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 雨后江山铁铸成 嘉德2014春拍 成交价1840万元
【作品鉴赏】
在谈到潘天寿时，我们总是习惯把他视为花鸟画家，认为其花鸟画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在他整体的艺术创作中占主要地位。但从潘天寿的个人实践来看，山水画与花鸟画其实一直是两个并行的、互为倚重的创作题材。从潘天寿画作的传世情况来看，其山水画与花鸟画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出现。而在某些时期，比如在他1931、1933年发起、参与的两次“白社”画展中，山水画创作在其中甚至占了更大的比重，像《江洲夜泊》这样的代表性作品就创作于这一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具体讲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潘天寿进入了个人艺术创作全盛期，其山水作品气象愈加雄奇。事实上，由于“文革”之故，潘天寿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直至其逝年，艺术创作一直被搁置，鲜有力作诞生。所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可以说是潘天寿整个艺术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
这一时期，潘天寿在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两个方面，都有重量级的成果问世。在理论方面，成篇于1960年的《听天阁画谈随笔》，可视为潘天寿数十年艺术理论研究的总结。在具体的艺术实践方面，其重要的艺术创作更是数不胜数。按照黄专和严善錞的统计，在这一时期潘天寿共创作了近800幅作品。山水画《灵岩涧一角》、《记写百丈岩古松》、《长松流水》、《小龙锹一截》、《雨后千山铁铸成》、《雁荡写生卷》、《晴峦积翠》、《暮色苍茫看劲松》等等均创作于这一时期。作于1964年的《雨后江山铁铸成》即为寿公此一时期重量级创作之一。
依寿公画中自题可知，《雨后江山铁铸成》乃依米氏云山法成于皮纸之上。构图上，本幅取一水隔两山的布局，其经典的图式是由元人倪攒创设。潘天寿沿用了这种图式，但又略变倪法。具体到本幅，寿公对中段水纹并不做勾描，而以舟艇衔接上下关系，又用极具金石气的横排题跋来使画面接气。此外，潘天寿不爱用皴法，在这种两山隔水式构图中，他将皴法减到了极致，而以墨、色写山之质，并以留白夹杂其间，以求平淡天真之趣。
潘天寿灵岩涧一角
从画意构思上看，本幅取雨后山川“铁铸”之意像写景构境，全画之眼便在“铁铸”之上。事实上，在潘天寿艺术生涯中，他曾多次就这一画题进行过创作。早在1934年的《梦游黄山》图轴中便有表现，所谓“如画千山铁铸成”即是。到了1961年创作的《雨后千山铁铸成》图轴，画中之山已成“雨后千山”，重以雨后之景造境，在意境上更加神奇；而在1964年的本幅《雨后江山铁铸成》中，画家将对于这一画题的艺术关照，进一步进行完善和补充，在理论上使这一画题的概念臻于完备。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的《雨后千山铁铸成》与1964年的《雨后江山铁铸成》在构图、布局、用笔、用色上几乎如出一辙，甚至连纸张的运用都是一样的温州皮纸（该纸是当年浙江省专门组织省内厂家研制开发成功，并由潘先生亲自鉴定）。前者成画之后，即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而后者则是潘天寿先生在得知其知己好友高培明先生极爱《雨后千山铁铸成》后，特意精心重制，继而赠予高先生。“文革”中，这幅画曾被抄走，“文革”后，高先生倾心找回，珍爱有加，从不示人。本次秋拍，幸得高培明先生后人信任，这件寿公的经典佳制方能与众藏家见面。
