但同时对师范生的入学选拔也非常严格，要求非常高。该章程规定，师范生“暂时应就现有之贡廪增附生及文理优长之监生内考取”“州县初级师范学堂学生，须选本州县内之贡廪增附监生”，也就是应当具备通常说的“秀才”资格才能报考。而且师范生入学后还要经历4个月“试学”制度，经校方仔细考察各方面认定适合从事教员工作的才留下继续培养：“初级师范学生初入学之四月以内，谓之试学，须在此四月以内细察其资性品行实在相宜者，始准留学。”
有待深入研究的是，查阅西山下村的《金峰楼氏宗谱》却没有看到楼鲁观、楼伟观和楼炳辉三名金华府官立初级师范学堂毕业生获得过“贡廪增附监生”功名的记录，也就是说不具备《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师范生入选的“秀才”身份。合理的解释或许是：在随后几年的实施中发现，这份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章程招生条件设置过高，且在1906年废科举后符合章程规定的“秀才”生源已经枯竭，在实际执行时做了变通。
该毕业文凭的颁发时间是宣统元年十二月。按公历算，应是1910年1月。据有关资料记载，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金华知府宗舜年呈请改试院(今侍王府纪念馆址,试院是对各县童生、县学生员进行选拔考试的场所)为金华府官立初级师范学堂。但尚未等到学校开学，宗舜年就因任期届满离开了。继任知府嵩连聘请应贻哲为监督（也就是校长），设简易（即速成班，学制一年）、完全（学制五年）两科，春季招生，秋季开学。
按照《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之规定：“简易科即外国之速成科。”学制为一年。从楼鲁光这张文凭的印制模式以及其中的文字信息，结合学校创办的背景综合判断可知：
一、作为简易科的师范生，楼鲁观参加了两个学期的全日制学习通过了学期考试，其各科学期考试的平均成绩不错；
二、完成全日制修业后没有立即发毕业文凭，学生要在实习过程中继续修业；
三、学生修业届满五个学期，浙江省提学宪派员对所有教授的课程进行会考覆试；
四、在全日制各科学期考试平均成绩合格的基础上，根据各科会考平均成绩评定简易科师范毕业生的等级；
五、根据学校的开办时间和楼鲁光毕业文凭的颁发时间推算，楼鲁光是简易科的首届师范毕业生、也是全校的首届毕业生。
六、简易科不简易。学生要经过“脱产学习”“在职学习”两个阶段，整个修业过程长达两年半还要经过严格的会考覆试。而在这样严格的考查中，楼鲁观、楼伟光“会考列优等”实属不易，难能可贵。
取得一张简易科师范生毕业文凭需要经历这样“苛刻”的考验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其实也是有缘由的。清末皇朝内外交困，中央与地方财政之空虚甚至“捉襟见肘”都不足以形容。地方政府奉令开展免费师范教育，既无中央财政拨款，经费需要各级地方政府筹措，岂能容忍学生“白吃白喝”、轻而易举就拿到文凭，或者给了文凭却不能胜任教育事业甚至开溜去从事它业？
我们发现，《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无论是“官费”还是“私费”，对师范学堂的毕业生都规定了“毕业效力义务”：“省城初级师范学堂毕业生，应有从事本省各州县小学堂教员之义务，州县初级师范学堂毕业生应有从事本州县各小学堂教员之义务。”具体从事教员之义务年限为：“由官费毕业者本科生六年，简易科生三年；由私费毕业者，本科生三年简易科生二年，此年限内不准私自应聘他往并营谋他事。”
虽然金华府初级师范学堂首届学生中义乌苏溪镇西山下村有两名简易科、一名完全科共三名，但目前只有楼鲁观一人的毕业文凭幸存，成为该校首届师范毕业生文凭的孤本，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其珍贵性不容置疑。从网络搜索情况看，类似的清末师范文凭国内存世量也极少极少。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废科举。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等封疆大臣从维护清朝统治出发，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校。迫于形势清皇朝于是年八月下令：“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停止。”至此自隋朝起实行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完全停止，旧的取士制度在形式上宣告结束，中国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楼鲁观的师范毕业文凭在前部分刊录了慈禧懿旨，表明清政府的教育宗旨。此懿旨是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907年12月31日）内阁奉上谕颁布的。