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对曾国藩说：五十年内清朝必亡。这个预言惊人的准确。1911年，也就是四十四年后，清朝果然灭亡。
其实，对类似的预言，不必太当真。预言嘛，总是说中了被记住；说不中的，大家也就不提了。不过，赵烈文对国家的这种悲观情绪，在晚清以来的社会中很普遍。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让人有很强的的无力感。国家各方面都陷入衰败——无可逆转的衰败。社会的失序、混乱乃至崩溃、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无论人们做什么，都无法挽救这“将倾的大厦”。
这种悲观情绪后来延续了很长时间，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我们读晚清史时，仍然会觉得，晚清就是“气数已尽”，所有试图补救的想法和做法，都注定徒劳。
对李鸿章的评价，是这种悲观情绪的一个表现。以往，对李鸿章的评价，很负面，指责他是卖国贼。这是革命叙事的一部分。后来，革命叙事不大讲了。认为清朝“气数已尽”的悲观情绪成了主流。既然如此，很多人就接受了李鸿章自称的那个“裱糊匠”的说法。大家认为，李鸿章固然没能救国，但也算是拼尽了老命保住了清朝的门面，其心可嘉，其人也很不容易。大家别骂了。
问题在于：晚清真的是“气数已尽”，无论换谁来都没办法么？
李晓鹏的《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对此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书中，作者仔细梳理了晚清以来的主要历史脉络，对这段历史提出了全新的见解。其中相当部分的内容概括来说就是：大骂李鸿章及其淮军集团。
大多数人对晚清的印象，可能就是一个接一个对外战争的失败和一大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其实，历史并不是这么简单。晚清确实打了很多败仗，但也打过很大的胜仗。最主要的两次大胜仗就是左宗棠收复新疆和清军在中法战争中打败法军。
这两场胜仗，历史教科书都讲过，广为人知，但大家可能没注意后面的人事布局。
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湘军反而成了清廷的心腹大患。曾国藩并没有作乱称帝的野心，主动解散了湘军。湘军解散以后，李鸿章的淮军趁机做大。随后，在镇压捻军的过程中，淮军进一步壮大，接替了湘军的地位。
从那以后，李鸿章为首的淮军集团在晚清政坛上呼风唤雨，成为主导力量。
在淮军集团以外，另有一股政治势力，大致可称为“清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事实上，湘军解散以后，左宗张之洞成为清廷用来制衡李鸿章淮军集团的主要政治力量。
《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一书的新见解就是：用李鸿章的淮军集团和左宗棠的清流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来解释清末很多政治上的大事，并整理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
并非偶然的是，收复新疆、打败法军这两场胜仗，都是左宗棠集团的人领导而成。收复新疆，左宗棠直接带兵出征。中法战争，开始是淮军出战，被法军打得大败。随后前线主将换成左宗棠提拔的冯子材等人，张之洞在后勤上提供大力支持。清军在镇南关大捷中一举击败法军。要知道，这是东亚军队第一次在战场上打败西方正规军。
收复新疆和镇南关大捷这两场胜仗对外的影响极大，这个影响我们今天甚至难以想象。就因为这两场胜仗，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全世界流传着一个“中国神话”——谁也不可能侵占中国的领土。甲午战争以后，英文报纸才发文称：中国领土不可侵犯的神话终于破灭。
如果左宗棠集团能成为晚清主导的政治力量，历史会完全不同，但是，虽然打仗不行，但李鸿章集团在政治上占了上风，成为“建制派”。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战场上打了胜仗的中法战争，被李鸿章办成了形同失败。
得知中法两国签订和约的左宗棠气愤失望至极，上书请求退休。两个月后，左宗棠去世，临终留下遗言：“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此括号内文字排版有误，请自行忽略。李晓鹏的《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对此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书中，作者仔细梳理了晚清以来的主要历史脉络，对这段历史提出了全新的见解。其中相当部分的内容概括来说就是：大骂李鸿章及其淮军集团。）
左宗棠集团中的人，左宗棠、张之洞、冯子材、刘铭传等等，共同点是都很清廉，是公忠体国之人。他们取得的对外战争胜利，充分证明了中国当时并非无可救药。左宗棠收复新疆时建立的军队，装备了非常先进的武器，战斗意志也很顽强，战斗力很强，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都要算是最强陆军之一。如果左宗棠集团的人能成为晚清主导力量，事情大有可为。