从实际创作情况看，画家对于艺术和生活见识的高低，是其艺术创作成败的关键因素。从这个角度讲，《雨后江山铁铸成》很能代表潘天寿艺术“眼格”的高明。画家对于山水的感受是各不相同的，入某一个画家之眼的或为青青之山、潺潺之水，或为飘渺虚无的云山雾罩，而寿公所爱者却为雨后之山。独因雨后山景寓目清晰，颜色浓重，便似铁铸意味，这亦是潘天寿艺术感情的癖好所在。而“铸”之一字亦可概括其一身修养的内容——无论品德、思想、笔墨以至于艺术风采。而所“铸”对象，则是铮铮钢铁般的“骨气”。这种对于金铁骨气的追求，亦是潘天寿艺术生涯的最好代言。
喜爱铁铸意像，并不代表能够将这股铁铸之感完美的表现于纸上，技法的阐释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在本幅《雨后江山铁铸成》中，寿公以墨为主，以笔、色为辅，重以焦墨写雨后江山的“铁铸”气质。在《听天阁画谈随笔》中，潘天寿曾说：“画家以笔取气，以墨取韵，以焦积、破取厚重。此意，北宋米襄阳已知之矣”。《雨后江山铁铸成》可以说是对这段画论的极好注解。本幅中，墨色的主要功能是求取气韵和画面的厚重感，色彩功能居于其次。画家用焦墨点出江上奇峰，山腰空出白云回绕，江面不作勾描，对比反衬出云山厚重如铁铸成，而一反古今多少画家学米点山水迷蒙繁琐的陈旧格式，创造出新奇、强烈的新式云山图。是为寿公从传统中炼化出新的极佳范例。
潘天寿 春塘水暖图西泠印社2009拍卖会 成交价2072万元
雨后江山铁铸成
高培明与潘天寿的十五年
文/林梢青
杭州南山路中国美术学院南侧，一条名叫“荷花池头”的小弄，一个频频在传说中与老画家、老教授们共同被提及的地方。
高培明去世后，孩子们曾一起回到这里，在斑驳记忆中重拾往事。
那是1955年，31岁的高培明，从上海中央华东局党校毕业，被分派到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任党委副书记，主要分管党务、统战等工作。直至离休，他共在此工作二十多年，历任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党委书记、院长等职，与老画家、老教授们情谊深厚。
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鼎鼎有名的潘天寿，朝夕相处十五载，从同事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最后，又在时代的纷乱中，匆匆永别。
整理遗物时，孩子们发现，父亲留下了一本笔记。
潦潦草草数十页，仿佛他不曾对人细数的心情。那是为一次采访准备的笔记，他用了三、四页纸，草草交待自己在美院的二十多年，另外几十页，全部写满了他记忆中亦师亦友的潘天寿先生。
2014年嘉德秋拍的重要专场《雨后江山铁铸成》，便缘起两位先生十五载的情谊。
在这个重要专场中，高培明先生旧藏14件珍贵书画将悉数亮相，其中包括潘天寿《雨后江山铁铸成》、《荷塘翠鸟》卷、《雁荡纪游杂诗》卷、《墨荷》、《行书毛主席词》，傅抱石《山水》，黄宾虹 《山水》、《 折枝花卉》、《 临溪静坐》、《行书七言诗》， 陆俨少 《新安画本》， 黎雄才《松树》、《松山立眺》，关山月《红梅》。
一个专场出现五张潘天寿重要作品，实为罕见。其中，《雨后江山铁铸成》与中国美术馆收藏的潘天寿先生代表作《雨后千山铁铸成》，仅一字之差，确属孪生。当年，正是因为高培明钟爱《雨后千山铁铸成》，潘天寿特意为好友再造了一幅。
潘天寿 秃鹰 立轴成交价5520万元
一
上世纪50年代，高培明初抵美院。
彼时的潘天寿，已在时代交叠中经历了事业的跌宕。1946年，国立艺专恢复，潘天寿辞校长职，随学校从重庆迁回杭州，承担彩墨画教学。期间，艺专几易其名，1956年8月，又从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改名为浙江美术学院。随后数年中，潘天寿又出任副院长，再任院长，彩墨画系也改为国画系，由吴茀之任主任。
高培明记忆中最初的潘天寿，是郁郁的：“1955年－57年，潘天寿的业务受到压抑……主要是所谓的‘中国画不科学，不能反映现实。’……所以当时潘天寿的作画并不多，潘当时的心情并不舒畅，但能正确对待。”
