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徐志摩曾记《雪池日记》，并写《月照与湖》寄林徽因，表达思念与爱慕。1923年5月，徐志摩发表译作《涡堤孩》，同月林徽因开始翻译《夜莺与玫瑰》为应答徐志摩的隐秘表白。1923年8月8日，徐志摩致信胡适之：蒋复璁回来说起你在烟霞深处过神仙似的生活，并且要鼓动我的游兴，离开北京抛却人间烟火，…… 林宗孟今日动身南下，他说不久就去西湖……。 1923年8月31日，林宗孟致函徐志摩：“前闻足下南归，乃先我至，惜不得遇，得书具悉。足下有重亲之丧，一时不获北去，相见当较易耳。我此来不自知究何所为，情之所系，几一日不可留，乃住旅馆，赁新屋，皇然迁居，熙熙然安宅，若将作久计者。又不自知其何所竣，数千里外，有一不识字人，使我心肠一日百转，欲寄书有千万语，怕他不解，须削成白话一两句，如何能道得出，真苦煞人矣！客中赁宅，其或为斯人供张，冀其万一能来耶？此情感唯足下能为我下一注解，足下之外世间绝无一人能知者。宝宝来信说娘娘有些病，请医生来看过，道是肠逆，顾不知其祥，顷已飞电书往询，俟得复书，苟无甚病，或已愈，则我能放心，计议游湖，届时当更与足下约会也。湖上春润庐可借居。若往游，却甚便，敬问志摩安好。长民。” 1923年10月17日，徐志摩《西湖记》： 振铎顷来访，蜜月实仅三朝，又须如陆志韦所谓“仆仆从公”矣。幼仪来信，言归国后拟办幼稚院，先从硖石入手。日间不曾出门，五时吃三小蟹，饭后与树屏等闲谈，心至不怿。忽念阿云，独彼明眸可解我忧，因即去天吉里，渭孙在家，不见阿云，讶问则已随田伯伯去绍兴矣。我爱阿云甚，我今独爱小友，今宝宝二三四爷恐均忘我矣！
依上述背景资料看，陈从周著述《徐志摩年谱》所说“宝宝”即林徽因者，所本应为徐志摩《西湖记》，而《西湖记》所本应为林宗孟致徐志摩函。
在众多公开的资料中，林徽因叫过的名字，譬如林徽音、林徽因、灰因、尺捶、徽徽、徽等等，我们见到的较多。而“宝宝”作为林徽因的名字，鉴于其家族人员许多私信和日记多为未公开（连《梁思成日记》公众还难看到呢），大众较难知晓，只有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徐志摩《西湖记》、林宗孟致徐志摩一信，提到这一称呼。
其实在这三条线索中，都没有将林徽因名“宝宝”者直接称为“乳名”，倒是陈学勇先生在“考辨”中说陈从周先生【误林徽因女儿梁再冰乳名“宝宝”为林的乳名】”。而梁再冰1929年才出生，很明显，真正有误的是陈学勇先生。
既然说到“乳名”，查《辞海》，乳名即小名也。由此我们初步断定林徽因的乳名或小名，列有“宝宝”、 “徽徽”、“徽”等。
陈学勇先生考辨说：“再如徐、林初次相识谱为1921年，亦误，年前已会面，而且徐有了追求表示。”
这里陈学勇先生再次失误。
在英伦，林徽因是什么时候遇见徐志摩的，几十年来说法不一各有主张。现依我们掌握的有限的资料，做些简要的考证。
比较早描述林徽因徐志摩初次相识时间的是陈从周先生1949年版《徐志摩年谱》：“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在英国认识狄更生及林徽音（音又作因）。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 。。。我第一次会着他(狄更生)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案即林长民，时林徽音随父在英）先生演说，他做主席。。。”
陈从周先生这段文字提到了1921年，还提到徐志摩说到的那次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但没有指明具体月份。
香港学者梁锡华先生1979年版《徐志摩新传》提到：“志摩在伦敦的中国人中，首先认识了陈源，然后又见到政坛名人林长民----那时候林氏带着他十六岁的女儿林徽音。”。。。“林徽音离开伦敦到苏格兰读书之后，徐志摩感到百无聊赖，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感着闷想换路走。'就在此时，他和林长民一起参加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在那里认识了剑桥王家学院院友狄更生。”
梁锡华先生没有提到林徽因徐志摩相识的具体年月，只提到了伦敦、提到了参加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地点和事件都能核对上。他又提到“林徽音离开伦敦到苏格兰读书之后。。。“，虽然这“之后”的具体环节目前还找不到资料，但林徽因在《悼志摩》中说：“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狄更生先生。”这样也就坐实了林徽因徐志摩相识是在伦敦、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会议上。
