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1999】第九次波动之民企进步（1）发展的风向（9.21）

本章接第九次波动国企改革，将连续7篇介绍民企进步，本次介绍第1篇发展的风向（共3294字，阅读需11分钟）

01

傻子瓜子

民营企业风向标

80年代后期，市场开始兴起一股有奖销售热，“您想拥有一辆轿车吗？请买傻子瓜子”的广告词风靡诸多媒体，傻子瓜子销售额高达400多万元。

然而，鉴于当时全国市场奖券泛滥，不少厂商乘机推销次品，欺骗顾客，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制止滥发奖券通知，“傻子瓜子”有奖销售被迫中止，各地纷纷退货，瓜子积压，生产停工，形势急转直下。

1987年，芜湖市新芜区检察院根据傻子瓜子公司一位副经理举报，对年广久所谓的经济问题进行立案侦查。年广久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再次论述了“傻子瓜子”问题。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邓小平南方谈话传达后。1992年3月，芜湖市检察院经过复查，主动撤诉，年广久被无罪释放。广久请一位教授代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致谢信。

信发出不久，年广久收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电话，说信和瓜子都收到了，他们将转交邓小平同志。

安徽工人报发表《“傻子”致信邓小平》。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200家媒体刊登了这篇报道。

02

摘掉假集体“红帽子”

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起私营企业主被判死刑后又改为无罪释放的案例。

1981年，河北省邯郸市农民冯连印与街道办事处合开一企业，街道办既未投入资金，也不参与经营。

冯在经营过程中，向国家缴纳了税金，也向办事处交了30%纯利。为了归还借款，冯先后从利润中支出4.5万元。有人告发他贪污，冯连印以诈骗罪、贪污罪被正式逮捕，判处死刑。

后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表意见，认为这家企业不是集体企业，应属私营企业。最高人民法院同意这个意见，终于在1987年冯连印无罪释放。

1990年，温州鹿城区私营企业主张朝荣将自己多年来挣的钱买了35辆中巴车，准备投入市内交通。但当时只能国营或者集体企业运营。张朝荣只好将公司挂靠在五马街道办事处下面，戴上假集体的“帽子”。

1995年，区工交委交通局突然召开运输总公司股东大会，罢免张朝荣在公司职务。张朝荣表示坚决反对，多家媒体对此作了系列报道。

后来，经过全面调查，结果是公司的存款、注册码、股东资本都是私人的。但工交委对于撤销发文却一拖再拖，直到1999年秋，在区法院的受理下，经过多方协调，鹿城运输总公司才正名为股份合作制企业。2000年4月，张朝荣再次当选公司董事长。

企业产权关系不清，与改革开放初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有着直接关系。当时私营企业主既怕财产充“公”，又怕戴“资本家”帽子。所以，在进行企业登记时、纷纷给自己戴上一顶“红帽子”，以集体企业名义，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缴纳税金。

当时戴帽主要三个原因：一是企业可以得到党政部门的支持、帮助；二是能够享受政府在信贷、税收、技术、服务等方面的优待；三是假集体企业通过上缴管理费，将部分国家税收转为地方政府的计划外收入。

因此，有人将“红帽子”比喻为：政治上的“安全帽”、经济上的“优惠卡”、额外负担的“避风港”，企业刚起步时有百利而无一害。

1994年国家工商局抽样调查，我国乡镇企业中有83%实际上是私营企业。

根据2000年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私营经济研究会联合进行的第四次私营企业调查显示，全国有1/4以上的企业戴过“红帽子”。而这个比例在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一些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更是高达95%以上。

1987年，国家工商局曾要求对企业进行“摘帽”。但是在当时个体、私营企业受到严重歧视情况下，私营企业却仍然不敢或不愿摘掉“红帽子”。地方政府由于部分既得利益，也不愿给私营企业摘掉“红帽子”，工作进展十分缓慢，没有取得实效。

1994年国家要求政府机构与企业脱钩，同样收效甚微。如浙江省台州地区1993年就开始对挂集体招牌的企业进行清理，到1994年清理不到200家，不足1%,4万多家登记为集体性质合作制企业中仍有85%戴的是“红帽子”。

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给民营企业摘掉“红帽子”增强了信心。1997年，苏南的摘帽子企业超过5000家，通过拍卖、转让等形式转为私营的集体企业也近5000家。

