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在强国兴军的道路上，长征精神将鼓舞我们不断奋勇向前。
“我打你一次土豪”
长征开始时,父亲是从瑞金踏上长征路的。
临行前，父亲曾专门去休养连看过一次贺子珍，这时她已有孕在身，去看她的同时，也想顺便打听一下毛泽东的近况。
贺子珍告诉父亲，她只知道毛泽东在于都，具体情况她也不清楚。见贺子珍的身体已显笨重，行动开始不便，父亲很是担心。贺子珍倒是毫不在意，说几个孩子除了毛毛都生在行军或作战的路上，自己习惯了。另外，休养连有不少女同志，钱希均（毛泽民夫人）也在这里，大家可以相互照顾，没有问题，叫他们放心。
黎平会议后，在贵州的一个小县城，父亲见到了毛泽东。其时，父亲所在的经济部已与财政部、粮食部等合并为财政经济委员会，毛泽民还是负责人之一，父亲则改为了厅级巡视员。
那一天，毛泽民正和父亲商量，看能不能在当地买点御寒的羊皮、棉絮、辣椒等物品，毛泽东带着警卫员陈昌奉推门进来了。
此时的毛泽东，身上只披了一件夹大衣，头发很长，面目清瘦，但精神似乎比以前好了许多。不用说，艰苦征战的岁月里，“家人”的偶聚，自然是亲情交融、欣喜万分，仿佛都有一肚子的话要相互诉说。父亲以前常说：“毛泽东也是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恋旧、很重情的人。只不过他心里装得更多的是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大事。”
趁毛氏兄弟二人说话的工夫，陈昌奉把父亲拉到一边，因为他知道父亲也吸烟，便问：“你这里有烟吗？主席那里'断顿’了。”父亲问还需要什么。陈昌奉压低声音说：“钱，给几块“袁大头”（银元）吧。我们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父亲点点头，即派人去准备。这时，陈昌奉又追出来，特别补充说：“可不能让主席知道。”父亲会意地笑了笑。
那天毛泽东与毛泽民和父亲聊了很多，但主要是机关和部队的一些实情。他仔细询问了中央机关过敌人封锁线的情况，并告诉他们，前一段部队减员很大，伤员很多，天又到了隆冬季节，部队还要继续转战，摆脱敌人的追堵，供应是一个大问题。各军团的问题他们会自己解决，但中央机关的问题，财经会要多想些办法。并嘱咐他们，所有的工作都要抓紧，都要往前赶。蒋介石是不会给我们时间的。
临走时，毛泽东还专门要父亲帮他找些地图，说：“贵州的、云南的都要，最好是比例尺大一点的、县一级的。如果能找到一些地理民情历史风俗的具体材料更好。”当然，最后也没忘了说：“把你的烟给我一点，我打你一次'土豪’！”
当看到父亲把一大包准备好的东西交给陈昌奉时，毛泽东不禁问道：“都是什么东西呀，怎么这么多？”陈昌奉赶紧抢着答话：“这是黄秘书给我们几个小鬼的慰问品，还有给您的烟。”毛泽东“噢”了一声，没再细问，只是又诙谐了一句：“看来，我们今天打的还是个“大土豪”哩！”毛泽民笑了，父亲也笑了。
陈昌奉眨了眨眼睛，对“打土豪”一说作了个“补充”：“今天是主席要我们带他找邮局、买报纸，碰巧听说财经会在这里才来的。我们是顺便，可不是专门来'打土豪’的哟。”毛泽东笑了笑，对父亲说：“地图，明天我让陈昌奉来取！”
第二天，父亲把图准备好了，可陈昌奉并没有来取。此后一个多月，父亲也再没见到过他们的身影。
后来才得知，为了进一步摆脱追击的敌人，红军主力按照新的行动方针，即“夺取遵义，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已开始向乌江北岸发兵，继续向黔北挺进……
“红军经过这样的艰苦磨练，会更加坚强”
1935年新年刚过，红军突破了天险乌江，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得到了短暂的休整机会。
一天，父亲在大街上遇到了陈昌奉。当知道毛泽东住在一个叫穆家巷的地方，贺子珍也在那里的时候，父亲十分高兴，想让陈昌奉带路去见毛泽东。路上，还用攒的伙食尾子买了一瓶茅台酒，准备带给首长尝尝。
毛泽东住在院内一个独栋洋房的二楼上，父亲上了楼，首先见到了身子更加笨重的贺子珍。贺子珍喜出望外，边拉着父亲的手，边有些嗔怪道：“哟，见你老黄一面可真不容易啊！”
