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畦（1901—1994）
1901年8月6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北门内酱园公馆街。祖上胡大海是明朝朱元璋的开国功臣，父亲胡卿云为哥老会大爷，一直从事“反清复明”活动。母亲从她记事时起，就教她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从小受到民族气节教育和进步思想熏陶。1920年冬，从成都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已经出落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姑娘。父母将她嫁给表哥杨固之。杨是一个重利而轻义的商人，双方志趣、志向相差甚远。婚后不久，她便从成都逃到川南巴县女学当教员。1923年，经亲友证明，与杨解除了婚姻关系。此时，川军第九师师长兼永宁道尹杨森，正在川南一度励精图治，趋新改革，欲建设一个26县的新川南。她对杨的举措颇为向往。杨亲临巴县女学训话后，俩人从此交往。才情横溢，外貌惊艳的她，被杨视为“红颜知己”。杨森曾通过他的四姨太田衡秋，利用与她同学的关系，劝其作杨的姨太太，被断然拒绝。作家沈雁冰（茅盾）从他女友秦德君那里闻知此事后，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虹》。书中的主人公梅行素，便是以胡兰畦为原型的。书中写到，“她是不平凡的女儿，她是虹一样的人物，……她只是因时制变地用战士的精神往前冲！她的特性是‘往前冲！’”
不久，她考入川南师范学校读书。学校的教育长是共产党人恽代英。1922年4月，她加入恽代英在泸州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时在重庆《新蜀报》发表文章，与从法国归来的主笔陈毅结识，特别欣赏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抨击时政，激浊扬清的诗文。俩人以文会友，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
1923年，与辛亥以来四川另一个传奇女性杜黄一道组织四川妇女联合会，并先后参与筹备川南女界联合会、成都妇女公会等活动。1924年，作为四川女界代表，与胡蕴玉赴上海列席全国学联第六届代表大会。杨森送她100元作路费，她没有拒绝，而是把这笔钱都用在杨森的家人和卫兵身上，自己抵押房产，倾家筹款赴上海开会。她被与会记者称为“蜀中美女”、“时尚女郎”，她的肖像上了上海时尚杂志《良友》的封面。回成都后，已经成为军阀的杨森让她担任孤儿院院长。她不愿与杨森有任何瓜葛，谢绝了。1925年3月，经人介绍，她与川军青年军官、川军第三师政治部副主任陈梦云结婚。次年3月同赴革命中心广州，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领导下工作，结识了周恩来、邓颖超、李富春等中共人士，也结识了国民党左派何香凝以及李济琛、李宗仁等高级将领。1926年秋，被派回四川，发动四川妇女响应北伐军。听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在武汉招收女兵，她立即报名投考。陈梦云曾竭力阻拦。但她坚持己见，陈无可奈何，只得同意。她顺利地通过考试，于1926年12月与李淑宁（赵一曼）、游曦、罗瑞卿、陈季让（陈毅之胞弟）等一道来汉。通过复试，进入军校，与李淑宁、游曦等编在军校入伍生总队女生队第一区队。
在武汉军校女生队，她刻苦学习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收回英租界、反蒋和发动工农投入国民革命等活动。她在口头或文字宣传方面，都是全校闻名的活跃人物。早在1927年3月，国共两党矛盾刚开始公开化时，她就在军校校刊《革命生活》日刊上发表《回头是岸》一文，影射蒋介石是野心家，警告他不要反对革命。军校师生编为中央独立师、南下讨伐夏斗寅叛军时，她沿途参与恢复、整顿各地农会和妇女协会，还在咸宁参与抓捕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何颜旺（活阎王）。独立师西征杨森时，她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一路控诉杨森变成军阀后，压制工农，迫害进步和革命人士的罪行。因为过于激动，突发急性喉头炎，被迫从仙桃紧急送回武汉治疗。
她十分崇拜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负责人、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认为“他勇往直前，朝气蓬勃，使得一般青年在工作上以他的精神为典范，甚至在行为举动上都学他那种腰背挺直、挺起胸膛、头顶千钧的英武姿态。”她对后来成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常委、实际主持军校工作的共产党人恽代英，更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恽“社会经验丰富，读书又多，真是博学多才。他口才很好，阐述革命的道理，深入浅出，人人听了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始终牢记着恽代英“革封建军阀命，革帝国主义命，是个艰巨的任务，必须苦学苦练革命的本领，才担负得起来”的教导，以致以后无论经历多少坎坷和艰险，都能冷静沉着地应对，克服一个个难关。
她也曾向中共组织申请加入中共，但因她以前和杨森的关系，以及丈夫在军阀部队里作军官，没有得到解决。陈毅5月来军校政治部任准尉文书具体负责军校党的工作时，也过问过这事。
不久，她的丈夫陈梦云，在四川“三三一”惨案后逃到武汉。汪精卫“七一五”分共，武汉军校结束，女生队解散后，俩人曾与陈毅商谈未来打算。陈毅坚定的告诉她：“革命洪流是不可阻挡的，但道路是曲折的。”赞成她到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何香凝那里去的打算。于是，她通过何的秘书黎佩华，先到国民党中央，然后代理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和武汉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主任，还兼任湘鄂赣妇女运动指导委员。8月28日，她的丈夫陈梦云接受汪精卫、唐生智的委任，回四川去联络川军将领。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占领武汉，在武汉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她被迫离开汉口到江西。