当时，美院附中刚刚开办不久，全校师生不过500人，学校条件也较简陋。有不少教授主张将美院迁往上海，潘天寿明确反对，认为杭州是个好地方。此事最终惊动周总理，派文化部党组书记钱俊瑞到杭州处理，将南山路原浙江师范学校校舍拨给美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路校区。
1957年，终于有了转机。经中央批准，潘天寿、黎冰鸿和高培明三人出任浙江美院副院长。潘天寿随即把家从建德路迁至景云村1号，即今天的潘天寿故居。
一座青砖小楼蜗居了多户人家，潘天寿一家住一楼。对他而言，这里虽然不大，但比过去好些，离学校更近了。
而高培明一家，就在几步之遥的荷花池头，楼里还住有另几位教授和教师。如今老房早已不再，依旧址确认，当是中国美术学院皮影博物馆所在地，面临南山路。
在那个物质简淡、人情丰沛的年代，这个集聚杭州城最最出名的老画家们的地方，和其它小里弄一样，充盈着细碎温暖的人间情味。
一幢小楼，大家共享一个灶间，取暖、抽烟、烧火……结束了学校里的诗情画意，艺术家们便回到小楼，在炉灶间里描绘他们的柴米油盐。时代的轮廓，都描绘于那几平方斗室之中。
高培明视长自己27岁的潘天寿为长辈，但因为工作走得近，两人渐成好友，家人亦常来常往。同辈的潘天寿太太何愔、诸乐三太太和高培明岳母看起来最投缘，得空常说些家长里短。孩子们叫潘天寿、何愔为“潘爷爷”“潘奶奶”，放了学最常去的就是潘爷爷家。跑上高高的台阶，一楼左手的画室里总是敞着门，潘爷爷就穿着汗衫赤着脚、蹲在地上画他的大画。潘爷爷家里添了哪些新的玩意，高家孩子也总在第一时间知道。
潘天寿小龙楸下一角
二
那或许是潘天寿人生中最为明朗的十一年。
高培明在笔记里记录了潘先生的这段岁月：“本来他不太参加社会活动，但是担任省美协主席之后，活动参加得也比较多了。学校贯彻八字方针，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段，是潘最活跃最成熟的一段，作品最多、大幅作品出现、思想内容创新时期。他在学校里也经常办讲座，培养人讲质量不讲数量，打好基础、学白描、要诗书画全面发展……对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非常拥护，对教学非常认真。”
浙江美院的许多重要变化，都在此时发生。
1961年4月，潘天寿正式提出中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分科学习，这成为中国画系教育改革的重要点。高培明尊重潘天寿的教学和创作，支持他首创的中国画分科教学体系。
同时，为加强国画系师资力量，提高国画系教学水平，潘天寿先后在国画系引进了顾坤伯、陆俨少、陆维钊、黄曦、陆抑非等多位教师。
当时陆俨少还是右派，高培明多次奔走于浙江省委和上海市委，终于于1961年秋将陆俨少借调美院，每年来杭四个月，主持国画系山水课教学。经努力，陆俨少先生最终落户杭州。
经过潘天寿院长等老画家、老教师的数年探索，美院走上了符合国画发展规律的正途，从而培育出传统功力深厚、个性鲜明的画家，并逐渐形成极具特色和影响的浙派画家群体，如以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为代表的浙派人物画群体。
1961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来美院视察，在观看美院艺术作品成果展时，当即挥毫题下《行书录毛泽东语》，赠与高培明。这说明，国家领导人对美院蓬勃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给予了充分肯定。
共事中，高培明与潘天寿一起赴北京、广州、南京、黄山、宁波、温州、金华、嘉兴等地写生、公干、交流，情谊愈发深厚。耳濡目染，高培明对中国画艺术也从陌生到逐渐了解、喜欢以至酷爱。
对潘天寿的艺术成就，高培明是这样说的：“他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推陈出新的问题。他是强调继承传统的，但他认为继承传统是手段，发展创新才是目的。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创新。解放以后，他将极大的精力用在探索中国画表现的新题材、新形式方面。他强调山水花鸟画也要深入生活。随着思想境界的提高，他的创作道路也更加宽阔了。”（见《潘天寿研究》第128页，浙江美院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为鼓励高培明学画，潘天寿将自己的一块砚台送给他，后因文革抄家而遗失。他还陆续赠给高培明多幅自己的书画作品，此次露面嘉德秋拍的《花鸟手卷》、《雨后江山铁铸成》等佳作，便为其中的上乘精品。
