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中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在毛主席和朱德的领导下，红军接连粉碎三次敌人发动的大规模“围剿”，中央苏区连成一片；“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和“宁都起义”给国民党统治集团极大打击，导致其内部矛盾激化，蒋介石被迫下野。
这样的形势对中国革命本来是极为有利的，但1933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却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致使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最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输得一塌糊涂，中央红军和党中央被迫长征。
1932年冬，蒋介石调集40余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此次他们采用的是“分进合击”的战略，兵分三路进犯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在黎川、建宁地区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再接着进攻广昌，一举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
此时的毛主席已经受到中共临时中央的错误排挤和打击，被迫离开了红一方面军，但毛主席在前3次反“围剿”形成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已经在红军中深入人心，周恩来和朱德也就继续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指挥此次反“围剿”作战。
1933年1月5日，红军一举歼灭敌军第5师，俘虏敌军旅长周士达以下2000余人。就在此时，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迅速开始了对中国革命粗暴而又错误的干涉和领导，先是命令红一方面军进攻敌人重兵设防的南丰城，一厢情愿想要以此破坏敌人的“围剿”计划。
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担负进攻南丰城的主攻任务，他先后组织了2次猛攻，伤亡不小，仍未奏效，还牺牲了第3师师长彭遨，彭德怀心中非常不快。而此时陈诚正督率优势敌军兵力火速赶来南丰，在彭德怀的建议下，红三军团撤了南丰之围。
红三军团改而佯攻南丰，主力则与红一军团迅速急行军埋伏在广昌以西地区的大山树林中待敌。2月27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对敌人援军第52和第59师发动突然猛攻，全歼敌军这2个师，并俘虏敌军16000余人，缴枪15000余支。
红军得手之后，又迅速移兵黄陂、东韶一线，隐蔽集结待敌。3月21日，红军突袭敌人援军第9师、第11师，歼敌6个团，俘虏敌军8000余人，缴枪7000余支。但这一仗红军也付出了很大伤亡，彭绍辉和洪超两位将领被打掉手臂，成为独臂将军。
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吃掉了敌人的3个整编师，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尤其是缴获了很多轻机枪，此后，红军每个连队才开始配备了2到3挺轻机枪。
也就在这时，李德到了中央苏区，在临时中央的授权下，红军指挥权落到了李德的手里，此后，红一方面军就再也没打过像样的仗了。本来，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但临时中央到了中央苏区后，一切都变了，大好的形势迅速急转直下。
临时中央不但取消了毛主席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逼迫毛主席离开红一方面军，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还把中央苏区在毛主席手里创建并坚持下来的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统统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加以批判，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思想陷入了混乱之中。
临时中央转而推行一整套“左”的方针政策，使得原来毛主席规定的“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只剩下了打仗，这就造成了军队与地方、军队与群众日益脱离的被动局面，再加上他们推行的一整套“左”的方针政策，使得自己日益脱离群众而陷入孤立境地之中。
临时中央这一系列的动作下来，给红军造成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严重困难，国民党本就加强了对中央苏区的封锁，再加上临时中央实行“左”的方针政策，无异于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比如，红军以前可以从赣州、吉安等地运盐进入中央苏区，现在却连盐都吃不上了。
在军事上，红军在李德的瞎指挥下实行分兵作战，导致红一方面军连连受挫，力量日益被削弱，丧失了机动作战的能力。所以，红一方面军在1933年5月间进行了缩编，整个中央红军缩编为8个师，这就是当时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
以前，红军部队除了主力之外，还有地方部队和赤卫队，主力红军主要负责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主力红军的补充和扩大主要依靠地方部队升级以及改造敌军俘虏。自这次缩编后，主力红军被削弱了，军事指挥连连失误，基本上没打过胜仗，也就没有俘获了。
但更令人痛心的是，临时中央却很热衷于搞花架子，把地方上组建的一些新部队另编了几个新军团，还把活动于赣东北地区的红十军调来中央苏区，使得主力红军看上去编制扩大了，从3个军团变为6个军团，实际上只是些空架子，徒有虚名，完全是虚张声势、自欺欺人。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临时中央没有实事求分析形势，又可笑地把李德捧成了军事指挥上的权威，决定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全线出击，实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一部分以红一军团为主，称中央军，守苏区北大门；另一部分以红三军团为主，称东方军，入闽作战。
临时中央的如意算盘是，要在这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接着夺取南昌等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首先在江西和邻近省区获得胜利。东方军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带领下，孤军东进，虽然开始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红一、三军团分离作战，基本上就没有打过真正的好仗。
部队反而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和消耗，而当时蒋介石已经在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1933年9月，准备就绪后，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采取堡垒主义和持久作战的新战略，寻求红军主力进行决战。
敌军重兵压境，临时中央不顾东方军在闽北孤军奋战的现实，却急令东方军返回中央苏区北线，收复黎川，以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的错误方针。以前，毛主席每打完一仗都要安排部队进行休整，养精蓄锐，再伺机歼敌，但李德指挥却全然不顾这些。
极为疲惫的红三军团在彭德怀的率领下先是奉命向黎川以北的敌人巩固阵地硝石发起进攻，彭德怀很快就发现部队有受敌人重兵夹击以致被歼灭的危险，迅速率部队撤离险境。可李德又命令红三军团远离苏区去攻打抚州附近的浒湾，导致部队遭遇重大伤亡不得不撤离。
临时中央在前方另组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政委。但又安排项英代理朱德的中革军委主席职务，这就等于在前线作战的朱德和周恩来反过来要听命于后方李德、项英等人的指挥，这仗怎么打？
浒湾没打下来，临时中央不好追责战功卓著的彭德怀，就把红七军团政委萧劲光撤职、开除党籍，还要审判；又把第5师的团政委麦农本抓起来做替罪羊，先撤职，再处死。硝石、浒湾战役的失利以及相关人员被冤枉处理甚至处死，已经预示了红军要迎来更惨重的失败。
果然，到1934年10月，在临时中央和李德的瞎指挥下，红军接连遭遇惨重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迅速被敌人蚕食、侵吞，最后濒临被敌军包饺子的危险境地。无奈之下，中央红军和党中央只好仓促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艰难困苦的战略大转移——长征，中国革命陷入绝境。
其根源就是因为临时中央于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后，直接排挤、打击毛主席，全盘否定毛主席的一整套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推行一整套“左”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是说，临时中央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彻底改变了中国革命走向，这就是1933年中国发生的大事。
参考书目：
《黄克诚自述》：黄克诚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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