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你们的日本‘扒分’回忆录，心潮澎湃。我是1987年10月去日本的……想说的太多太多。”
本系列第一期推出后，我们收到了读者邹桂芳（化名）发来的邮件。在寻找采访对象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碰到当年的女性打工者，所以很想跟她聊聊。她欣然答应了我们的约见。
在一家咖啡店里，记者见到了邹桂芳。55岁的她一头简洁的短发，化了淡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来得年轻。她说，给我们发邮件的原因是看到第一期里提到辛酸的一面比较多。在她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当年在日本的上海女孩所面对的金钱诱惑、各自不同的婚恋观。
▲那边不好，我就回来开裁缝店
1987年去日本的时候，邹桂芳28岁了。“实足28岁。”她说，“家里蛮反对的：朋友（男朋友）也不谈，跑到外头去……”毕竟，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她在一家有色金属公司做电工，在当时算是很好的单位。“说是电工，实际上就在配电间里看看。老适宜（舒服）的，几乎没事情做。”
对于自己的婚姻大事，待字闺中的邹桂芳也不是没有一点焦虑：“有辰光想想，哎呦，朋友也寻不到。”她对另一半是有一点小小的要求的：“我技校毕业后又去读了大专，心里想，总不能找个学历比我低的吧？”这样一来，厂里大把的男同事自然是不考虑了。偏偏她那一届刚刚恢复高考，考上大学的本来就少。想找个学历比自己高的，还真不容易。
相亲也去相过的。“人家介绍的，我其实看过老多老多。”她说，“介绍就是看条件：房子有哇？工作是不是国营企业？学历怎么样？完全以经济条件为基础，没啥谈情说爱的。”相来相去，她老是看不中，“尽管有焦虑，但是心里想，只要不称心，我就不寻，就这样一直拖下来了。”
这时，碰巧有朋友问她：“我亲戚能帮人办日本留学打工，侬想去哇？”——最初那批办日本留学的掮客，就是这样想方设法挖掘人际资源的。——大规模的留学潮尚未兴起，中介费与日后相比还算便宜，只要7000块。听着种种有关日本的传说，邹桂芳决定出去闯一闯。“我心想又不是用生命去冒险。要是那边不好，我就回来开裁缝店。我有这个手艺。
▲上班上到一半，怎么人就不见啦？
那一年的10月，邹桂芳去了日本。语言学校“蛮正规的”，不仅提供住宿，知道中国留学生要自己负担学费和生活费，还帮忙介绍工作。
“刚去3个月的时候，只听得懂一些简单的语句，需要老师带着去找工作。5个月的时候，日常会话已经很流利了。到外头打工，我能自己挑挑拣拣了。”
做过最长的一份工是在赌场里换筹码。“日本的赌场里是不能交易钞票的。客人赢了钱，拿机器吐出来的纸条找我来兑换筹码，再凭筹码到赌场外大约10米远的地方兑换钞票。”邹桂芳说，“那边环境很吵，香烟味道很重。但是对我来说无所谓，毕竟工资高，老稳定的。”
她也去“见识”过酒吧。“那是从语言学校毕业后，我为了拿签证，读了美容专科学校。班里有个同学是台湾人，喊了几个人到她开的酒吧里打工。”如果在饭店里端盘子，一小时的报酬是700-800日元，酒吧里则要翻几倍，是2000-2500日元。
“跑去一看，这种工作是我最不愿意做的。”她说，“尽管日本人不会对你动手动脚，但是交流的话题都有点调戏你的意思。你又不好得罪他，有点被愚弄的感觉。”更让她感到奇怪的是：“很多人怎么上班上到一半，人就不见了啦？”后来她才晓得，那些女孩是跟客人去情人旅馆了。
她暗暗告诫自己，不能跨出这一步。“一旦跨出去就收不回来了，因为这个钞票太好赚了。你想，出台一次能赚3万5到5万日元，怎么还会回饭店里洗碗、端盘子呢？”好在如何选择全看自己的意愿，“这个靠你自己去把握，没有人强迫你的”。
那些女孩赚到钱后，要比普通的留学生、打工者出手大方。“你到马路上去看，小姑娘穿着裘皮大衣，拿着LV的包，就是坐台小姐。”在酒吧打工没多长时间，邹桂芳不喜欢那里的氛围，没有继续做下去。
▲同屋女孩想嫁日本老板
那时，她和另外3个女孩合租了两间房间。“1988年，大批留学生来到日本，学校就不提供住宿了。我们4个人在外面租房子，相处得非常和睦愉快。每天回家，大家都要滔滔不绝地聊聊打工时遇到的趣事。”
4个女孩年龄相仿，都到了考虑婚恋的年龄。对此，她们有不同的想法。“其中有个广东小姑娘比我们小几岁，跟她的担保人结婚了，之后就搬出去没有音信了。另外两个小姑娘跟我一样是上海人，她们觉得日本条件好，打定主意要找日本老板结婚。”
她自己呢，来日本前也想过找对象的事。“家里总归老急的。先开始没把自己框死，一定要找中国人或者一定要找日本人。”但是到了日本后她发现，“当时中国比较穷，去打工的人老实讲总体素质也不大高，所以日本人多少有点看不起我们。在这种前提下，我想好了不要找日本人。打工地方做零工的日本人我也看不中，实事求是讲。”
▲要是在上海认识他，我不一定看得上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现在的丈夫。“他是我厂里老同事的亲戚，来日本打工，帮我带东西认识的。”她形容丈夫当时“长相很一般，但是脾气性格都蛮好，人老聪明的”。
