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1999】第九次波动之城镇发展（9.33）
接第九次波动资本市场，本次介绍城镇发展，看城镇化过程中，不同城市的情况（共3839字，阅读需11分钟）“民工潮”
改革开放之前近30年时间里，中国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城乡二元结构。1953年国家工业化起步，农业的积累是工业主要来源。国家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一方面对当时的国民经济起到了稳定作用，但也剥夺了农民对其剩余产品的支配权，丧失了市场主体地位。为保持统购的政策落实，国家采取一系列政策，严格限制农民的流动。生产领域，严禁土地流转，限制农业劳动力流动，压低劳动机会成本，维持农产品低成本。分配领域，严格划分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福利制度。国家垄断经营，关闭市场，限制区际交易，严禁长途贩运。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制度、副食品供给制度、生产资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劳保与养老保险制度等，像一堵墙，把农村和城市人为隔离开来。在50年代，农民可以通过做工或婚姻进入城市，到1964年这两种渠道被堵死了。特别是孩子的户口随母亲，是我国户口取得的核心原则，至少在1998年以前一直如此，严格、有效地控制农转非数量。这时，只剩下另外十分狭窄的渠道对农村青年精英开放：可以说，以户籍政策为核心的一系列保护城市政策，犹如一道无形闸口，将农村居民阻挡在城市之外。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将新户口登记制度法律化，构建起中国独特的二元户籍制度体系，把我国城市、乡村社会分隔开来，也基本固定了城乡利益格局。同时为减少城市吃饭与就业人口，从1962年起，国家就开始有计划地动员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去农场或公社插队。1964年，要求对迁入城市的人口严格控制。“文化大革命”后，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为常态。1962年到1979年，全国累计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1776万人，还有数百万机关干部和职工下放农村，被注销了城市户口，这对下乡人员无异是残酷的现实。“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他们便开始返城之旅。城市人口剧增，但无法提供足够就业岗位，一时各种犯罪频发。1981年再次加强对入城人员限制。渴望“农转非”的呼声迅速高涨，“农转非”给那个时代打上深深的烙印。1985年，建立了居民身份证制度，更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工作、生活、社会交往需要。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二元户籍制度的内容并没有多少实质性变动。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天灾人祸，农村很少发生大规模人口流动。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从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农民开始南征北战。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最大的一次生产力解放，农民手脚从土地上释放出来了，大部分的农民都过上了“三个月种田，两个月过年”的生活。随着人口增长，1985年后粮食生产下降，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暴露出来，但80年代中期以来各地乡镇企业的崛起，不仅吸纳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也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农民收入继续增长，一些农民过着离土不离乡的生活，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并没有爆发。但农村改革成果，很快被卖粮难、收入增长滑坡稀释了，由于种粮的比较效益降低，特别是80年代末治理整顿以后，乡镇企业发展受阻，农民收入增长停滞不前，1989-1991年，农民收入只有0.7％的年增长率，不少地方还出现了负增长。为了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开始了离土又离乡的大规模流动，涌向城市，为的是找份临时工作挣点收入。1989年初春，铁路“春运”爆满，被称为“民工潮”的首次爆发。一时间，不仅交通运输吃紧，城市也感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涌动的农民工充斥着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不愿离开城市，尽管事实上城市也离不开他们，但城市难以容纳如此多的闲散农民工。流动人口激增，治安问题逐渐增多。由于城市提供的打工机会有限，民工们对又脏又累的任何机会都不挑剔，城市就业压力明显上升。治理整顿期间，城市经济不景气、对于进城农民的清退，客观上造成了一批留不下、回不去的农村劳动力。由于寻找临时打工的机会漫无目标，他们被一些人戴上了“盲流”的帽子。1992年，改革开放大潮再次涌起，各地热气腾腾的建设浪潮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此后不久开始的宏观调控使经济降温，但迈出了家门的农民顽强地在他乡坚持着、奋斗着，一如他们固守土地终生不渝的祖先，不赚钱，不言归。1994年，民工潮达到了一个高峰，尤其是春节前后，大批农民工像潮水一样呼啸而来，使全国铁路、公路、水运、民航超负荷运转。春节前后有10万农民工滞留车站，有的时间长达一周，引起全国关注，估计接回、送走农民工500万人，这相当于将5个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在火车上搬来搬去。