《雨后江山铁铸成》，正是潘天寿传世代表作《雨后千山铁铸成》的“孪生姐妹”。60年代初，温州皮纸厂以传统方法试制成功温州书画皮纸，深得众多名画家们喜爱，潘天寿称赞这种纸“笔能走，墨能化，尚有韵味，并不减于宣纸也”。1961年，他使用温州皮纸完成了《雨后千山铁铸成》，后被中国美术馆珍藏。
“作品描绘的即是雨后苍山，整幅画面以浓墨为主，淡设色，远景是连绵的群山；中景是一座犹如整块巨石般的苍山，山前江渚上有稀疏的树丛和一座石塔；近景处一人泛舟江上，悠然自得。潘天寿计白当黑，在画面中大量留白：中下部的空白表示江水，突出雨后江面的平静；山体中的留白则是云雾的象征，既增加动势，让苍山变“活”，又创造层次，拉开山与渚的空间距离。画面的主体—雨后苍山，作者以焦墨为之，用笔老辣厚重，突出凝重之感，似一座纪念碑般巍然矗立，同时又染以石青，丰富色彩和层次。整个山体皴擦点染以浓墨为主又不乏微妙的浓淡变化，笔墨语言丰富。另外，云雾和小舟的“动”打破了苍山和江面的“静”，迎合了雨后的生机之感。题跋运用隶书、行书两种不同字体，题于画幅中部，不仅没有破坏画面，反而在画面内容上弥补了江面大片空白的空旷单调之缺憾，在构图上与江岸呼应，书画融为一体。”（见中国美术馆官网）
高培明十分钟爱这件作品，认为是潘天寿指墨画创作中的代表作。1964年，潘天寿得知后专门绘制了同样的一幅赠予，题名为《雨后江山铁铸成》，一字之差，以示区别。此作同样以温州皮纸绘成，他还在画上题到：“偶以土皮纸作米家山水，别有意趣。”高培明极为珍爱。文革中此作曾被抄走，后经倾心找回，更为珍视，秘不示人。即将出版的《潘天寿全集》中所收录的高培明珍藏，也仅有本专场中的《花鸟手卷》和《雁荡纪游杂诗卷》。
每逢节日，高培明常陪潘天寿去看望黄宾虹夫人宋若婴，加之1964年黄宾虹先生纪念活动举办，宋若婴便多次将黄宾虹遗作（山水、花卉、书法等）赠予，其中一幅小山水由潘天寿亲自赋诗合裱。高培明还为全国各地老画家来杭州的生活和创作提供较好的条件，与傅抱石、李可染、关山月、黎雄才、谢稚柳等有多次交往。1963年，傅抱石先生来美院讲学时，为高培明专门创作了《山水》，受到潘先生等美院老先生的好评。
当年，也有不少人希望拥有及收藏潘天寿的作品。潘天寿有句名言：“他们喜欢我的画，看得起我，为他们画也是为人民服务嘛。”因为关系密切，有人托，高培明便把名字告诉潘天寿，潘天寿记在本子上，画好请他转送。
“每当我回忆起和潘先生相处的日子，这位质朴、正直、勤奋，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艺术事业的老画家的形象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引起我深深的怀念。我和潘先生在一起共同工作了15年，在这15年朝夕相处中，我对潘先生的了解也越来越深。”（见《潘天寿研究》第127页，浙江美院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这正是高培明心中的亦师亦友的潘天寿先生。
潘天寿雁荡山花
三
1965年夏，莫干山休假期间，潘天寿写下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及一份较详尽的自传，交由高培明转交省委高校办。
次年，文革爆发。
“什么狼狈为奸，想不通。”
这是高培明笔记中，关于文革时期的开头，那正是当时扣在他与潘天寿头上的帽子。
1966年9月，已共事11年的同事、好友高培明和潘天寿，被一起关押牛棚。一个是“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个，则是“头号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