到江西后，她和谭平山等人组织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后为第三党，即今农工民主党前身），从事反蒋活动。1929年2月，蒋介石点名要将她等11名要犯驱逐出江西。恰江西省要她以江西省救济院孤儿所兼妇女教养所主任名义，赴欧洲考察救济事业。她的战场从此由国内转到国外。
1930年初，她抵达德国，进入柏林大学德文班。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此时也生活在德国。10月，经廖承志和成仿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编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该支部的成员还有章欣（即建国后的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通过何香凝的关系，结识了由苏联转来德国的宋庆龄。同时结识了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克拉拉·蔡特金。1931年7月，经组织批准，随宋庆龄回国奔丧，参加宋庆龄母亲的葬礼。同年10月，宋庆龄通过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和陈翰笙的帮助，送她再度赴德学习。此时，德国法西斯十分猖獗，日本法西斯也强占中国的东三省。为了团结更多留学生抗日救亡，旅德华侨和留学生成立中共外围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同盟”，胡兰畦任主席，成员有王炳南（著名外交家，建国后曾任对外友协会长）、江隆基（建国后曾任北大副校长、兰州大学校长）和刘思慕（建国后曾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等人，并编辑反法西斯的盟刊《反帝》。图43-1
此时在德国的留学生大部分受国民政府驻德使馆控制，他们力图把抗日救国纳入拥蒋反共的轨道。其中的共产党员，则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等人的影响，他们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义理解不够，以“极左”的宗派主义情绪，对待从苏联来德国的宋庆龄以及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对她们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甚至把宋庆龄和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将领以及长城抗战的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都视为“中间派”，而他们认为所有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的表现进步，最具欺骗性。有一段时间，他们禁止中共党员同宋庆龄和抗日反蒋将领冯玉祥等人接触。在这种背景下，德共中国语言组柏林小组少数几个人，以草率的口头表决方式，将胡兰畦开除出党。他们给她罗列的罪名有许多，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护送“国民党大官”（指宋庆龄）回国。她为此上诉到共产国际。德共中央受共产国际委托，派议会党团负责人奥·托堡调查解决。托堡和闵岑贝格经调查后，建议德共为她恢复了党籍。但没有还给她党证，也没有再通知她开会。因为没有党证，回国后也没能接上组织关系，她以后一直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
1932年12月，根据德国共产党的决定，她在柏林体育馆举行的反法西斯大会上，控诉日本法西斯的侵华罪行。会后，她被德国警察拘捕，次日被宣布“驱逐出境”。由于德国议员出面担保，才得以暂留德国。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捕。她同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工作人员费慈·新田合作，印发反法西斯传单，因而被捕，关入德国女牢。宋庆龄和鲁迅等人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提出抗议。三个月后，胡兰畦才获释。这期间，是德国历史的一个转折关头，因为她在这里生活，并从事反法西斯斗争，她成为一个知名的国际性人物。和德国各界人士，从德共领袖克拉拉·蔡特金到普通工人，都有广泛的接触。德国人尊她为“敢于和希特勒较量的女人”。她与德国反法西斯战士、青年作家、闻名世界的《第七个十字架》的作者安娜·西格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们一起创作的短篇小说《五月一日·杨树浦》发表在当年5月1日的《红旗》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格斯1951年到中国参加中国国庆观礼时，从冯至处打听到胡兰畦，并在北京和她见了面。这是当年两个反法西斯战士、青年作家，几十年后的一次历史性的会见。她们俩的亲密友谊，也成为中德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不久，她再度被德国驱逐出境。德共中国语言组在向法共中国语言组转组织关系时，没有说明她是共产党员，只是介绍她是反帝同盟的盟员，是以女性活动得到德共中央委员会支持的。在巴黎住了几个月后，她经济拮据，生活十分困难。宋庆龄来信告诉她，准备筹措2000元寄给她。她知道宋庆龄为支持革命，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便写信辞谢。迫于生计，只得到巴黎一家犹太人办的园艺学校半工半读。利用这段时间，写出回忆录片断《在德国女牢中》，陆续在亨利·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发表。她以亲身经历，揭露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的残酷迫害，也记述了来自德国社会各阶层的女囚，对法西斯的仇恨和她们顽强而机智的斗争。文章立即被译成俄、英、德、西四种文字，在国际上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普遍的赞扬，她的名声传遍欧洲。路过巴黎的中国将领张发奎以及报人邹韬奋、学者冯友兰，都慕名前来看望她。