可惜，成为主导力量的是李鸿章的淮军集团。和左宗棠集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鸿章个人及其淮军集团，有三大缺陷：
1 贪 腐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却没有继承曾国藩的清廉，相反，李鸿章非常会做官，非常善于捞钱。对此，曾国藩看得很清楚，早有评价：“李少荃拼命做官”。在捞钱上，李鸿章也是一个高手，当时人称“宰相合肥天下瘦”。据估算，李鸿章家产至少在千万两白银以上。这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简朴生活几乎成了两个极端。
上梁不正下梁歪。淮军集团里面的其他人，也都好财不止、贪得无厌。这些贪腐的官员，不仅侵吞了巨额财富，还因此畏怯避战、阻挠改革，成了投降派和守旧派。在甲午战争中，众多淮军将领和日军一触即溃，奔走逃命，和左宗棠集团的英勇善战形成鲜明对比。
2 大 搞 派 系
和曾国藩大力发现、提拔人才不同的是，李鸿章用人，只看派系。在北洋提督、天津军械局、开平矿务局总办等重要职位上，李鸿章都是任人唯亲，只讲派系，只用他们淮军系的人，以至于这些重要岗位都被无能之辈占据。甲午战争中更是淮军将领一手遮天。这种小派系利益至上的做法，是甲午战争和晚清政治堕落的重要原因。
3 迷 信 洋 人
左宗棠集团之所以能在对外战争中取得大胜，首要的条件就是他们不怕洋人，不迷信洋人，虽然也借助外债等力量，但坚持以我为主，敢打敢拼。
李鸿章则完全迷信洋人，更不敢和洋人坚决斗争。在李鸿章看来，英、法、德、俄、美这些西方列强是完全不可战胜的，想都不敢想。在外交中，李鸿章总是寄希望于英国人帮忙出面“协调”，以为这是对付其他列强的唯一办法。
李鸿章主持下的晚清外交，往往被感叹为“弱国无外交”。其实，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是不是就只能那么屈辱求和，恐怕要划一个很大的问号。以中日甲午战争为例。中国在战场上被打败以后，李鸿章当然认为毫无办法，只能和日本人停战求和。但是，当时的另一位大员刘坤一上书朝廷，主张血战到底，退守山海关甚至北京，用苦战死战把日本人拖死。
不要以为刘坤一很天真很激进。事实上，刘坤一的视野更大、考虑问题的层次更深。甲午战争时，日本人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当时日本国力并不很强，国内因为打仗而承受的压力极大。开战三个月，日本工业生产下降51%，商业下降31%，农业下降13%。日本国民生活苦不堪言，国内已经爆发零星的农民起义。如果中国选择血战到底，日本人多半会主动停战。到那时，即使双方签订和约，中国得到的条件也要比《马关条约》好得多。
贪腐、讲派系、迷信洋人的李鸿章淮军集团，掌控了晚清的政治，对中国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国运不兴。如果说晚清“气数已尽”，这个气数，就是朝廷用人不当，加之左宗棠等人先后凋零。如果左宗棠等公忠体国之士能掌握权力，成为主流，晚清的政治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番好得多的景象。
结论是：对李鸿章的整体评价，还应该是负面的。即使不批到“卖国贼”的地步，也应该说到“误国”的地步。那些对李鸿章的“同情式理解”，是因为对真实历史的认识不够深。更主要的，是对一项重要规律的理解不到位。
这个重要规律就是：对政治来说，人治才是根本。
现代政治的主流观念是制度优先，强调制度的基础重要作用，认为只要有了好的制度，人的素质、道德、能力等等并不重要。恰当的制度设计和利益制衡，足以让不那么出色、不那么优秀，甚至拙劣的人也把事情办好。
这种观念，对中国政治传统来说很陌生，也很难接受。中国的政治传统强调人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对政治、对治理国家来说，“得人”是第一位的。从古至今，人们对国家政治的首要要求就是朝廷一定要“近贤臣、远小人”“选贤任能”“择优任用”，选用的官员应该“德才兼备”“公忠体国”，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才能国泰民安。
在现代政治观念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得人”观念，被贬低为幼稚、迂腐甚至荒唐。其实，中国的政治传统，凝结了数千年的实际政治经验，通过无数次“试错”而形成。而所谓的现代主流观念，所经受的考验远远没有如此丰富。从这些观念成为主流，到先进只有三四百年。这些政治观念已经显露中很多缺陷和不足，并在现实中造成了国家治理的退化甚至失败。可以很肯定地说，这些观念，相比深厚的中国政治传统，才是幼稚和迂腐。
抛弃这些幼稚和迂腐的观念，回到深厚的中国政治传统，再来考察晚清以来中国的近代史，对历史的认知，要深刻、全面得多。
未来的思想史会记下这几百年来人们政治观念的这个“大回转”，从貌似先进、实则幼稚的“制度决定论”回转到老派的、传统的“选贤任能”。经过这个思想“大回转”，人们会更深入地认识到：对社会来说，人永远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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