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其世界观转变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关注。青年毛泽东在寻求救国道路中，通过对各种学说的比较鉴别，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彻底清算了思想结构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完成了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转变。思想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应当坚持历史的辨证态度，立足时代背景和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完整轨迹，认识和评价毛泽东世界观转变问题。
关键词：
青年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使党拥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拥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其世界观转变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学者们就“毛泽东何时转向马克思主义”论题展开了探讨与争鸣。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对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时间与标准问题作一梳理和考析。
/一、在寻求救国道路中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的。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在领导驱张运动的同时，接触到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著作。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谈及这段经历，自述他在第二次赴京期间，热心地寻找当时为数不多的有关共产主义的著作。其中有三本书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思想，使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从此再未动摇过。这三本书分别是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所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所著的《社会主义史》。基于这段回忆，毛泽东自陈道：“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是毛泽东叙述自己思想形成的一段很重要的话，也是学界研究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重要依据。持“夏天说”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提到的三本书对其思想结构的转型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他不仅在保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谈及，时隔五年，当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妇女生活调查团时，再次提起他曾于1920年读到了上述三本书，从书中他懂得了人类有史以来便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从此开始老老实实地钻研阶级斗争。与1936年谈话不同的是，这段回忆没有将三本书与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时间直接联系在一起。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有学者对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进行了考证，提出毛泽东在1920年夏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所读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书却出版于1920年8月以后。这样就出现了前提(读三本书)与结论(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间的矛盾，并由此质疑毛泽东关于其世界观转变的说法。有学者引述时任毛泽东与斯诺的翻译吴黎平的说法做出回应：《西行漫记》一书中的“有些人名、时间、地名不准确。毛泽东同志当时在没有使用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进行口述，又经过斯诺用外文记述，发生某些差错是难免的”。还有一部分学者坚持认为，毛泽东虽然没有在第二次赴京期间读到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却读到了罗章龙或刘仁静等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从中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开始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
《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在1920年夏还没有出版，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不能据此质疑甚至否定毛泽东在此期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现实性。同样，我们也不应将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时间同三本书机械地、教条式地联系在一起。对于1920年夏天的毛泽东来说，关系到他思想转变的不仅在于读到了哪几本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是否系统完整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为重要的在于他是否摆脱了此前各种改良思想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束缚，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毛泽东自青年时期就树立了改造中国、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把个人的志向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赴京，着手筹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之事，时值中国思想界大解放，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大量的西方思潮纷至沓来。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不仅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还读到了大量最新出版的报纸、杂志，参加了多种社团活动和社会调查。各种新鲜的理论观点短期内一并涌进毛泽东脑中，使其理论视域得以拓展的同时，也使他的思想结构陷入到一种多元并存的混杂状态。正如毛泽东自己所忆，当时他的思想呈现出一种民主改良主义、自由主义、乌托邦主义交织的“大杂烩”状态。马克思主义也在这一时期进入到他的理论视野中，在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下，他的思想“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进京时，如果说毛泽东对改造中国道路的求索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那么，当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时，摆在他面前的不单是如何同张敬尧展开斗争的问题，更为棘手的在于如何在驱张之后建设湖南。在现实问题驱动下，毛泽东对空想社会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实验主义等他认为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进行了亲身实践，以检验这些理论是否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能否成为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行动指南。通过对种种学说进行比较鉴别，特别是通过反思驱张运动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局限性的认识愈加清晰，明白这些主义在理论上说得通、在实践中却是做不到的。由此，毛泽东逐步理清了自己的思想结构，摒弃了曾经信奉过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理论。与此同时，毛泽东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研究，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渗透到实践当中，并援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来总结驱张运动的经验教训。到1920年6月，毛泽东思想结构和总体世界观的转型已经初现端倪，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其思想结构中的主导性要素。
众所周知，毛泽东向来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第二次到北京，期间他“热心地搜寻”共产主义书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进行纯粹的学术性研究，而是于种种主义的实践考察都告失败后，寻找一种更加科学、能够指导实践活动的指南。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毛泽东关注的焦点，不在于他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系统、完整，而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否能够解决中国迫切的现实问题，是否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在当时所做的主要工作，是从中国革命所遇到的棘手问题出发，撷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要点，借以科学认识和正确指导革命实践。
/二、在理论结合实践的过程中完成世界观的转变
在毛泽东的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思想界对十月革命和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宣传介绍，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苏俄、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其创办的《湘江评论》中曾对十月革命的胜利热烈歌颂道：俄罗斯驱逐富人，推翻贵族，劳农合立了委办政府，协约国乃至全世界都为其动容。各国人民若想求彻底解放，惟有步俄国之后尘，实行社会大革命。历经驱张请愿活动，深感改良于中国革命无济于事的毛泽东，开始把目光集中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道路上。为此，他大量研读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文字材料，对苏维埃政权的运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并多次表达有意赴俄留学的想法。这表明毛泽东在探寻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上已经发生了转变，俄国道路作为一种可能性的选择，已经在毛泽东思考和分析中国各种社会问题时发挥了重要的参照系作用。
/三、以历史的辨证态度理解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问题
在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时间问题上，一些人质疑毛泽东本人提出的1920年“夏天说”，除了当时《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还未出版，另一个重要论据在于，毛泽东在1920年下半年投入很大精力所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没有超出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同时带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价湖南自治运动，便成了衡量他世界观是否转变的一个关键问题。
/四、结语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其思想结构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因素逐步积累并占据主导地位的艰难过程，其间经过了对多种学说的比较鉴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身实践，以及对湖南自治运动的深刻反思。因此，我们在理解毛泽东世界观转变这一动态过程时，不能简单用“夏天”或“冬天”等具体尺度来界定，也不应当机械地、教条地同读过哪些马列著作等同起来。纵观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全过程，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中国革命的实践成败检验普遍原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和科学性，逐步探索出一条“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真理淘沙之路，实现了由唯心主义者到唯物主义者、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青年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艰辛历程，作为我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思想发展过程的缩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历史发展方向，代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正确革命方向。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便没有动摇过，带领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始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进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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