在巴黎期间，她仍继续反法西斯宣传。在德国的压力下，法国当局要求她“限期离境”。她只好继续踏上流亡的道路，取道英国，准备回中国参加抗日战争。但因为她写的《在德国女牢中》一书，不仅有文学性，更重要的是一部揭露德国法西斯的现实主义作品。那时共产国际正在研判德国纳粹的动向，这部作品恰好在许多人的阅读热点上。于是，苏联1934年召开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时，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文化工作的诗人萧三，向她发出邀请。她遂以惟一的“著名中国作家”身份参加了盛会。那一年，她33岁，端庄美丽，落落大方，是一个标准的“东方美女”，成为大会上人们关注的焦点。大会由高尔基主持，他也被大会选为苏联第一任作协主席。8月26日，为庆祝作协成立，在莫斯科郊外消夏别墅宴请作家代表和国际外宾的晚宴上，高尔基把胡兰畦安排在自己右边的第一个位置上，左边第一人则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莫洛托夫（以后长期任苏联外交部部长，是苏共政治局重要成员之一）。高尔基不止一次地主动和胡交谈，并大声向其他客人介绍她，说“她是一个真正的人”。他讲完话后，、日丹诺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领导人以及西蒙诺夫等，都过来和胡兰畦握手。会后，高尔基多次请她到他家探讨写作的心得和体会。因为作为共产主义作家，西欧许多国家都限制胡入境。在住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莫斯科苏维埃政府特意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附近，为胡兰畦安排了一个独立的单元住房，甚至说“养起来都不足以概括对她的礼遇”，实际上简直是把她供了起来。
1935年3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的派遣，她前往香港从事抗日统战工作。次年初，香港人民革命同盟派陈铭枢去莫斯科与中共代表团会谈，胡兰畦等随行。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去世。作为高尔基生前特别欣赏和喜爱的女作家，正在莫斯科的她被安排进入高尔基治丧委员会。举行葬礼的那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卡冈诺维奇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抬着高尔基的灵柩。苏联政府领导人斯大林亲自圈定的“来自中国的著名女作家胡兰畦”和高尔基的儿子、儿媳，一起捧着他的遗物，为他执绋。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她立即在宋庆龄、何香凝支持下，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的女工补习学校中招募10名女青年，于10月5日成立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上前线作战地救护和宣传、慰劳工作。在关键的东林寺争夺战中，我军一个排顶住了数倍敌军的轮番进攻，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排长胡玉政和班长潘玉林两个人时，敌军冲进庙来，胡排长子弹打光了，千钧一发之际，抓起一把铁锹，对着敌军官的脑袋，用力猛砍，敌军官立即倒地，其余日寇吓得回头就跑。潘班长从后边连发几枪，又打死几个敌兵。就这样，他们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成功地坚守了东林寺这个制高点。胡兰畦将这个故事，加工编写成京剧《大战东林寺》，在前线慰问演出时，产生了极好的效果。10月17日，她与上海文化界人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到川军第二十军指挥所，慰劳正在前线指挥的军长杨森和浴血抗战的第二十军战士。随后在战地采访，并与中国著名战地记者范长江合写《两下店第一功》、《川军与抗战》、《川军在前线》等战地通讯，鼓舞战士士气，坚定人民抗日的决心和信心。她还组织队员们发动群众，组成担架队和运输队，上前线抢救伤员、运送弹药。还让队员们帮士兵写家书，帮前沿阵地的老百姓抢割水稻。上海11月沦陷后，随着战局的发展，又转战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一带，行经2万多公里，被誉为“战地之花”、“当代花木兰”。随军写出的战地报告、散文、戏剧作品，都像《大战东林寺》那样脍炙人口，广为抗日军民传颂。1939年夏，她到达陪都重庆，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派往第三、第六、第九战区工作。她和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空军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以及奇俊峰、巴云英、谢冰莹、额仁庆达赖、姜毅英等7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女将军。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高度赞扬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作用，特别提到“中国女子热烈参加前线工作，如胡兰畦、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
