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与分裂》读书笔记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是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先生的一部力作。葛剑雄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人口史与人口地理学的研究，著述颇丰。《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这本书的精彩之处，真如该书封底的宣传：“作者不循惯例，不以王朝起讫为统一的终始，不以定论成说为立论的依据，返观纷扰的昔日天下，立足真实的历史疆域，以凝练的笔触，厘清统一与分裂的长度，诠释统一与分裂的标准，穿透千年的时空隧道，追寻中国历史的分分合合。”阅读此书，在以下五个问题上有很大的启发：

第一， 如何理解“中国”一词的地理意义？

“中国”作为国家的代名词出现得很晚。讲一个国家统一，作者认为，“应该有个明确的地域范围。”（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29页，以下凡引文出自该书只标明页码）“由于早期的华夏族是在黄河中下游繁衍起来的，所以认为这一带应该是天下之中，称为中国。中国是对周围的四方而言的，因此可以指中原地区。”（同上）“随着华夏民族居住范围的扩大（包括其他民族的被吸引融合）和华夏文化区的扩展，中国范围逐渐扩大。统治了中原地区或建都于中原地区的政权可以自称中国，它们的疆域也可以称为中国，而继承了中原王朝的法统或文化的政权，尽管其疆域不包括黄河流域，也同样可以中国自居。”（第229-230页）“但是，狭义的中国，即以中原为中国的定义继续为人们所运用。”（第230页）“直到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才成为它的简称，正式成为国家的代名词。”（第231页）葛剑雄先生的结论：“历史上所说的中国不等于今天意义的中国，也不等于某一王朝，它可以指完全不同的地域范围。”（同上）搞懂古人心目中的“中国”并不等于今日之中国，说法重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形成、定型和发展的过程。有了国家，才会有国家的领土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它的领土一般都会发生变化。”（第271页）“那么就不能否定，每一块具体的领土不可能在一开始就都属于中国，也不可能在同一时期内都归属于中国，任何‘自古以来’都应该有明确的时间界限，都不能追溯到越古越好。”（同上）

第二，怎么判断统一与分裂？

本书“讨论的统一是指国家之间或政权之间，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权内部在政治上的一致、集中及结合为整体”。（第227页）葛剑雄先生针对几个常有的观点，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1）王朝不等于中国。他举例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如果说统一了中原、黄河流域是对的，但如果认为是统一了今天的中国就错了。

（2）王朝的起讫不是统一的终始。他举西汉为例，西汉存在的时间是214年(公元前206-公元8年)，但在刘邦灭项羽称帝时，秦朝原来四十多个郡中归他直接控制的只有十几个，直到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才基本消灭了诸侯的割据，又到了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才将岭南的疆域重新纳入版图，从这以后的119年才算得上统一，只占整个西汉王朝年代的56%。

（3）名义上的归属（比如与中原政权是称臣纳贡关系）不等于实际上的统一。葛剑雄先生举例说，独立后的朝鲜、越南与中原政权是称臣纳贡关系，但他们是独立国家；又如日本早在东汉初就接受过“倭奴国王”的印，以后也不断渡海“朝贡”，但我们不能说日本曾经被中国“统一”过。

（4）讨论统一与分裂问题，不能习惯于站在汉族或中原王朝的立场上看问题。虽然理论上谁也不反对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国历史的观点，但实际上我们习惯于从汉族立场看问题、谈爱国主义问题，事实是“汉代的极盛时期也从未占有青藏高原的主体，其稳定的北界是阴山山脉和辽河流域，唐朝的最大疆域没有包括西藏地区，元帝国的统治范围缺少今天新疆的一部分和台湾岛，而台湾岛最终成为中央王朝的一部分是康熙年间才实现的。”（第231-232页）今日之中国，不仅是汉民族的，也是其他五十多个民族的；中国不仅应该继承汉民族政权、中原政权的遗产，也应该继承其他民族的遗产。历史上不曾属于汉民族管治的区域，并不意味着今天就不应该属于中国。

第三，中国历史上统一时间长还是与分裂时间长？

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远远长于统一的时间。过去我们习惯于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是长期统一的，分裂是短暂的。但是，“按照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第245页）也就是葛剑雄先生的“第二个标准”，他关于统一的年份数量的计算结果是950年：