1998年，全面开展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中，原来的“红帽子”企业纷纷主动摘帽，民营企业终于恢复其私营、合伙及个体性质本来面目。

03

倒爷牟其中

80年代末，天性投机的牟其中，终于发现了用武之地。离开四川之后，他一直在深圳、北京、海南，从事贩卖钢材、毛线等各种贸易。

偶然机会，他得知前苏联准备出售一批图154飞机，但找不到买主。同时，刚开航的四川航空准备购买飞机，他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冒险的生意。

牟其中七拐八弯地前往洽谈，川航同意购进苏联飞机，又从四川国营企业中组织了罐头、皮衣等大批积压商品，准备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达成这笔生意。

牟其中接待苏联航空工业部官员，地点选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开始谈判之前，他告诉客人这里是戈尔巴乔夫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地方，这让苏联同志肃然起敬，并对他的“能力”深信不疑。

在牟其中空手倒腾下，这笔“生意”居然变成了现实。价值4亿元人民币的500车皮日用小商品，换四架苏制图－154飞机，他自称从中赚了1个亿。

媒体报道后，牟其中一夜成名，他开始了浮夸的梦想编织，从1992年开始：

“北京建立1000亩高科技开发区”

“投资5000万元在全国每个县建立一个高蛋白饲料工厂”

“投资100亿元独资开发满洲里”“建设北方香港”

“投资100亿建118层高的大厦”

“31亿美元给海军买一艘航空母舰”

“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口子将干旱的中国西北地区变成降雨区”

……

一个个庞大而荒诞的投资计划，在媒体上爆炸，把牟其中聚焦在耀眼的镁光灯下，使他和南德公司光明夺目。如果换作任何其他一个人，这样一个个不着边际的想法都不会被认可，但他“商品换飞机”的光环实在太耀眼，大家选择相信他。

1997年，《大陆首骗牟其中》突然出现，原本就建在沙土上的南德集团分崩瓦解。经济检察部门也发现他骗开信用证，涉嫌诈骗金额7507万美元，2000年59岁的牟其中无期徒刑。

和牟其中同命相连的，还有换回来的“图－154”，川航老总杜定欢在购入飞机后，为回避民航总局进口许可管理规定，以川航名义从俄罗斯“租了”2架俄制图-154，策划了租赁飞机“偷换”走私进口飞机的骗局。被告发后，1998年杜定欢在狱中自杀身亡。2000年，图-154以“走私飞机”名义被公开拍卖。

牟其中1991年的冒险，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在计划体制瓦解的边缘，货物积压当时是困扰很多国营企业的最大难题，这给很多像牟其中这样的倒爷提供了巨大空间。通过在流通环节的倒卖，成为屡试不爽的致富手段。

04

仰融投机

仰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在越南打过仗，1988年受了大伤，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1989年，仰融赴香港创办华博财务公司，其初始出资方为担任海南华银董事长的许文通。

仰融深知国营企业资本变革，将带来巨大利益空间。沈阳金杯汽车是东北第一家股份制改造的大型国营企业，1988年发行1亿元股票，响应寥寥。

仰融瞅准时机，以1200万美元买下了金杯汽车40%的股份，之后将控股比例提升到51%，成为绝对控股方。

仰融同时在太平洋小岛百慕大，设立了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由华博100%控股。并完成了对华博资本改造，仰融占70%、另一自然人占30%。后面有披露，仰融一手策划华晨收购金杯，所投入的现金来自海南华银。而仰融本人回应是一部分向其兄长仰锆借的，另一部分是在上海炒股所得。

在完成了这一系资本运作后，仰融开始筹划赴美上市。当时中国还没有成立证监会，为了让上市公司有一个更为合法身份，成立了非营利性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发起人是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华晨控股、中国金融学院、海南华银，仰融给华晨戴上了一顶显赫红帽子。

1992年10月，华晨中国汽车在纽约成功上市，融资7200万美元。这是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第一例，轰动一时。

仰融在1991年前后的这一系列资本操作，已经表现得非常娴熟—以少量资金控股暂时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在免税天堂设立“壳公司”，以“中国”概念在海外上市套现。

就在牟其中、仰融等人开始翻江倒海的时候，在改革观念颇为超前的江浙一带，还出现了跨所有制兼并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