造反派监管下，日复一日的劳动、汇报与批判，然后，是长达数月的“打潘战役”，高培明始终站在潘天寿的身后陪斗。他常说的话是：我是党委书记，我来承担，和其他人没有关系。
“牛棚期间，我是头号，被所有人监视。劳动有人管着，每天请示汇报。”这段记忆，难以平静，高培明印象最深的，是甚少开口的潘天寿，四下无人时悄悄嘱咐的：高先生保重。
在那段黑白颠倒的纷乱里，两位昔日的好友，用沉默与正直映证各自的良知。高培明在笔记中写道：“从牛棚看潘的表现，冷静、沉着、不乱讲话、不揭发别人，讲话实事求是，就是批评别人也是如此。每天早晨参加劳动有人监视。批判我时较少发言，讲事实……”
“潘先生是一个十分朴实、真诚的人，他不求名、不求利、不出风头，不向组织上伸手，生活作风十分严肃正派。凡是与他共事过的人，对这一点都有同感。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我同他都被关进了牛棚。他这样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长时期蒙受不白之冤，身心遭到极度摧残，在残酷的迫害面前，他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说假话，不诬赖别人，一是一，二是二，直到迫害致死，也决不做那种为了减轻自己的罪名而瞎说一气、屈打成招或推卸责任的事。这一点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是非常不容易的，是非常可贵的，这是当时在牛棚内外的人有目共睹的。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十分感人。”（见高培明《忆潘天寿先生》，《潘天寿研究》第129页，浙江美院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而围墙之外的人情寡淡中，彼此家人们亦冒着风险给予关怀，这成为日后高培明家人们深藏心底的感念。有一天，诸乐三的太太路过高培明家门口，看到高培明的岳母和四个孩子们，将手中抱着的一堆甘蔗往屋里一丢，未发一言，迅速离开。
1969年初，中共九大召开，高培明被“解放”，到工厂、梅蓉劳动，一路受到监督。
而潘天寿仍被关押，同一年，他被押往家乡宁海县等地游斗，回杭途中，在一张香烟壳纸背面写下最后一首诗：“莫此笼絷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4月，潘天寿在重病中被押往工厂劳动，心力衰竭而昏迷，此后即卧床不起。
不曾告别，也没有再见。
1971年9月5日，天亮之前，潘天寿在浙江省中医院含冤离世，终年74岁。
“一直到他去世，没有见过面，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怕牵连他，增加麻烦。”这是高培明笔记中，沉重而克制的心绪。
高培明曾藏有全国各地名家赠送的作品，文革中经多次抄家，丧失殆尽。文革后，他重新出任美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终于努力找回了潘天寿等赠他的少部分书画。得知情况后，陆俨少专门重新精心绘制了一幅山水画送给他，关山月、黎雄山来杭州，也都再次将《梅花》、《山水》、《松树》等佳作相送。他将它们紧紧锁在家中樟木箱里，一一记录在册。离休后，隔几日便把这些字字画画轮替拿出来挂一挂，成为他最重要的生活内容。
而1978年，潘天寿终得平反，太太何愔专程登门造访高培明家，带着一幅先生生前留下的《墨荷》以及一方名砚（高培明后转赠潘公凯留念），“他去世前说过，美院那么多人，高书记是好人”。
十五年情谊，因这句遗言而无憾。
整理高培明的遗物时，家人们还在《潘天寿研究》一书中，发现一叠剪裁齐整、业已泛黄的旧报纸
那是1992年由甫平撰写的《潘天寿的最后日子》连载，至高培明去世，已留存整21年。
我们的父亲高培明