历史学者梁从诫先生1991年在《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中说：“母亲同徐是1920年在伦敦结识的。”
梁从诫先生提到了1920年，提到了伦敦，没有提到相识的具体月份。
陈学勇先生在2004年版《林徽因寻真》对陈从周先生《徐志摩年谱》“指正”说：“再如徐、林初次相识谱为1921年，亦误，年前已会面，而且徐有了追求表示。”
这就是说陈学勇先生在《林徽因寻真》中认定是林徽因徐志摩相识是在1920年。
陈学勇先生2008年版《莲灯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在“父亲林长民(1)”这一节说：“。。。他（指林长民）在伦敦遇着的徐志摩，又是一个性情人，两人立即引为知己。“ 在“伦敦“这一节说：”旅居英国将近两年的日子里林徽因也有寂寞，。。。后来她这样回忆那时情景：“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闷到实在不能不哭！”（一九三七年致沈从文信）认识了风趣的徐志摩，寂寞自会减却不少，但谈不上萌生恋情。” 在同样这本书“徐志摩(1)“这一节说：”徐志摩认识了林长民父女，差不多就在结识狄更生的同时。“
从这三段表述看出，陈学勇先生就林徽因徐志摩相识的具体时间进行了模糊处理，既没说相识的年份也没说月份。
陈学勇先生在2012年版《莲灯诗梦》<林徽因年表>说：“一九二〇年十六岁。。。10月5日，林长民赴意大利开会，林徽因送至维多利亚车站。约是月，林徽因与在剑桥留学的徐志摩相识。“
这次陈学勇先生比较明确了，认定林徽因徐志摩是在1920年10月相识。但还有一点表述的不同：在《莲灯微光里的梦》说林长民“在伦敦遇着的徐志摩“，在《莲灯诗梦》说”林徽因与在剑桥留学的徐志摩相识“。而普遍的认知是徐志摩是与林长民林徽因父女俩同时相识的，是在伦敦。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说，“我第一次会着他（指狄更生）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说，他做主席。”可见，林徽因徐志摩初次相识在伦敦而不是在剑桥是确定无疑的。
韩石山先生在2009年版《民国文人风骨》说：“林徽因去英国，是随她父亲林长民去的，时间是1920年2月，当时只有十六岁。同年10月，徐志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硕士学业，来到伦敦，不久便与林长民相识，也就与林徽因相识了。”
韩石山先生说徐志摩同年（1920年）10月来到伦敦不久也就与林徽因相识了，这个“不久“，时间概念比较模糊，没法确认到底是1920年还是1921年，月份就更无法确认了。
韩石山先生2010年版《徐志摩传》，提到林徽因《悼志摩》“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狄更生先生。”也提到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我第一次会着他（指狄更生）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说，他做主席。”
韩石山先生提到上面两点证据之后，紧接下文就展示：“'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ｍｏｃｋｅｒｙ(嘲笑)，想足下误解耳。’信尾有'徽音附候'“。这里有个注解（3），注明引自陈学勇《<林徽因年表>补》。韩先生进一步描述说”这是林长民1920年12月1日给徐志摩信上的话。也就是说，到伦敦两个月后，志摩不光认识了林家父女，且向林徽因写了表示爱意的信。“ 由于韩石山先生受陈学勇先生对林长民给徐志摩信的时间的错误认定，所以韩石山先生的林徽因徐志摩相识的具体时间也就失去真实凭据而无以定准了。
廖钟庆先生2006年在“徐志摩《再别康桥》试释”中说：“1920年深秋的11月19日，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徐志摩结识了狄更生先生、林宗孟先生和他当时只有十六岁半的女儿林徽因。。。注二：徐志摩与林徽因相识于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此见于徐志摩本人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康桥》与林徽因的文章《悼志摩》。时间是1920年11月17日后一两天，此见于林徽因为“康桥日记”之争夺而写给胡适的长信中，该信写于1932年元旦。“
