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画在历史中的地位

    宋代“大理国”时期，大理地区在政治、文化、经济方面都与内陆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当地的手工业技术也发展到较高的水平，许多精致的手工艺品已闻名全国。“大理王”不断地向宋王朝称臣纳贡，要求互市。于是，大理石不仅在民间作为王公贵族、土司头人骄奢淫逸的消遣品，并且作为贡品向朝廷进贡。

   据《宋史·列传》载，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大理国王“遣使贡金装碧玕山、毡罽、刀剑、犀皮甲、鞍銮”等物；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又造使“贡马三百八十匹及爵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新纂云南通志》认为“碧玕山即大理石也。”从目前的研究资料看，一般都认为当年进贡的“金装碧玕山，”就是用大理石精细加工后，镶金或贴金点缀而成的艺术品。

    到了明代，大理地区隶属大理府管辖，与内陆的交往日趋频繁，大理石的开采规摸也日益扩大，明王朝和地方官吏便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地向大理征集大理石上贡进京。品种也从放在庭院、案头玩味观赏的工艺品发展到装饰富丽堂皇的宫庭、宗教建筑和亭台楼阁的建筑材料以及制作碑牌匾额等需要的大块板材。嘉靖末年，巡抚都御史蒋宗鲁（字道父，贵州普安人）在《奏罢屏石疏》里就记述了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十九年和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先后多次征用大理屏石的情景。先要“屏石六块”、“见方五寸”；后又要“五十块，见方七尺五块，六尺五块，五尺十块，四尺十五块，三尺十五块。”

   在明嘉靖年间进贡的大理石，“只限高大，花草犹不拘”（《滇史》），但由于采石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陈察、欧阳重、蒋宗鲁等地方官多次上疏，要求“议请封闭”或“量减尺寸”。统治阶级迫于“官优民慌”、“军民啼泣”的局面，对规格要求适当减小，然而又偏重于花纹图案。着重指派进贡彩花大理石。据《滇史卷十三》记载：“万历二十一年五月，两宫（指乾清、坤宁二宫），应用大理、凤凰二项石，此乃铺宫侧用者。凡大理石中黑花，有人物山水，龙凤鸾鹤形者，即名凤凰石，其实一也。是年先完石一百块四次”，“俱有精细花纹”。

   表面上看，统治阶级作了一些让步，对规格要求不太严，但重点要彩花大理石，而且要加工好，磨光题款以后，才能进贡进京。万历二十七年，陈懋仁在乾清、坤宁二宫，亲眼看到部份贡品。他在《泉南杂志》中记载道：“乾清、坤宁二宫告成，需石陈设，滇中以奇石四十八块制，皆佳名标奇以进。时岁已亥三月，余给事水衡目览手抄，附列篇左：春云出谷，泰山乔岳，神龙云雨，天地交泰，各大五尺一寸；玉韫山光，大五尺；河洛献瑞，玄嶂云收，江汉朝宗，奇峰叠出，海山朝旭，各大四尺一寸；锦云碧汉，虹临华堵，雪溪清水，群峰献秀，麟趾呈祥，龙翔凤舞，各大四尺；一碧万倾，雪崖春霁，云霞海曙，各大三尺；万山春晓，春山烟雨，百川霖雨，各大三尺五寸；溪山烟霭，大三尺一寸；寿山福海，云汉丽天，各大三尺六寸；湖光山色，函光紫气，春山烟雨，乡云绚彩，云霞海曙，云露出海各大三尺五寸；龙飞碧汉，大四尺八寸；山水人物屏石八块；山川出云各大三尺九寸五分；烟波春晓，大三尺四寸；白雪春融，大三尺三寸；云龙出海，槎泛斗牛，各大三尺五寸，春云出谷，海晏河清，振衣千初，各大二尺九寸。”这仅仅是在乾清、坤宁二宫见到的部份大理石贡品。由此可见，从明嘉靖以后，向宫廷进贡的大理石，表面上不象先前那样越要越大，但实质上，无论从数量或质量方面，要求都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