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浙网6月12日讯（stam lee 图/文）凌晨2点，妻子郑玉凤和5岁的儿子还在睡梦中，王刚就摸黑起床了，他动作很轻，也不敢开灯，怕吵到妻儿。用手机微亮的屏幕照了一下床头柜，就熟门熟路摸到了妻子睡前就准备好的小盒子，里面放着用于进货的钱。走出出租房的大门，一阵细雨迎面打来，王刚打了个寒颤，竖起雨衣衣领，努力不让雨水灌进脖子。他骑上电动三轮车，赶往6公里外的蔬菜批发市场进货。5点多再拉着满满一车的货到家附近的菜场转卖。到10点多的样子，妻子会来接他的班。今天是端午节，幼儿园放假，儿子一个人在家没人管，所以，妻子来接班时，会把儿子也一起带来。
5年来，从安徽来杭州打工的王刚一家每天都在重复着这样的生活。儿子王成是在老家出生的，王刚说，那是因为老家生孩子便宜。王成刚满月就跟着父母又回到杭州，父母卖菜谋生，菜场也就成了他幼年主要的娱乐场所。
下午5点，搬家工陈功，坐在货车车厢里打起了瞌睡。这是今天的第四单活了，很累，但他还是强打起精神坚持着，他的工资是计件的，多跑一趟，就能多100块的收入。这单活是从环城东路搬到三墩，快到城北汽车城附近时，陈师傅喊司机停车，随后他快速跳下车厢，朝着路边站着的两个孩子跑去，塞了点东西给他们，又迅速回到车上。他说，这是他的两个孩子，大的13岁，小的6岁，今天很不巧，孩子妈妈晚上也要加班，他估计今天这趟活会干到很晚，怕两个孩子在家饿着，所以，刚才打电话回去，让大儿子带着妹妹到货车会经过的路边等着，他塞了点钱给孩子，让他们自己去吃晚饭。大儿子叫陈不凡，这名字是爷爷起的，由名可以想象长辈们寄于他的期望。不凡说，他已经上六年级了，二年级时从老家江西转学来的时候，自己能进入这所学校，是父亲求了很多人帮忙才办成的。不凡长得要比他的同龄人矮小些，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显然他要比他的同龄人要成熟很多。“我其实并不喜欢现在的生活。”他缓缓地述说着他这些年所看到的。他看到过，父亲帮别人搬完货后，如获至宝收拾货主那些不要的废纸，拉到废品站卖了3元钱，然后给他们兄妹俩买了两根冰棍的愉悦；他看到过，父亲晚上回到家，一口气喝下四大杯自来水的饥渴；他看到过，父亲的工友被工地的水泥块砸得头破血流送去医院抢救的惨烈；他看到过，快过年时，妈妈和工友们去工厂门前下跪讨工钱的无助……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超过30年的历史，中国的农民进城至少有三个“世界之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民工潮，所以他们被称作“候鸟”；人类历史上增速最快的城市化率；全世界数字最为庞大的城市人口。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民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纪录他们的生活，就如在纪录中国的一段“隐痛”。与很多农民工聊过天，当他们聊到“孩子”这个话题时，都会不由自主的沉默。不止听一个人这样说过“我们辛苦点没关系，我们年龄也大了，但我们希望孩子以后的生活可别像我们一样了，能有个自己的房子多好啊……，孩子如果能进个好点的学校……”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小候鸟”，多么希望他们能够安定下来。但……
杭州市彭埠第二小学，包括两所分校在内，因为地处城乡结合部，所以校内有61.6%的学生是外来农民工子弟。我们随机找了40个学生进行一项小调查“你的愿望是什么？”得到的回答令我们有些意外。除了和城里孩子一样“我想当教师”“我想当宇航员”“我想减肥成功”“我想去巴黎留学”之外，还有：
“我想听一场音乐会”
“我想有一个装满服装的衣柜”
“我想在杭州有一个自己房子”
“我想在毕业时，我的好朋友能送我一块新橡皮作纪念”
“我想有一把自己的二胡”
“我想在天上有个房子”
在一旁的潘老师听到这句，潸然泪下，久久不语。事后，她告诉我们，“那个孩子的母亲不久前刚刚离逝，由于积劳成疾，发现病情时，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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