公元前221年-前209年(秦)      十二年

公元前108年-公元22年(西汉)   一百三十年

公元50年-184年(东汉)         一百三十四年

公元280年-301年(西晋)        二十一年

公元589年-616年(隋)          二十七年

公元630年-755年(唐)          一百二十五年

公元1279年-1351年(元)        七十二年

公元1382年-1644年(明)        二百六十二年

公元1683年-1850年(清)        一百六十七年

合计                          九百五十年

我的结论和计算结果与传统的说法完全不同，却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例如，传统说法是根据朝代来划分统一时期或分裂时期的，如果一个朝代被称之为统一王朝，就将这个朝代从头到尾都计算为统一时期，这当然是很不科学的，违反了历史事实。又如，只要有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存在，就称之为统一时期，而无视非汉族建立的政权或边疆地区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像北宋、辽这样的分裂时期就成了统一时期。正因为如此，我采用了根据历史事实，而不是简单地根据朝代起和讫的标准，将一个朝代中尚未完成统一和统一已经丧失的那些年份排除。（第246页）

“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第245页）即“第一个标准”去统计，葛剑雄先生的结论真的让我们大为惊讶，“统一的时间为八十一年。”（同上）

葛剑雄先生的研究结论颠覆了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要比分裂的时间长的旧说，可能许多人感情上接受不了，但确实难以驳倒。

第四，如何正确看待历史上的分裂？

葛剑雄先生提出了“分裂政权的贡献”问题，观点新颖。为什么分裂政权对历史也有贡献呢？他认为，在人口还不太多、社会生产力还不高的情况下，一个政权尽管可以占据很大的领土，但它能够开发的地区总是有限的。它的开发重点只能集中在原来有较好基础，自然条件优越、距首都又不太远的那些地方。所以在清朝以前的那些统一王朝，尽管幅员广大，但在开发边远地区和落后地区方面的贡献往往还不如分裂、分治政权。在统一政权中，只要在主要农业区的人口没有达到相对饱和的程度、总的人口压力还不严重情况下，就不会有开发边远地区的动力。而在分裂或分治的情况下，各政权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开发自己所占有的地区，即使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第188-189页）作者进一步从五个方面比较了统一与分裂的优劣：

（1）在大型基本建设方面，是统一政权的效果好，分裂政权作用小；但在财富挥霍方面，统一政权又远超过政权分裂。

（2）在减少行政层次、提高行政效率，避免“一刀切”方面，分裂政权比统一政权做得好。

（3）统一政权会对经济发达地区实行经济超量榨取，忽视边远落后地区的开发建设，而分裂政权一般地处边远落后地区，统治者不得不大力发展当地经济和民生。

（4）游牧民族和落后民族南下时，包括他们最终消灭分裂政权过程中，分裂政权会起到保护先进文化的作用，而游牧民族和落后民族“本身也大致完成了向农业社会统治者的转变，成为传统制度和文化的保护人。”（第233页）

（5）统一政权强调文化思想的统一，突出儒家学说教育为主，虽然对文化保持了历史的延续，但也有消极作用，成为历史包袱；而分裂政权往往放松思想文化的控制，寻求新学说，任用新人，有可能出现“思想活跃、学术繁荣、人才涌现的局面。”（第224页）

作者最后认为，统一政权的弊病不在于统一，而是“专制的集权制度”（同上）；而“分裂时期所取得的进步，……进步的原因并不是分裂本身，而是专制的集权制度被削弱的结果。”（同上）这个结论是十分精辟的。