我们的父亲高培明（1924-2013）于1955年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后为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工作，历任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党委书记，院长。父亲在美院工作二十多年，与潘天寿先生等美院的老画家，老教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正如父亲在《忆潘天寿先生》一文中饱含深情地写到：“每当我回忆起和潘先生相处的日子，这位质朴、正直、勤奋，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艺术事业的老画家的形象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引起我深深的怀念。我和潘先生在一起共同工作了15年，在这15年朝夕相处中，我对潘先生的了解也越来越深。”（见《潘天寿研究》第127页，浙江美院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父亲尊重潘先生的教学和创作，支持潘先生首创的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书法的分科教学体系，为加强国画系师资力量，提高国画系教学水平，同时支持潘先生大胆引进高层次人才，国画系先后引进了顾坤伯先生，陆俨少先生，陆维钊先生，黄曦先生，陆抑非先生等。当时的陆俨少先生是所谓的右派分子，父亲力排众议，多次奔走于浙江省委和上海市委，终于在1961年秋将陆先生调入美院主持国画系山水课教学。浙江美院经过潘天寿院长等老画家、老教师的数年探索，逐渐形成了极具特色和影响的浙派画家群体，如以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为代表的浙派人物画群体。几十年后，身为中国美院国画系主任的吴山明先生还深情地感叹到：“凡我校毕业的，在全国各地取得成就的画家，都是这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的受益者。”
父亲对潘天寿先生的艺术成就是这样看的：“他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推陈出新的问题。他是强调继承传统的，但他认为继承传统是手段，发展创新才是目的。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创新。解放以后，他将极大的精力用在探索中国画表现的新题材、新形式方面。他强调山水花鸟画也要深入生活。随着思想境界的提高，他的创作道路也更加宽阔了。”（见《潘天寿研究》第128页，浙江美院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
在美院工作期间，父亲还肩负着省委交给的做好潘天寿先生等老画家、老教授的统战工作，父亲与他们交朋友，走进他们的家里，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建立了极为融洽的关系。父亲经常陪同潘先生看望美院已故国画大师黄宾虹先生的遗属。并多次接待来杭州讲学和创作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老画家，如傅抱石先生，李可染先生，关山月先生，黎雄才先生，谢稚柳先生等等，尽量为他们在杭州的生活和创作环境提供较好的条件。1965年夏，潘先生在莫干山休假期间写下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及一份较详尽的自传，交由父亲转交省委高校办。
1966年“文革”开始，同年9月，父亲与潘先生同时被关押进“牛棚”，一个是“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是“头号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每天在造反派监管下劳动、汇报，批判。父亲这样看当时的潘先生：他冷静，沉着，不乱讲话，不揭发别人，讲话实事求是。在对父亲的批判会上，潘先生很少发言，发言也只讲事实经过，而且经常被监管人员打断。平时劳动时，潘先生一般不多说话，当周围没有他人时，潘先生悄悄对父亲讲：“高书记保重！”。三年后，1969年九大闭幕时，父亲得以“解放”，先离开“牛棚”，在梅蓉劳动一段时间后被调任杭州大学党委副书记，直至71年潘先生去世没有再见过面。每当父亲谈起这些，遗憾之情难以言表。潘先生去世后，潘师母曾特地登门拜访，将《墨荷》一幅送与父亲留作纪念，她告诉父亲，潘先生曾说过：“高书记是好人啊！”，令父亲十分感动。
