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崛起的秘密

从西周时代起，中原的诸侯国就认为秦国是蛮夷之邦。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独特的。

首先，秦人起源于甘肃天水一带，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人民生活贫困；

其次，与周朝相比，秦人没有文化；

第三，秦国不实行嫡长继承制，没有严格的宗法制。

秦国在当时的各大国中是最落后的。秦国百姓和游牧民族一样，停留在“淳朴忠厚”的半野蛮状态，只求物质利益，不重精神价值。秦国文化也是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功利性的。但是，就是这个最落后的秦国，取代了存在时间长达近800年的周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如果说“争霸”是春秋时代的主题，那么“变法”就是战国时代的主旋律。

前文中我们曾提到，周制是“血缘家族式”的，是“熟人社会”。周朝礼乐文化追求的是典雅、宽容、仁爱、稳定，这种文化性格适合和平年代，在生死存亡的战争年代就显得刻板、迟钝和颟顸。秦国的风气是落后、贪婪、残暴，精于算计而不择手段。法家推崇用制度而不是道德来解决问题，更直接、痛快和高效，也更残忍。但是秦国的民族性却与法家文化一拍即合，如鱼得水，所以才出现了商鞅之法。

法家文化是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反叛者出现的，法家和儒家的思维方式在很多方面是针锋相对、完全相反的。法家的思考完全围绕着“君主利益”这个圆心，而不顾及其他阶层的利益。法家思想完全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提倡的是一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文化，所以，在有着礼乐文明基础的其他国家很难彻底推行。

《淮南子·要略》谓“秦国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趋利。……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儒家学说认为，君主应该争取民心，获得民众发自内心的支持。《尚书》说“民为邦本”，国家是为民众而存在的。法家却认为，君主是国家主体，或者说，国家的存在是为君主服务的。所谓“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就是说，百姓对君主有什么用呢？作战的时候，可以贡献生命；和平的时候，可以贡献劳力——这就是百姓存在的意义。

韩非子在《显学》篇中说道：不懂得政治的人才会说要争取民心，如果要获得百姓的支持后才能施政，那么要政治家有什么用？人民都像无知的婴儿一样，政府要他们吃点小苦以谋求永久的大利，牺牲一代人的幸福换来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们竟然全然不能了解。如果治国的时候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那国家必然要陷入混乱。

商鞅说，治国之要诀是“弱民”和“胜民”。也就是压制、打击民众，削弱民众的力量。为什么呢？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意为只有民弱了国才能强，只有让民众既愚昧又贫穷，这个国家才能强大。

《商君书·去强》提出要“以奸民治”：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用有良心的人去治理奸恶之徒，这个国家必乱。用奸恶之人去压制那些有良心的人，国家才能强。 换句话说，就是要用黑恶势力来统治民众，让民众屈从于流氓统治，接受任何不合理的现状，这样民众才能越来越懦弱，越来越屈从强权。

《商君书·去强》还说：治国首先要让百姓穷下来，失去生存的基础，让他们乖乖地听从权力的指挥，遵循国家政策导向。所以“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治国的人如果能随便让穷人富起来，富人穷下来，那么证明这个国家有力量，有力量的国家才能称王。

韩非子甚至还说过：“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意思是你不要相信任何人，连你的老婆孩子都是在成天算计你。

这是彻底的性恶论者。韩非子认为，人性本恶，百姓自私自利而且愚蠢，所以最高统治者不能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三样东西：法、术、势。“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

所谓“法”，就是指严刑峻法，严酷地对待百姓，运用好赏罚这个利益杠杆：不听话的，狠狠打击；卖命的，就给高官厚禄。

所谓“术”，就是权术。韩非子说：“君以计蓄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皇帝出于算计，任用大臣。大臣们也是出于算计，才给皇帝服务。所以皇帝和大臣的关系，就是相互算计的关系。

所谓“势”，就是严刑峻法造成的一种威势，一种恐怖气氛。这样就可调动起所有社会资源，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公元前221年，39岁的嬴政端坐在高大幽深的咸阳宫前殿。他注视着竹简上大臣们列出来的许多汉字，提起毛笔，圈定了两个字，一个是“皇”，一个是“帝”。

秦国建立之后，各国诸侯国不存在了，天命被取消了，“天子”变成了皇帝，原来的封地全部变成郡县，由皇帝派地方官管理。从此以后，皇帝的权力是没有任何制约的。整个天下都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天下所有人，从宰相到每一个普通百姓都是皇帝的奴仆。

在成功地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天下没有权力办不到的事。他想干什么，都能干成。于是，秦始皇（以及后世各位皇帝）围绕着“如何让天下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个问题，进行谋划。

首先，要人民不能反抗，自然是解除其武装——没收民间一切兵器；而最根本的措施，莫过于统一人民的心思了——书读多了，人的想法就复杂了，不好控制了。为了统一天下人思想，秦始皇决定烧毁天下所有藏书；接着，要强化中央集权，牢牢掌控权力，就必须扩大军队——无论对内对外，都必须依靠强大的武装力量。

要扩大军队，最关键的是什么？是钱。因此需要提高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换句话说，要从民众身上获得更多的钱，征到更多的兵。

一、征税。不管老百姓手里是公田还是私田，都要交税。这样，国君的税收就大幅增加了。

二、“县”，就是“悬着”的意思，意指悬在边疆的一块土地。皇帝派自己的一个仆人去管理这块土地，收的钱粮直接归皇帝所有。这样的县越来越多，皇帝直接控制的土地也就越来越多了。这就是郡县制的雏形。

秦朝还鼓励老百姓分家，甚至强迫老百姓分家，强制解散大家庭，把一夫一妇的个体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这样民众就原子化了，变成由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把几乎一切社会组织打散，对全国进行了格式化。举国上下，皆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以君主的利益为利益。 

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修“高速公路”，当然在当时不叫“高速公路”，叫“驰道”；书同文，车同轨，举国上下，如臂使指，步调一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极大提高国家的动员能力和汲取能力。

为了一统天下，秦国百姓付出了血和汗的代价：2000万人口的秦朝，可以调40万劳动力去修长城，70万人去修始皇陵，70万人去修阿房宫，50万人戍五岭……这是宗法时代的周天子绝对不敢设想的。

修“驰道”、拆险阻、修长城、平百越、伐匈奴，秦始皇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要花钱的。秦国的成功，是因为建立了高效的汲取制度，能统一集中人力和物力。而秦朝灭亡的原因，和后来历代很多王朝灭亡的原因是一样的，是这套制度没有可以约束它的力量，导致权利系统的汲取过度，超过了民众的承受力。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每一次变法，都会催生一个强国；每一次变法，都会引起周围国家的仿效。在各国的变法中，最成功、最彻底的是秦国的变法。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秦朝是通过官僚系统汲取民间资源的，官僚系统与世袭贵族是不一样的，他们权力和地位完全来自皇帝，所以他们唯皇帝之命是听，所以根本不在乎被他们统治的老百姓对他们怎么看。所以秦末农民起义有一个特点：“有叛民无叛吏”，即没有一个官员参加造反。这形成了官与民两个界线分明的群体，因为官员已经完全站到民众的对立面，成为民众的仇人，即使想加入起义也没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