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篇文章回答了“新中国为什么选择计划经济”这个问题。从这篇文章开始，回答“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是怎么运转的”这个问题。
如果看过前两篇文章，就会发现，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其实有很多现实的、必然的原因。而此前我们往往认为，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就是因为意识形态。看来，我们的认识和印象，和历史真实，有不小的差异。
在计划经济的运转上，这种印象和真实之间的差异，可能会更大。
在大家（包括此前的我）的印象中，新中国计划经济的运行是这样的：
建国以后，从苏联搬来了整套计划经济体制。初期，运转得还不错，但因为计划经济必然的僵化死板，违反经济规律，这套机制渐渐失灵。机制失灵，就导致计划更加严厉，甚至到了蛮不讲理的地步。
种种矛盾，积累到1958年，就出现了荒唐的“大跃进”，居然全民大炼钢铁，乡村办免费公共食堂。如此折腾的结果，就是“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饿死了人。
情况太严重，不得不做出调整，也就是放松计划经济，允许某些市场规律发挥作用。1960年代初开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才走出了最困难的情况。虽然如此，由于计划经济还顽固地存在，中国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其间夹杂的种种政治运动，进一步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
终于，到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打破计划经济的坚冰。改革从农村做起，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后来，改革推进到城市。
在这个过程中，经过几个认识步骤，制度上对市场经济的承认越来越多，最终，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在很多人看来，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个掩饰而已，其实就是市场经济。
总之就是，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就是错误地建立计划经济，历经千难万难，付出高昂学费，终于认识到，计划经济大错特错，然后改了错，恢复市场经济的过程。
这个印象和历史真实，可谓驴唇不对马嘴。
下面我就来说说，在真实的历史中，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是怎么运转和变迁的。
首先当然是向苏联学习。这个事实，无可置疑。
虽然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史，在制度和文化上有深厚的积累和智慧，但说到工业化，新中国确实知之不多。而且，工业化所必须的国民教育还欠账很多。建国初期，华北有大约150万党员，其中130万人是文盲、半文盲。
不仅基层广大党员干部工业知识不足，就是在高层，知道计划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也寥寥无几。第一篇文章提到，因此共产党大量留用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人员，这些人毕竟亲身从事过国家计划和现代化工业，多少还知道一些。
但是，这些人的数量远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苏为师，全面向苏联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当时一句流行的口号。
首先要学的，就是怎么制定五年计划。
今天我们可能觉得，五年计划的制定没什么难的。只要大领导把主要方向和指标明确了，找一帮人写出计划来，就是个常规性工作。但在1950年代初，写五年计划，可是大大难住了国家有关部门。
毛泽东后来说过：“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
应该说，当时，苏联这个老师还是很诚恳的，基本上是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教。
1952年8月，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组成中国代表团，拿着中国自己初步制定出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苏联上门请教。
斯大林接见了代表团，并对中国的五年计划提了不少具体的建议，比如指标不要定得太高。同时，斯大林作出明确保证，苏联将大力援助新中国。
这个态度的转变，可不容易。要知道，新中国刚成立时，斯大林对中国是很有戒心的。斯大林主要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新中国倒向美国，二是担心新中国成了第二个不听话的南斯拉夫，担心新中国出第二个铁托。是抗美援朝战争让斯大林彻底改变了想法。
高层确定大局以后，周恩来、陈云先回国。李富春带着一帮人留在苏联，开始上课。他们先是把苏联的五年计划拿过来，仔细研究。更重要的是，情苏联人来讲课。1953年初，苏联计划委员会的14位副主席和主要委员亲自给中国人上课，讲解如何制定五年计划。
此外，还组织参观了苏联的重工业企业：斯大林汽车厂、红色无产者机床厂、第一滚珠轴承厂、乌拉尔重机厂等等，都是当时苏联一顶一的巨型骨干企业。中国人亲眼见识了什么是现代化重工业。
这帮人在苏联努力学习，一直学到1953年夏天才回国。根据学到的知识，对原来的五年计划做了全面修改。然后又和苏联人协商，苏联人提出修改意见，大家又改。但中央对修改稿还是不满意，继续改。最后，一直到1955年7月30日，才最终由全国人大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后历时四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段是从1953-1957年，也就是说，这个五年计划是“三边项目”——边制定、边修改、边实施。由此可见当年筚路蓝缕之艰难。
一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本身就是向苏联请教、和苏联密切协商的产物，另一方面，在这个五年计划实施中，苏联援助的156个重大项目是主要内容。所以，苏联人继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当时中国的国家机关中，每个部委都有苏联顾问组。顾问组中的总顾问，作用之大，不亚于中国的部长。而且，这些顾问确实都是权威人士，往往是苏联对口部委的副部长或者部务会议成员。在工厂里，更是有大量苏联专家。
当时，新中国全国的科技人员，加起来不到五万人。而苏联派遣来华的专家，超过了一万人。苏联还接受了中国留学生6千多人，培训中国技术工人7千多人。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打造出来的中国工业体系，“苏联味儿”会有多浓。
正因为是这种全方面的大规模援助，而且是在旧中国很薄弱的工业基础上，所以影响所及，就不仅仅是在技术和资金层面了，而是延伸到体制和管理上。一言以蔽之，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全盘复制了苏式计划经济的工业化发展方式。
这类似于婴儿学母语和成年人学外语的区别。如果中国原有的工业基础比较强，外国援助的影响，就会局限在具体技术和资金层面。中国会大量保留自身的工业体系特色。成年人说起外语来，总是会有来自母语的“口音”。
但旧中国的工业基础实在薄弱，聊胜于无。苏联人如此全面大量的援助，就让新中国的工业从一开始就有“原生的”苏式基因。
当然，事后看，当时制定的五年计划，虽然全面效仿苏联，但仍然保持了不少符合中国现实的“本地化”安排。但这些因素，是次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味儿”很浓。
从指标上看，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相当好。工业平均年增长18%，到1957年，工业产值超额完成计划，超过原定计划21%；重工业在工业中占到了将近一半的比例，出现了汽车、飞机、新式机床、重型机器、无线电等一批以前没有的工业项目。
农业生产年均增长4.5%，也是超额完成计划。五年间，新建了33条铁路。公路通车里程增加了一倍。人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国民收入年均增长8.9%。计划的大多数指标都是提前完成的。
虽然形势一片大好，但有一个人却越来越不满意——“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毛主席为什么对一五计划那么不满意？一五计划有什么问题，让毛主席“心情不舒畅”呢？
下篇文章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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