第五，统一的范围越大越好吗？

作者对此是明确否定的。他举例说，“文革”时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把中国的疆域尽可能地夸大，实际上是把不同年代中曾达到过的范围拼凑起来的。产生这种现象的“心态的根源就是传统的统一观：统一总是正义的，是人心所向，符合历史潮流，统一的时间自然越长越好，统一的范围自然越大越好。”（第258页）事实并不是统一的范围越大越好。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统一时间短于分裂时间？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真正统一的中国的形成要到18世纪中叶才实现？统一范围不是越大越好的背后，必然有其自身的原因。葛剑雄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统一，都是以武力为后盾而实现的，结束分裂是如此，扩张领土从而扩大统一的范围也是如此。”（第258页）“应该承认，除了在少数情况下是开垦无人区外，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大基本上都是通过战争。”（第260页）至于这些战争的性质怎么看是另一回事。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当然都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但是，作者认为，“只要能导致和平和统一，能促进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就应该得到肯定。同样是侵略和扩张性质的战争，如果失败了，没有带来积极的后果，就只能被否定。”（同上）同时，作者认为，实现统一、扩大疆域是以经济物质基础为前提的，是要有代价的；维持统一、维护疆域，也需要付出代价的。“成功的统一者都会审时度势，选择最合适的时机，并确定最适当的范围，而不一定要恢复前期的疆域，更不会贸然发动扩大战争；必要时还可以放弃原有的领土，缩小统一的范围。”（第264-265页）没有经济财力作后盾，中央政府就不会进行有效的管辖，“统一和归属就毫无意义，时间一长必然会导致自治或分治。如果再有外部势力的影响，就会演变成分裂。”（第265页）作者批评有些人认为我们的祖先没有远虑，没有拓疆掠土，也没有海上扩张。就像前些年有一部电视片《河殇》批评我们祖先的“黄色文明”，没有西方“蓝色文明”开放，这种观点是没有道理的。发动战争去拓疆掠土是要代价的，走进海洋也是要有需求的。而当时的海洋只是能够获取近海的“鱼盐之利”，不像现在工业化信息化社会可以获取石油与其他资源。因此疆域的扩大，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葛剑雄先生提出，“一个范围适度的疆域才真正有利于政权的巩固，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第270页）他举例证明：

西汉的“文景之治”出现在武帝大规模开疆拓土之前；唐朝的“天宝盛世”形成于东西两侧疆域收缩以后；明朝宣德年间放弃了对越南的占领，撤退了北方边界，却是一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阶段；清朝的黄金时代出现在康熙和雍正年代，而当乾隆完成了他的“十全武功”，造就了前无古人的极盛疆域时，清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可见开疆拓土并不与繁荣昌盛同步，倒是潜伏着民穷财尽的危机。（同上）

第五，中国历史统一与分裂的史实有什么借鉴意义？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的史实，在今天的借鉴意义，葛剑雄先生提出了三点：

一是要防止国内，特别是边疆地区的分裂。坚持民族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但也要坚持政教分离，消除内部分裂的因素，打击极端势力及恐怖主义。

二是处理好邻国的边界争端。葛剑雄先生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解决领土争端的主要依据不是历史归属，而是现实。对领土得失的考虑，着眼点应该是国家的长远利益。任何国家都不愿失去已经获得的利益，无论这种利益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得的，所以解决领土争端只能通过双方理智的妥协。……一般来说，已经失去的领土是不可能通过谈判收回的，通过武力或许能收回，但付出的代价和长期的影响往往会使结果成为得不偿失。而且领土总是与人民联系在一起的，当外国居民已经成为那块领土上的主要居民，甚至唯一居民时，那块土地与故国的联系就不会再继续存在，故国就不得不接受这一痛苦的事实。”（第283页）根据作者的观点，我们指望收回当年沙皇掠夺走的中国领土几乎就不可能了。同样对南海岛屿争端，作者认为，由于“政府和民众并没有自觉的领土意识、没有建立完善的主权，也没有经常有效地行使管辖权”，（第284页）造成这些岛屿受侵犯，包括外国居民居住、外国军队驻扎等，“所以我们不能指望，在不付出一定代价的情况下，就能取得理想的结果。”（同上）

三是大陆和台湾统一的问题。统一的基础是一个中国。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都是以武力实现的。与台湾的统一，如果两岸人民拥护、国家环境有利，也可能以和平方式实现。中国近代出现的分裂都与外国势力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台独”一定还会有市场。葛剑雄先生忧虑地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大陆迁居台湾的第一、二代移民将离开人世，而他们生长在大陆以外的子孙，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上两代人那样的感情，台湾与大陆的精神联系不可避免地会逐渐淡薄，统一的精神基础也会被消解。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领土同样可能被分裂出去，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的人民也可能被分裂为不同的国家，我们应该记取历史教训。”（第285页）对此我们必须警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