“呵，是老黄呀！来，来，到我屋里坐。”这时，闻声出迎的毛泽东，一下便把父亲让到了里屋。
这是一个卧室兼办公室的房间。当时，毛泽东正在准备遵义会议上的发言。从桌上摆满的纸张，烟灰缸里盛满的烟头，以及毛泽东那双布满了血丝的眼睛上看，又是一夜未眠！
“近一个时期，部队的情绪怎么样？有些什么思想反映啊？”父亲刚刚坐下，毛泽东便询问起了他所关注的问题。他知道父亲是个质朴、率真，从不讲假话，对他也从来是知无不言的人。虽然，父亲以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只专注做事，话并不是很多，但只要是毛泽东想了解的情况，父亲都会用心留意，且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并不拘泥、顾忌什么。父亲讲：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后，大家对上面的指挥很不满，也有怀疑。特别对湘江一仗，红军冒险硬拼、损失那么惨重十分不解。大家都觉得，再这么下去，是坚持不了多久的。至于怎么个不满，都怀疑些什么，父亲都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甚至连一些牢骚怪话、骂娘的话，也都照实讲了。
过了好一会儿，父亲又说：“眼下，红军虽然甩开了追兵，但还有不少人议论：过了乌江就没有敌人了吗？打下遵义红军就有出路了吗？如果再遇上一个'湘江战役’怎么办？如果还是'洋房子’那些指挥，谁又能保证红军不会全军覆灭？革命是不是还要从头再来？总之，人们都很为红军的前途命运担扰……”
毛泽东一直没有打断父亲的话，只是紧锁双眉，不停地吸着烟，表情很是严肃，长久没有说话……
见毛泽东似又陷入一种凝重、沉思的状态，父亲知道他想的都是大事，都是很深远的事，加上该说的、不该说的，反正憋在肚子里的话，都一股脑地倒出来了，故也不便再多耽搁。要走的时候，毛泽东对他说：“战争嘛，有胜有败是常事，革命嘛，总会有曲折，只要大家树立信心，困难总会过去。红军经过这样的艰苦磨练，会更加坚强，以后会更加壮大。蒋介石要想吃掉我们没那么容易。”
最后，在送父亲出屋时，毛泽东还开玩笑地说：“前些日子我打你的'土豪’，今天你找陈昌奉他们去要，他们在这里买到了一点好烟呢！”
“不用找他们啦，我早给老黄准备好了。”此时，贺子珍把一个方方楞楞的小包递给父亲。
望着眼前消瘦的毛泽东和憔悴的贺子珍，父亲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不由得心里一酸，泪水湿润了双眼……
“就是抬，也要把你抬到目的地。”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令人振奋，但这期间发生在贺子珍身上的两件事，使父亲终生难忘，每次提起来都心酸不已。
一件事，大概发生在红军二渡赤水的前后。毛泽民和父亲得知贺子珍生孩子了，就急急忙忙往休养连赶，他们费了好大劲，才在路旁一间破旧昏暗的小屋里找到贺子珍，只见她躺在一副担架上，周围站着不少同志。父亲认识的有：董必武、邓颖超、钱希均等人。
刚刚分娩完的贺子珍，身体更显虚弱，奄奄一息。铁骨柔肠的毛泽民和父亲见状，心里非常难受。此时，在场的所有男人，似乎还不如女同志们淡定、从容和坚强，大都在一旁忍不住地默默落泪。
父亲和毛泽民几乎同时想到了同一个问题———孩子！孩子呢？
没等父亲去打听，毛泽民就手把身旁的钱希均拉到一边问：“孩子好吗？我怎么没有看到？”
钱希均流泪了。她说：“孩子很好，是个女孩。可大嫂说：'队伍马上要翻山转移，孩子怎么带呀？’结果，一口奶也没吃上，就让把孩子留给当地群众了。”
毛泽民一下不知该说什么了。停了一会，他才缓缓地问：“送走了吗？”“送走了。”“起名字了吗？”“大嫂说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说话间，贺子珍的担架已被抬出小屋准备上路了。毛泽民又追问钱希均：“你给孩子留了什么以后可认的记号没有？”
钱希均摇了摇头，说：“没有，但是大嫂在孩子身上塞了四块银元。
听说董必武和傅连璋也在孩子身上放了些银元。董必武还留了一个条子放在了孩子身上，写的什么就不知道了。”同时，她还告诉毛泽民，贺子珍生产时，还有位女红军也生了个孩子，当时邓颖超大姐在场，好像邓大姐给两个孩子起了名字。
