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常为诗的意境和诗人的诗才掩卷沉思。想的多了，竟对“诗才”有了一些别样的“认同”。
有一稚童，出口成章，家人以为不祥，以狗血灌之。孩子委屈，边做事边辩解：“洒扫堂前地，开笼放小鸡。本来是说话，偏说我吟诗！”秦国上卿甘罗幼时骑父亲“脖脖”外出，有行人叹曰：“子将父当马。”甘罗接口：“父望子成龙”。传说虽有杜撰，但大体有其据。诗人的传记，也多有“少聪，某岁能诗”的介绍。这些是我对诗才“具有先天性”的认同。
许多年前，我们一行人游漓江。那黛黛的景色予人以浓浓的情意，惹得一群俗人迎风题起诗来。其间一位管经济的同事，向来缺少诗才，这回也抱着笔记本躲到船角写诗去了。午饭时，大伙都有了诗，唯独他没有。在讥笑声中，他突然嚷道：“漓江游，山水秀，午饭有鱼却无酒，回首瞅老头（我们领导）”，一众讶然。由此让我想起《世说新语》记载的魏文帝令曹植七步作诗的故事，情急之下吟出了千古绝唱。这是我对“急才”的认同。
大凡诗才过人的，其性也必有与人相左之处，往往造成“材”与“用”的矛盾。李白自认天生我材必有用，然而终不能成“庙廊器”，只能借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柳永的“奉旨填词”，不过是终身混迹青楼。天纵奇才的李贺，更是屡遭攻讦，“阖扇未开逢猰犬，那知坚都相草草”，二十七岁早夭。真正“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诗才、文才、仕才、人际都好的，可能也只有欧阳修等寥寥极少数。太多的“大材”，或“对案不能食”，或“高处不胜寒”。这种“才不成材”的症结，应该是材与用两方面人的天性使然。
《红楼梦》的宝、钗、黛，黛玉最具诗才，认为花开固然好，花落更添悲凉，所以还是不开的好；宝玉次之，希望花儿常开不败；宝钗最是庸，认为花开花落是常情，开时抓紧观赏，败了就败了。我最赞赏曹雪芹的隐喻，很“科学”地揭示了“才”与“庸”的辩证关系。现实的人，怎样看花儿或宁可不开或常开不败？这些可能又是我对“庸才”的认同了。
古时如有“心理学”研究，这种“材”与“用”的对立可能就不那么尖锐，诗人们也少一点“愁”和“恨”。当真那样的话，今天就没有那么多的好诗可读了，也是一种缺憾。
我的归结：“才”者，并非都是“恃才傲物”；“庸”者，并非都是“妒才嫉能”。物虽一，观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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