在与潘先生等老画家，老教师的长期共事中，父亲对中国画艺术从陌生到逐渐了解，喜欢以至酷爱。1960年，潘先生曾鼓励父亲学画，并赠送他一块自己正在使用的两面均有刻字的砚台，可惜这块砚台在“文革”中被抄家遗失。潘师母也曾送父亲一块名砚，潘先生去世后，父亲将此名砚转赠潘先生之子潘公凯留作纪念。父亲对国画艺术的鉴赏以及对国画的装裱、保管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认识。一些已收藏半个多世纪的作品，至今保存完好。
父亲离休后，除了在家写字作画，还经常受邀参加美院当年的年轻师生，如今的名人名家的画展，那些活跃在国内外画坛的美院毕业生，来杭州参加母校活动，总不忘来看望当年的老书记，送上他们的作品以展示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每逢过年过节，父亲总会收到来自美院老教师们的贺卡和他们在电话中的祝福。也常在家中接待他们，观赏他们出版的画册。父亲去世前四个月，他还抱病参加著名版画家张怀江先生的遗作展。父亲去世后，我们在整理他的书籍时，在《潘天寿研究》一书中发现一叠纸张泛黄的剪裁齐整的报纸，打开一看是1992年由甫平撰写的《潘天寿的最后日子》连载，至父亲去世，已留存了21年，父亲对潘先生的深厚情谊和对美院的浓浓情结伴随着他的一生。
父亲在“文革”前，曾藏有全国各地中国画名家赠送的作品，“文革”中经多次抄家，这些作品丧失殆尽，“文革”后，父亲重新担任美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通过努力也只找回少量作品。陆俨少先生“文革”后得知此事，专门重新精心绘制了一幅山水画送与父亲。关山月先生、黎雄才先生“文革”后来杭州，均再次将《梅花》、《山水》、《松树》等佳作相送。
这些作品中，潘天寿先生的书法与画作《翠鸟》、《雨后江山铁铸成》均是潘先生本人赠送父亲。1961年，传世之作《雨后千山铁铸成》完成，父亲认为这是潘先生指墨画创作中的代表之作，画面立意好，布局奇，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境界。当时画纸使用了温州皮纸（该纸是当年浙江省专门组织省内厂家研制开发成功，并由潘先生亲自鉴定），此画后被中国美术馆珍藏。当得知父亲对此画尤其喜爱后，潘先生不久即为父亲专门绘制了同样的一幅，题名为《雨后江山铁铸成》，一字之差，以示区别。“文革”中，这幅画也被抄走，＂文革＂后，父亲倾心找回，珍爱有加，从不示人。
黄宾虹先生的山水画是父亲多次陪潘先生去看望黄宾虹夫人及1964年举办黄宾虹先生纪念活动时由黄宾虹夫人所赠，其中一幅小山水由潘先生亲自赋诗合裱。傅抱石先生1963年来美院讲学时，已与父亲相熟多年。傅先生为父亲创作的这幅画，当时均受到潘先生等美院老先生的认可。
【作品资料】
作者
潘天寿 尺寸75.5×51cm
作品分类中国书画>绘画创作年代甲辰（1964年）作
估价RMB 12,000,000-18,000,000
成交价RMB 18,400,000
HKD 23,320,659
USD 2,760,000
EUR 2,024,000
专场
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 雨后江山铁铸成拍卖时间2014-11-21
拍卖公司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会
中国嘉德2014秋季拍卖会钤?印 潘大、金石之寿
题?识 雨后江山铁铸成。偶以土皮纸作米家山水，别有意趣。六四年甲辰秋，寿者。
鉴藏印 培明
说明说?明 1996年出版的《潘天寿书画集》在谈及中国美术馆藏《雨后千山铁铸成》时，曾专门提及此幅1964年创作的《雨后江山铁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