6200万人口的农业大省湖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达1000多万人。而劳动力流出最典型的一个省份当数四川省。四川拥有1.2亿多人口，流动劳动力达870多万人，出省的就有500余万人。有关资料显示，当时中国13亿人口，有近9亿在农村，约有2亿属于农村“失业”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完成的一个历史使命。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共产党把农民从被奴役的地位中解放出来。第二次解放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从计划经济中释放出来。第三次解放伴随着土地承包制起步，它连续两次创造出巨大的飞跃：一是在农业生产解放基础上，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实现了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部分就地转化；二是剩余劳动力异地求转化，而一旦它同市场接轨，便卷入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乡镇企业和农民进城这两件大事，改变了农村的历史进程。这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非农化的两种主要形式，使农民放弃了已经注定的社会身份，向城乡二元的社区结构发起了猛烈冲击。02
1997年，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诞生了。早在1994年秋天，中央就在高度保密的前提下开始了重庆直辖的论证和设计工作。第一个设计方案，是以三峡库区为中心设立一个一级行政区。考虑到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太多，中间管理层次没有解决，未走出原“三峡省”的思路，不符合精简、效能的原则，放弃了。第二个是新设立重庆直辖市。重庆东邻湖北、湖南，南靠贵州，西接四川省内江市、遂宁市，北连陕西省和四川省达川、广安地区，东西长470公里，南北宽450公里，主要分布在长江沿线，基本处于云贵川藏的腹地，总面积8.2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000万。经济学家认为，根据地缘经济学和边际效应理论，在天时地利的长江上游地，投以巨大激发因素，产生的“裂变效应”，不仅会直接促成长江开发战略成功，更会使西南2亿多人口受益。重庆的直辖为两年后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布下了一颗重要的战略“棋子”。03
在长期城乡分割的中国二元社会里，禁锢了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民进城（镇）简直就是一个梦想。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大规模建设，农村人口比重由1953年的86.69％逐步下降到1960年的80.25％。三年困难时期，为了缓解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危机，国家有计划地精简了职工干部1597万人，再加上被遣返的职工家属约2600万人，导致城镇总人口比重下降，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文化大革命”中约2000万城市青年被下放到农村。至此，以各种名义下放到农村的城镇居民达到5000万人以上，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0％。我国的人口流动状态与各国城市化趋势背离。70年代末期，我国城市化水平不到19％，而亚洲的平均水平是26％，世界的平均水平是40％。随着农村经济体制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有了大量生产自由时间，土地不再束缚人口流动。1984年“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标志着城乡隔绝的体制首次被打破。温州龙港散落着6个小渔村的沿海滩涂，人口只有4000。1984年，鼓励先富起来的农民自理口粮、自建住宅、自谋职业、自费医疗，很快，一座现代化的小城，出现在这片昔日荒凉的海滩上。不到10年，就成长为拥有13万常住人口（流动人口规模更大）、年产值超过13.2亿元、市场成交额达6.7亿元的新型小城市。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总体改革目标的确定，市场机制的逐步加强，小城镇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大多数小城镇的投资、产业、发展、就业，基本上是靠农民的力量实现的。1993年，国家全面放开了农产品市场购销，实行了几十年的城市粮食定量供应制度也自然取消，农民进城的一个重要障碍得以消除，“民工潮”规模逐年扩大。三是原有城镇申报改成“建制镇”和“县级市”，争取更大的发展权；这些新兴的小城镇，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既反映了广大农民向往城市的历史趋势，出现了许多新的创造，又带有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由于缺乏通盘研究和统一规划，有些小城镇布局不合理，建筑零乱，甚至造成浪费。尽管发展中的问题多多，争议不少，但要将城市化率由30％提高到50％甚至更高，小城镇的改革发展任务艰巨。发展小城镇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素质，推动国民经济更快增长。1998年，将小城镇建设提升至“大战略”高度。1978年，我国有建制镇2176个，到1988年发展到11481个；到2001年底，已突破2万个，达到20374个。20世纪90年代这10年间，我国平均每年新增小城镇800个左右，每年转移农村人口1000万人，10年中有超过1亿的农村人口落户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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