两人恋爱了。“想想如果在上海，人家帮我介绍这样一个人，我也不一定能看上呢。”她说，“但是在日本，看到那些有钱的花天酒地，每天要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家。倒是想找一个在生活上能相互关心、能实实在在过日子的，就可以了。我觉得尽管他没上过大学，但是知识面蛮广的，什么都懂，对我也很好。两个人兴趣相投，蛮聊得来的。用这种眼光去看，就看中了。”
同屋的小姐妹们坚决反对：“日本来都来了，还要找中国人，以后还要回去，有啥好啦？”现在的丈夫去日本一年不到，因为身体不好，先回国了。两人继续保持恋爱关系，靠通信联系。小姐妹们更要给她“洗脑子”了：“他回都回去了，做啥还要跟他好啦？”
▲嫁了日本人，生活并不如意
邹桂芳又多待了一年，1990年回到上海结婚。同屋的两个小姐妹则都嫁了日本人。“说要找老板，那是不现实的。她们后来一个找了在赌场里工作的人，男的年纪比她大好多，另一个找了个老实本分的老公。”
昔日的小姐妹虽然都如愿定居在日本，但婚后的生活却并不如意。“赌场那个一直打老婆，小孩6岁的时候，两个人就离婚了。另一个结婚的时候男方说家里有房子，其实已经被偷偷抵押出去了。她生了两个女儿，到现在还在打工还债。”
说起这两段跨国婚姻，邹桂芳认为：“没有感情基础的。一方纯粹是为了留在日本，另一方是因为没钞票，但又需要一个家庭。双方对彼此都没有感情。放到现在的话，（跨国婚姻）可能就不一样了。”
▲回国被骗，无奈再东渡
邹桂芳回到上海，也并非一帆风顺。打工辛辛苦苦赚回来的几万块钱，被人骗走了。“当时想做点投资，人家‘花’我们投资啥宝石厂，结果拿着钞票跑掉了。”
回来的两年中，她去日本公司上过班，但发觉自己的日语水平还不行。“日语的说和写有很大差异，在日本学的只是一般的生活用语。我觉得自己还是得进修一下，所以辞去高薪工作，托关系进了上外，在全日制班当插班生。在班里，我都不敢透露自己是日本回来的。因为虽然日语说得还可以，但语法、书写都比他们差。通过一年的学习，我把过去在日本学到的和在这里学到的结合在一起用，自己感到进步很大。”
1992年，邹桂芳和丈夫决定再去日本打工，那时她的日语已经相当好了。然而不巧的是，日本开始经济危机，工作不好找了。“打电话去问，一听是外国人就不要。”她说，“我去附近一家咖啡店应聘，人家要我了，但是填表格的时候一看我是中国人，又不要了。我蛮气的，跟他们讲：怎么可以这样，你们不能拒绝外国人。但是老板说，我们现在经济危机，要先解决本国人的就业。我也没啥话讲。”
好不容易经人介绍，夫妇俩找到了旅游街上的一家南货店。“我老公在外头做营业员，一个月30万日元；我在里面做包装，一个月20多万日元。老板以前从来没用过中国人。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发觉我们干得蛮好的，开始信任我们了。”
1994年，邹桂芳怀孕后先行回国生孩子。丈夫又在日本待了3年，才于1997年回到上海。那时他已经40岁了。
▲带回财富，带回失落感
二次打工归来后，邹桂芳夫妇和许多赴日打工者一样，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带回来的钱怎么用？今后自己去做什么好呢？“有的人开饭店了，有的做生意去了，也有的搓麻将、赌博，坐吃山空了。”
有过上次投资被骗的教训后，邹桂芳和丈夫都打算找份稳定的工作，但这谈何容易。“要进大型日资企业蛮难的。我们在日本打工，并没有很高的学历。”
邹桂芳相对幸运一些，她从日语翻译起家，进入一家中小型的日本贸易公司，工作了十几年。而她丈夫回国后，曾有过3年没找到工作的经历。虽然从日本也带回来一些财富，但丈夫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多少是有失落感的。
后来，丈夫也找到一份日语翻译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工资很低的，他也不在乎，还是很踏实地一步步地努力、积累经验，终于有了收获。”
如今丈夫在日资企业当上了总经理。邹桂芳所工作的企业则在几年前倒闭。好在到了退休年龄，现在拿着二千多块钱的退休工资。她强调说：“退休金虽然比同学都少六七百，但我很满足了。和我同龄的人，到退休时工龄有30多年，我才7年。想想当初是辞职去日本的，哪想到回来还有养老金和医保。”
▲现在几乎每年回日本旅游
至于从日本带回来的财富，邹桂芳夫妇于2003年投资了一套房产。“这套房子一直租出去，10年投资收回来了。”邹桂芳略带庆幸地说，“还好买了房子。我认识一个朋友，钞票一直拿在手上，现在房子根本买不起。”
回顾回国后将近20年的经历，邹桂芳说：“以现在的眼光看，我们俩去日本钞票赚得老少的。但是因为有这段经历，回来以后创造了很多。在那里一个是学到了日语，一个是学到了他们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和方式方法。所以在工作上还是蛮得心应手的。那里学到的东西，要在上海发挥好，这点老重要的。毕竟我们人生的大多数时间是在这里生活。”
现在，邹桂芳几乎每年都回日本旅游。“我和老公都说，日本是我们的福地。我们在那里相识，又是在那里有了爱的结晶。”每次去东京，她都会带上礼物，看望过去的老板、朋友。“他们看到我从昔日的打工者，变成了现在的旅游者，流露出几分羡慕。对我来讲，也是一种自豪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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