1938年初，服务团来到南昌。此时，叶挺、项英、陈毅等正在这里组建新四军。中共组织决定在服务团建立一个党支部，原来团内的9个共青团员全部转为共产党员，支部由陈毅直接领导，不与地方党发生关系。这样，自1927年武汉一别十几年后，俩人再次见面。久别重逢，彼此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胡兰畦早已因追求不同，与陈梦云离了婚，陈毅这时也还是单身。俩人彻底倾诉思念，都有订白首之盟的意愿。陈毅禀告父母，得到首肯。然而组织上却不同意，新四军的书记兼副军长项英，亲自找胡兰畦谈话，认为她们若结婚，她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里就不好发生作用了；暂不结婚，对革命的贡献可能更大。俩人只好忍痛而别。陈毅为此在致胡兰畦的信中说：“马革裹尸是壮烈的牺牲；从容就义是沉默的牺牲。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这以后，俩人各自战斗在自己的岗位，彼此失去联系，他们的“三年之约”最终无果而终。时任新四军军部顾问兼战地服务团团长的朱克靖，写过一首调侃陈毅的诗，其中两句为“将军为何多憔悴，半为兰畦半为茜”。诗中的“茜”指的是后来成为陈毅的妻子，携手穿越历史风雨，相伴陈毅百年的武汉姑娘张茜（湖北省立一女中——前身为湖北女师毕业）。
陈毅曾为胡兰畦的党籍问题，给长江局的邓颖超写信。邓颖超将信转给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胡兰畦到达武汉后，王明很快会见了她。王明说，“陈毅的信我看了，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让你继续在外面活动，不要发生横的联系，以后就与我直接联系。”胡兰畦问自己的党籍问题怎么解决？王明说，“中国党没有发党证，你的党的关系就是与我直接联系”。终于接上了党的关系，胡兰畦很高兴。但以后，随着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被批判，并被解除了职务，胡兰畦的问题还是没有着落。
杨森1945年任贵州省主席，次年任命胡兰畦为贵州日报社社长。国共内战爆发，她时刻关心着陈毅安危。1947年6月，国民党报纸用触目惊心的大幅标题，刊登“陈毅阵亡”、“陈毅毙命”的消息，还详细描绘了“陈毅追悼会”的经过。胡兰畦悲恸不已。后来收到陈毅父母来信询问，决心赡养二老。她把自己在成都东门外的一处果园、田地和房屋，全部给二老作养老之用。
任社长期间，她对国民党“剿共”的事，始终不表态。而是不顾个人安危，营救被捕的中共人士，保护各界社会名流，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她曾劝说杨森投向人民，失败后则动员杨森的儿子、也是共产党员的杨及利公开倒向人民一边。1949年初，又以惊人的胆略，置生死于度外，只身穿越火线，成功完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交给她的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的任务。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她奉命到上海参加迎接解放的工作。
综观她的前半生，波澜起伏，沉浮无定，充满传奇色彩。她在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无私无畏，殚精竭虑，全身心地为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解放，作出许多人无法替代的贡献。她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不仅在中国，甚至在欧洲，都是一位声名显赫、叱咤风云的巾帼女杰。
新中国成立，应该也是她多年不屈不挠，奋力追求的胜利果实。但由于她的许多经历都不为一般人所知晓，人们对她的认识和看法出现严重的误差。她突然像一颗耀眼的流星倏而从历史的天幕上消失了。
上海解放以后，陈毅担任第一任市长，她顺理成章地写信到市政府请求会见。这时陈毅早已结婚，并有了几个孩子。接见她的副市长潘汉年告诉了她有关情况，她只好悻悻离去。
这以后，她在北京工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后勤处负责管理食堂。命运多舛的她，“三反”、“五反”时是“老虎”（贪污分子）；她认识高尔基、西格斯那样的世界级大文豪，与胡风完全没有接触过，却在“反胡风集团”运动中，被打成“胡风分子”；“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文革”时期，更因为她与杨森等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关系，备受屈辱和折磨。
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她于1978年恢复党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川省文史馆员，写出颇有文献价值的《胡兰畦回忆录》（1997年出版）。她熬过了后半生的沦落岁月，活到了改革开放的时期，1994年12月13日在成都逝世，终年93岁，寿数堪羡。
她曾自己总结自己：“这辈子只知道赶着时代大潮走，在浪尖奔呀！跑呀！有时被礁石碰得头破血流，也只能独自舔着流血的伤口。”
她应该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中思想最活跃，经历最丰富，毁誉交加，沉浮无定，受尽坎坷和磨难最多的一位巾帼英雄。有人把她和胡筠、赵一曼、游曦并称黄埔“四女杰”，应该是实至名归！
中年胡兰畦
1938年范长江（左）、陈侬菲（中）和胡兰畦在武汉。
胡兰畦（左一）
老年胡兰畦
老年胡兰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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