当毛泽民和父亲再找贺子珍的时候，担架已经走远了。父亲拉住路旁行进中的一个同志问：“看见贺子珍没有？”
那同志说：“走了走了，跟着队伍一起往前走了。”
小山村的路很狭窄，行进的队伍人很多，没有什么队形，因为敌人就在后边，大家都急于前进，拥挤得很。父亲和毛泽民往前看去，只见人头攒动，哪里还有贺子珍的踪影……
全国解放后，贺子珍曾对人说：“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得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
1976年我在武汉拜访陈昌奉老人时，问到了此事。他说，解放后，他曾沿着赤水河两岸当年长征的路线寻找过，并通过当地政府了解过孩子的下落。当地同志说，他们也进行过很多调查，但一直没有确切的消息。几十年过去了，即使这个孩子有幸还活着，但又有谁能确定她的身份呢？陈昌奉说这件事的时候，很动情，也很伤感……
母亲向我转述父亲对她讲的这件往事时，也很动情。她说：“那就是革命，那就是战争……如今的母亲们、孩子们想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现在的人多幸福呀！”
另一件事，是贺子珍在长征路上一次危及生命的重伤。据父亲和陈昌奉回忆，这件事发生在红军奔袭云南的途中。
那天，还在行进中的休养连突遇三架临空俯冲下来的敌机轰炸，贺子珍把伤员压在自己的身下，身负重伤、失去了知觉。
经检查，她全身负伤有十几处之多，甚至有些弹片可能已经嵌入骨头、伤及了内脏。可在当时，根本无法也不可能实施手术，能做的就是擦一些酒精，把表面的弹片取出来，然后再敷上一些云南白药。至于那些较深的弹片，恐怕只能永远留在她的身体里了。医生在进行这些处理时，是来不及用麻药的。剧烈的疼痛噬嚼着贺子珍，她昏迷了过去，而且嘴里、鼻子里开始往外流血，呼吸、脉搏也越来越弱，医生很是紧张，大家更是不知如何是好。
几个人商议了一下，准备派人陪贺子珍找一处老乡家住下来养伤。因为部队不能停留，还要继续前进！
此事很快报告给了毛泽东。听说要让贺子珍留下来养伤时，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话：“不能把贺子珍留下，就是死也要把她抬上。”他太了解刚毅、执着、倔强的贺子珍了。让她从此离开红军队伍，那还不等于要了她的命？！随后，他又委派傅连璋立即赶往休养连，去进一步救治。
傅连璋来了，他把所带的诸如止血药、强心药基本都用上了，贺子珍的伤情得到有效控制，没有再进一步恶化。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竟奇迹般地苏醒了。
看到守护在身旁的毛泽民夫妇和其他同志，贺子珍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把我负伤的事告诉老毛，他在前线，忙，不要让他为我分心。”毛泽民夫妇则告诉她，毛泽东已经知道了，傅连璋就是他派来的。没事，你会好起来的。
没过多久，毛泽东来到了休养连。
这时的贺子珍，伤势已经开始慢慢好转，但生活仍不能自理。她用探询的口吻对毛泽东说：“唉———我不能工作，还要别人抬着……要不别管我了，就把我放到老乡家，等养好了伤，我再去找你们。”
毛泽东拉过贺子珍的手，轻轻地拍着说：“你放心，我和同志们是决不会把你丢下不管的。就是抬，也要把你抬到目的地。”
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贺子珍心头释然了，眼眶湿润了。在场的毛泽民夫妇、傅连璋、我的父亲和陈昌奉等，无不为之动容拭泪。为贺子珍的坚强，也为毛泽东的深情，为革命的艰难，更为战友间的那份爱……
“恩来夫妇让马的事，完全可以编出戏演一演”
父亲是带病进入大草地的，他的肺病复发，高烧不退，胃也痛，难进食，有时还呕吐不止。鉴于父亲的身体状况，为了照顾他，毛泽民决定把父亲送到休养连。
开始父亲并不同意，毛泽民耐心地做工作,父亲无语，算是勉强同意。不久，父亲跟着休养连开始向大草地进发了。头几天，他还咬紧牙根坚持着。大概走到接近草地边上、离一个叫班佑的地方不到一天路程的时候，父亲的病突然加重了。先是吐水（肚子里没有粮食），后来开始吐血，且昏死过几次。
