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受着太阳的鞭打
——艾略特：《荒原》
西方历史跨入20世纪的门槛时，正是资本主义发展跌入低谷的阶段，最重要的事件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世界性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苏联的诞生。西方文学史上的第三种文学——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崛起，开辟了世界文学的新纪元。关于这部分文学，我们不似在本书中讨论。就资产阶级文学范畴所展现的心灵历史而言，则是“近代人”的死亡和“现代人”的诞生。所谓“近代人”就是资产阶级近代精神的人格化；“现代人”则是资产阶级现代精神的人格化。
从但丁的《神曲》、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树立起来的“近代人”的形象，其主要特征在于由资产阶级启蒙文化所提供的那些东西，即由“神本位”向“人本位”复归，在于坚信理性的力量，在于坚信人能够认识和把握这个世界，并使其不断走向进步。这种乐观的信念不仅贯穿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即使在19世纪上、中叶，现实主义作家们在揭露社会的黑暗与丑恶时，读者也可以在这些黑暗与丑恶之上，隐约看到一个手执正义之鞭的审判官，一个代表光明与美的尊神，这个尊神就是近代人的“理性王国”的化身，即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理想。对丑恶势力鞭挞愈烈，人们对光明与美的追求愈强。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近代人的理想日益黯淡无光，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怀疑它不过是一个幻影。法国作家、“欧洲的良心”罗曼·罗兰作为这种近代理想的讴歌者，他是赤诚的、也是最后一位骑士。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初版序言中说：
我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悲剧。我毫无隐蔽的暴露了它的缺陷与德性，它的沉重与悲哀、它的混混沌沌的骄傲，它的英勇的努力，和为了缔造一个世界、一种道德、一种美学、一种信仰、一个新的人类而感到的沮丧。——这便是我们过去的历史。
（《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译本，第4卷第193页，傅雷译，人们文学出版社，1980年）
罗曼·罗兰对创造新世界感到的沮丧，是差不多整整一代文学家（转向无产阶级的作家除外）的普遍的沮丧。它标志着支撑整个19世纪文学大厦的那种乐观的理性支柱崩塌了。高度发展的理性如果遭逢危机，会使人跌入更深的绝望。当人们自以为登上极乐仙境之时，却猛然发现眼前出现的是悬崖和深渊，那种悲哀是可以令人发疯的。20世纪上半叶，发疯或自杀的作家特别多：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鸣曲》写于疯癫状态；杰克·伦敦像他的主人公马丁·伊登那样自己结束了自己，只是采用了服毒自杀的方式；意识流巨匠沃尔芙投了河；海明威用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奥地利的茨威格则使用了煤气；“苏维埃最有才华”的诗人马雅可夫斯也用的是手枪，叶塞宁步其后尘；……他们的心灵如脆弱的芦苇，没有风时还颤抖不停，待风骤起，便一个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更多的作家陷入悲观主义的深渊。以柏格森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以滔滔之势席卷思想文化界。尽管罗兰在隐遁十年之后仍在原来的基地上战斗，但18世纪的理性精神终究从主流地位上被推下来了。
一、 从两极向理性精神告别
在罗曼·罗兰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代，他并不孤独，同他一起为行将崩溃的理性王国而战斗的还有一大批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法国的法郎士、巴比塞，英国的哈代、高尔斯华绥，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以及东北欧的安徒生、易卜生。他不过是他们中间对那即将逝去的理想最热情、坚持最久的一个。与这批“征服现实”的战斗者同时代的另一些作家做了另外一种选择。早在上个世纪就有人开始同近代理性精神告别了。法国诗人韩波面对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世界，无比怀念那个死于鸦片的诗人波德莱尔。事实上正是波德莱尔和美国作家爱伦·坡开辟了被称为“现代主义”的文学流派，开始了西方人对理性精神的讨伐。1886年9月，不很出名的诗人让·莫雷阿在巴黎《费加罗报》上提出“象征主义”这个称谓，因此开始了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象征诗派是现代主义文学中生命历史最长的一个流派，它突破理性精神的坚硬外壳向着人的内心深渊驶航，探索被理性桎梏着的非理性王国。沿着这条航线向前的还有象征主义在小说戏剧领域中的表现——“表现主义”文学以及“意识流”文学等。
上述流派的共同特点是反叛由科学、工业发展引起的注重物质世界的思潮，控诉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人的心灵造成的扭曲和伤害。而20世纪崛起的“未来主义”却高歌“机器文明”和“科学进步”。但在这两面大旗之下未来主义唱出的歌充满非理性的热狂和破坏欲。他们实际上是从另一极向近代理性精神发起了名列进攻。战后出现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在纲领上与未来派不同，但在气质上庶几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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