懿旨用了慈禧尊号全称：“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全文共869字，无标点。大体内容为“国家兴贤育才，采取前代学制及东西各国成法，制设各等学堂……（学生）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盟率众立会演说等事……其敢为离经叛道之论，其究必终为犯上作乱之人。盖艺能不优可以补习，知识不广可以观摩，惟此根本一差，则无从挽救。……如有废弃读经讲学……不惟学生立即屏斥严惩，其教员、管理员一并重处，决不姑宽。倘该府尹、督抚、提学使等仍不经心，视学务士习为缓图……以致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恐该府尹、督抚、提学使及管学之将军、都统等均不能当此重咎也。”
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乃是历史洪流冲击之下的无奈之举。当时推翻清皇朝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运动已经此起彼伏。学生在学堂里接受西方新思想熏陶之后，精神意识上早已摧毁了封建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纷纷投身革命、改革旧制。从懿旨上看，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满清皇朝对此大为气愤、大失所望。歇斯底里地表示“欲挽颓风，非大加整饰不可。”宁可让学生“艺能不优”、“知识不广”，万万不可“犯上作乱”，唯恐“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
然而革命潮流岂是一道懿旨可以阻挡？兴办学堂的清政府终究还是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附】添加标点后的毕业文凭上的慈禧懿旨全文：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上谕朕钦奉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国家兴贤育才，采取前代学制及东西各国成法，制设各等学堂。节经谕令，学子大臣等详拟章程，奉经核定降旨颁行。奖励之途甚优，董戒之法亦备，如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盟率众立会演说等事，均经悬为厉禁。原期海内人士，束身规矩，造就成材，所以期望之者甚厚。乃比年以来，士习颇见浇漓，每每不能专心力学，勉造通儒。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抗违教令，悖弃圣教擅改课程，变易衣冠武断乡里。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纳，国家要政任意要求，动辄控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不考事理，肆口诋讥，以致无知愚民随声附和，奸徒游匪藉端煽惑，大为世道人心之害。不独中国前史本朝法制无此学风，即各国学堂亦无此等恶习。士为四民之首，士风如此，则民俗之敝随之治理将不可问。欲挽颓风，非大加整饰不可。著学部通行京外有关学务各衙门，将学堂管理禁令定章，广为刊布，严加申明，并将考核劝戒办法前章有未备者，补行增订，责令实力奉行。顺行天府尹、各省督抚及提学使，皆有教士之责，乃往往任其缅越，违道干誉，貌似姑息见好，实系戕贼人才，即如近来京外各学堂纠众生事，发电妄言者，纷纷皆是。然亦有数省学堂从不出位妄为者，是教法之善否？即为士习之优劣所由判，确有明徵。嗣后，该府尹、督抚、提学使务须与各学堂监督、提调、堂长、监学、教员等慎选器使督饰妥办。总之，以圣教为宗，以艺能为辅，以理法为范围，以明伦爱国为实效。若其始敢为离经叛道之论，其究必终为犯上作乱之人。盖艺能不优可以补习，知识不广可以观摩，惟此根本一差，则无从挽救。故不率教必予屏除，以免败群之累；违法律必加惩儆，以防履霜之渐，并著学部随时选派视学官，分往各处认真考察。如有废弃读经讲学，功课荒弃，国文不习而教员不问者；品行不端、不安本分而管理员不加惩革者，不惟学生立即屏斥惩罚，其教员、管理员一并重处，决不姑宽。倘该府尹、督抚、提学使等仍不经心，视学务士习为缓图，一味徇情畏事，以致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除查明该学堂教员、管理员严惩处，恐该府尹、督抚、提学使及管学之将军、都统等均不能当此重咎也。其各凛遵奉行，俾令各学堂敦品励学化行俗美贤才众多，以副朝廷造士安民之至意。此旨，即着管学各衙门暨大小各学堂一体恭录一道悬挂堂上。凡各学堂毕业生文凭均将此旨刊录于前，俾昭法守，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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