这个情况被邓颖超发现了。她自己当时身体也不好，搞不清是休养连临时给她配了一匹马，还是周恩来的马随着她过草地。反正，她见父亲吐血、昏迷，便让人把马牵过来，扶父亲上了她的马。而她自己则又跑前忙后，招呼、照顾其他的人去了。
当时，父亲的神志不太清楚，走了一段才发现自己是在马上。当得知马是邓大姐的时，父亲一边对马夫说“那怎么行、那怎么行”，一边挣扎着就要下马。这时，那位马夫赶紧扶住他说：“照料你是邓大姐交给我的任务。看你这个样子，下马也走不了呀！”马夫还说：“说是邓大姐的马，其实她很少骑，都驮那些伤病号了。”
父亲的眼眶有些湿润，忙又问“邓大姐现在哪里？”那位马夫往后一指：“就在后边，离我们不会太远。”父亲急切地跷首回望，可眼中一片晶莹，模糊得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没看到，只能任凭热泪不断涌出……
邓颖超的马驮着父亲，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程，不仅使他减轻了病情、恢复了体力，还使他与大部队一同走出了草地。父亲曾多次对母亲和其他同志讲，没有邓大姐他可能就永远留在大草地了，是邓大姐又给了他一条命。邓大姐是他的“救命恩人”。
长征路上“邓大姐让马”的这段佳话、这个故事，成了我们的传家之宝。以前它鼓舞着父亲、母亲，现在激励着我们兄妹，将来还将铭刻在子孙的心头……
通过腊子口，翻越岷山，红军到达了甘南小镇哈达铺，部队决定要在这里休整几天。
忙完手中的工作，稍得空闲，父亲买了点辣椒咸菜和牛肉干，便去看已到多日的毛泽东、贺子珍和周恩来、邓颖超。
毛泽东见到父亲很高兴，父亲见毛泽东的身体好了很多，脸上也有了红润，更是高兴。他们一起聊遵义分别，聊雪山、草地，有跋涉途中的见闻轶事，也有历尽艰辛后的内心感慨。
父亲向毛泽东讲起了“邓颖超让马”的事。听完“故事”后，毛泽东的心情似乎舒缓了许多。他笑着说：我看，恩来夫妇让马的事，完全可以编出戏演一演，教育大家嘛！他还说，他俩的身体都不是很好，可人品高尚，堪称楷模啊！
见毛泽东床上、桌上摆着不少国民党的旧报纸，父亲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对了，我也搜集了一些报纸，还想着要给您送来呢。”
毛泽东说：“暂时不要了。这段时间，部队送来了不少，陈昌奉他们也买了不少。从敌人的报纸上，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刘志丹他们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搞得不错。我们就是要去同他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里离陕北也只有六七百里的路程。快了，快了，我们快到抗日前线了。”
不久，父亲在哈达铺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大家不是盼着有自己的根据地吗？告诉大家，快了，快了，我们快到根据地了。现在我们的人数是少一点，但比1929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还多哩！
中央和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从此大步迈向胜利会师。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在强国兴军的道路上，长征精神将鼓舞我们不断奋勇向前。
作者：黄新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空军原副政委
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2016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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