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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老建筑的故事:第4篇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第2部分 甘洒热血写春秋-辛亥名人故居

  一、刘公公馆和九角十八星旗

武昌昙华林32号,看上去颇为神秘,高大的院墙,院子的大门掩映在树丛中,似乎从未开过,不知道现在里面住的是谁,院内什么样完全无法得知,但这里却是辛亥首义九角十八星旗的诞生地,曾经住在这里的,是辛亥革命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公。

 刘公在武汉有多处宅,昙华林这一处是其中之一。系青砖清水墙法国乡村别墅式建筑,建于1901年,为三段式两层砖木结构,其前庭与后院均设有空中观景走廊,正厅门廊采用了科林斯立柱支撑的阳台,强调了正立面中部高耸的山花。不过现在经重修后,外部已无法看出当年的样式了。

重新后的刘公公馆(大门掩映在树丛中,似乎从未开过。2012.12.1摄)

 
 刘公公馆原貌(照片来自网络)
 

我一直以为,刘公的公是个尊称,查了资料才知,公就是刘公的名。

刘公(1881~1920) 原名湘,字宗耀、耀宾,后改名公,字仲文,别号非非子,湖北襄阳人。刘公出身巨富之家,曾屡试科举不第,1902年赴日本留学。如果不是生在乱世,刘公可能与现在的富二代没有差别,家里有钱,考不上大学,自费留洋。但20世纪初的中国,是革命者和英雄倍出的年代,刘公也同当年很多其他的富家子弟一样,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1907年,刘公与张伯祥等人在东京创建共进会。1911年3月,武汉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共进会诸人切盼刘公来汉主持会务,尤需在经济上予以支持。刘公将家中巨款骗出,供共进会作革命活动经费。

1911年5月的一天,刘公在武昌正卫街自己刚购买的公馆里(今武昌区昙华林32号),召见湖北中等工业学堂(遗址在今昙华林的武汉市第14中学内)的三位学生,刘公先生向他们郑重布置了秘密放大绘制“首义之旗”的光荣任务。随后,刘公先生拿出共进会几位领导人在日本东京研究确定的“九角十八星旗”小图样,并阐明了该旗图案的意义和尺寸要求:即旗面的红色象征鲜血,黑色象征武器,寓意革命必须使用武力,以铁血精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9个尖角代表赤县九州,18颗黄色圆星代表关内十八行省,黄色代表炎黄子孙,寓意这是全民族的大革命。同时,刘公先生还要求他们三位必须赶在暑假前后完成20面旗帜的制作全过程。三位学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绘制、放样与剪裁的任务。到武昌起义前夕,总共缝制完工了18面九角十八星旗。这18面准备参加武昌起义的旗帜,先后被秘密分送到武昌小朝街85号的文学社机关和汉口宝善里14号的共进会机关存放。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召开了起义前的联合大会,会上正式确定了以九角十八星旗作为武昌起义时各革命团体统一使用的军旗。

  

实际使用图         原设计图

 九角十八星旗(图片来自网络)

9月2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召开大会,制定起义方案,初步决定刘公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重大事务由3人共同商处。10月9日下午,刘公与孙武往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孙武试验炸弹爆炸,事情暴露,孙武受伤。武汉总、分机关被破坏,其妻李淑卿、其弟刘同等人被俄捕房捕去。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3人遇害。九角十八星旗等准备起义用的物品都落入了敌手。于是决定提前起义,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刘公还领导指挥了阳夏保卫战等,后又参加北伐以及讨袁护法运动,全身心投入革命,但终因肺病日益严重,1920年4月12日于上海逝世,时年40岁。1922年10月15日大总统黎元洪追赠刘公为陆军上将。1928年10月21日,由湖北省政府公葬于武昌卓刀泉寺后山(伏虎山)。

辛亥革命群雕(武昌蛇山首义公园内。2013.6.1摄) 

 辛亥革命纪念碑(武昌蛇山首义公园内。2013.6.1摄)


二、布衣清官石瑛
   石瑛(1879-1943),字蘅青。湖北阳新人。1904年,石瑛因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放弃会试,转而考取张之洞主组织的官费留学名额,赴欧洲求学,是同盟会旅欧支部的创建人和负责人,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立下了汗马功劳。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11月孙中山回国,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不久石瑛也回国,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

 石瑛生活性格耿直,生活极度简朴,为当时有名的湖北“三怪”之一。袁世凯称帝,石瑛上“万言书”骂袁,遭到袁世凯的通缉而被迫再次出国,学习采矿冶金,历时九年,获得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赴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授。1925年被推任国立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校长,但遭守旧势力排斥,几个月后便又离开武昌大学,返回北大任教。

1927年,石瑛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修建了武昌第一条新式街道,这就是今天我们仍在使用的武昌民主路。1928年7月,国立武汉大学筹建,石瑛与李四光等人负责勘察新校址及校舍建筑工程,选定了风光秀丽的武昌罗家山作为武汉大学校址。当时的罗姓山主不愿舍弃自己的“风水宝地”,石瑛亲自上门进行说服动员。罗山主听说来人就是为改变武汉市政、交通劳心劳力的石厅长时,当即表示:“石厅长亲自出面,罗某甘愿将罗家山不要一文钱奉送!”罗家山后改名珞珈山,很快,一幢幢具有罗马式拱门和绿色琉璃瓦的高大建筑,在东湖之滨小丘上拔地而起,象珞珈山这个名字一样美丽武汉大学,成为拥有全中国最美丽校园的大学。石瑛后辞去建设厅厅长、武汉市市政工程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受聘出任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

1930年12月,石瑛赴浙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1932年3月,任南京市长。就任之日,避开欢迎仪仗队,手拎旧提箱,着布衣布鞋入市府,被封“布衣市长”雅号。

1937年,抗战爆发,石瑛再度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此时国民政府西迁,武汉乃必经之路,作为建设厅厅长,夜以继日指挥抢修公路,工作强度可想而知。1938年 6月,石瑛因失眠症而辞职,迁居建始县城。抗战8年,是中国最艰苦的时期,本来就生活简朴的石瑛饮食粗劣,导致胃病严重,后送重庆就医,未能等到抗战胜利,于1943年12月4日病逝于重庆。抗战胜利后,灵柩从重庆歌乐山麓迁葬武昌九峰山。

石瑛一生特立独行,廉洁奉公,做出了许多不合世俗人情的事情。他为民请命、力抗权贵的许多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被誉为“民国第一清官”。

石瑛故居位于武昌昙华林三义村,为1928年石瑛在创建国立武昌大学任校长时,购地所建的二层小楼私人住宅,1929年~1930年、1937年~1938年携全家居住于此。抗战初期,董必武、陈独秀、陶铸、李四光等共产党人多次到此造访,与石瑛协商国共合作抗日事宜。大门为石库门,外伸台阶和两尺高的护栏。窗户是木条装饰的网格状。二层中部房顶为平台,两边是两座楼屋。石瑛故居前些年险遭拆毁,家属奔走呼号,最终得以保护并修缮。但目前租借给某私人公司使用,内部情况不得而知。

 

石瑛故居(2013.6.28摄)

 

 石瑛故居(2013.6.28摄)

石瑛故居外部院落(2013.6.28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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