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灾害面前的反思

文/立仁

作为唐山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者之一，我曾亲眼见到过地震后的满目疮痍和大自然突然给予人类的伤害，也知道死难者尸骨如何在沟渠中分层掩埋，同时也感受过强烈余震让男女邻居们站在泥泞中“裸聊”的兴奋与无奈。这些沉重的记忆，让我对汶川、玉树、雅安的大地震不敢轻易说三道四。雅安地震的第一次伤害终于过去了，怀着忐忑的心情，想写一点关于地震的“反思”。

由于地壳板块的相互作用，我国西南、西北、中部、华北以及台海地区，广布着地震带。历史上地震给中华民族带来无数次的灾难。一次次抢险救灾，一次次致哀祈福，一次次重建，虽然“多难”使得这个民族愈加凝聚、愈加坚强，但我们不能忽略，相比洪水猛兽，地震才是最大的灾害。

有一位唐山大地震幸存者曾与我描绘他的经历：那一天，他赶着马车去姑妈家，中午，姑妈让他喝了几杯酒，本来因事必须当天赶回家，三十几里的路程，对于车老板算不上什么。因醉酒，原本只想在姑妈家炕上眯一会儿的他，一觉醒来，发觉已是半夜时分，不顾姑妈反对，慌忙驾车星夜回程。半路上，突然见到前方天际像烧电焊的弧光，隆隆声中，一条一米多高的“黑埂子”从远方像海潮一样滚滚而来，左右没有头尾。马惊了，车辕擦在大树上，继而是天翻地覆的感觉。爬起来放眼看看，凡是该站着的东西都躺下了。他找到了马，车已经散了架，于是骑着光屁股马撵到姑妈家，发现整个村子连“断壁残垣”都没有剩下。匆忙赶回自家村，天大亮了，用他的话说，全村再找不到一件能喘气儿的玩意儿。他的故事，萦回在我脑际几十年。

我也知道，地震不容易预报。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社会管理的现代化，在地震灾害面前，人类能不能更有作为？能不能把灾害减至最小？能不能在救灾中让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更大的效用？能不能在建设和发展中更好地规避地震灾害？能不能不让悲剧按照完全雷同的情节接二连三上演？

前天看到一则新闻，说是云南某网友，提前三天准确预报了大理地区一次5级地震，云南省地震局方面回应表示，地震局欢迎民间机构与地震局进行一些学术上的探讨和交流，但民间机构对外公开发布地震预报信息是违法的。对于雅安地震，中科院院士、地球物理学家陈运泰说，“我五年前就提过，汶川地震不是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朝东北扩散，而是将来在西南处会发生七级左右地震。”这些消息表明，地震预报是有可能的。为什么从未见到权威的预报呢？我猜想，正因为地震预报准确率很低，而预报又很可能引发社会慌乱，所以才会见不到地震预报。其实，这也是一个认识问题。天气预报有时也很不准，甚至老天爷“反其道而行之”，民众对此很宽容，常常一笑了之。怎样在民众心理上建立一个对地震预报的合度反映机制，使得有可能预报的信息，不用担心“稳定”而能及时发布出来，应该作为社会管理方面的一个研究课题。

历史的经验并不是没有过。唐山大地震前，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有预测，并通过会议形式向相关地区通报了。紧靠唐山地区的秦皇岛市辖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县委果断向公社、大队发出了预报，并采取了有效的防震措施。虽然该县也是山区，在强震中倒塌了大量的房屋，但直接死于地震灾害的，据说只有一人。

每次地震后，余震或塌方等次生灾害的能量，都需要一段时间慢慢平息、消化，其间，某些建设规划来不得半点冒进。汶川地震后不久，四川某市急急忙忙引进巨无霸房地产开发商，拆除了香港刚刚援建的学校，建起了成片的高层商品住宅广场，其高度甚至造成当地机场航班不能正常起降。从尊重科学的角度看，这样的规划和发展极为冒进，一旦发生强烈余震，我们的政府该怎样像人民群众交待？

很多年以前，有报道说，美国政府对亚洲地区某一位恐怖分子头目实施“定点清除”，那位人物刚刚用手机打过电话，几分钟后，导弹就落在他的办公桌上。那个技术叫做“GPS”。据说，我们国家的“北斗”在“报文”等方面胜过GPS，定点范围精度也不差。然而，震区芦山县城一名男子被困在“还比较完整”的房子里，用手机向家人求救，三天后才找到尸体。自己国家的高科技为什么不能及时应用到该用的地方？

去过西南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山水地貌别具一格，一旦山体塌方，公路交通短时间内很难恢复。汶川和雅安，都因为交通问题让救援工作丧失了许多最佳时机。也因同样的原因，我们前往救灾的人员中，还有献身在途中的，实在令人惋惜。这十年来，作为支柱产业，我国的汽车行业日新月异，产销量达到世界第一，成都的汽车保有量也十分可观。作为特殊的交通工具，抢险救灾用的直升机却相形见拙了。汶川地震给过人们血的教训，如果做几架直升机放在成都，这次的雅安救援是不是不那么窘迫呢？

要反思的，还有诸如建筑质量、慈善业等，就不去说它了。我想，国家正在整合政府机构，改变职能，能否将地震预报、救援、重建等灾害管理放在一个统筹兼顾的位置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