廖钟庆先生关注到了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和林徽因《悼志摩》所提示的两人相识的地点（伦敦）和事件（伦敦国际联盟协会），还特别关注到了林徽因为《康桥日记》1932年元日给胡适之信提到的与徐志摩相识在“1920年11月17日以后“这个具体时点。
我们早前是认可廖钟庆先生关于林徽因徐志摩1920年11月19日初次相识这一结论的。因为我们认为林徽因1932年元日给胡适之信提到的林徽因徐志摩相识日期是可靠的。
网友紧wo你的手2013年1月26日在徐志摩吧一篇帖子回复我们说：“林徽因收到的半册日记，始于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十七日，共一百二十八页，断于徐志摩“刚要遇到”林的“前一两日”，按照常理，林同徐的相识日期应该不是那一年，至少不是那年十一月。“
这就促使我们再挖史料。（这里林徽因只提到始于11月17日，没指明这半册日记止于几月几日，否则就不用这么多争论了。）2013年1月29日我们回复说：”原先读林徽因给胡适这信，关注点只放在日记“始于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十七日，……而这半册日记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但是对这半册日记“共一百二十八页”，有所疏忽，所以就想当然的认为林徽因徐志摩最早相识于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十九日。当然也不能绝对排除这半册日记徐志摩就用了一两天写成，但毕竟这么短时间写了一百二十八页的可能性还是太小了。 林徽因在《悼志摩》中说，“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狄更生先生。”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说，“我第一次会着他（指狄更生）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说，他做主席。”所以敲定林徽因徐志摩相识的时间，主要应判定这次伦敦国际联盟协会是在什么具体时间开的。据台湾学者秦贤次先生考订这次国际联盟协会是在1921年1月召开，在我们还没有更进一步知晓那个年代国际联盟的具体历史的前提下，只能暂且认定林徽因徐志摩相识的时间就是秦贤次先生考订的1921年1月。非常感谢这位吧友的提问，让我们对那段历史的真实，更接近了一步。“
我们最近找到了秦贤次先生《徐志摩生平史事考订》原文（刊载在《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考订》中有一节专门讨论徐志摩何时认识林徽音：“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透露他第一次遇见他的恩师狄更生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会议席上，那天林长民在会场演说，由狄更生担任主席。第二次又在林长民之伦敦寓所吃茶时碰着。我推测，这两次徐志摩与林长民的会面，应有机会也碰到林徽音的。时间，我也推测很可能即在1921年1月下旬。查《志摩的信》中，林长民于1921年1月21日有短简致志摩，请陈博生及志摩参加以外人为主的聚会。志摩地址是陈博生给的，因有误，志摩未到会。林长民接着于24日再去一涵，安排另次约会。“
秦贤次先生在《考订》“国际联盟协会“这一节说：“国际联盟协会”。。。成立于1918年，。。。 1920年10月12日在米兰召开的第四次大会；以及1921年6月7---10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五次大会，（林长民）身份均为中国首席代表“。”。。。1921年1月，在伦敦召开由狄更生（英国国际联盟协会首席代表）担任主席的“国际联盟协会”会议，系临时会议，并非大会，主要系应对“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大会议决案。“
这样看来，秦贤次先生考订徐志摩何时认识林徽因就明确到三个关键点：相识地点在伦敦，因参加伦敦国际联盟协会事件而相识，相识的时间在1921年1月。
秦贤次先生在《考订》里还提到国际联盟协会“已知曾经召开过八次万国大会”，也明确提到了一些会议的具体时间。由此可以确认秦贤次先生是查阅过相关档案的，因此提出的一些判断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当然因为我们的局限，目前基本见不到林长民当年参加国际联盟协会的具体的原始的档案资料，所以我们还是“只能暂且认定林徽因徐志摩相识的时间就是秦贤次先生考订的1921年1月。”
综合以上考证和比较，有两点认知可以基本确定而不需要暂且认定了：一是由林徽因1932年元日给胡适之信提到的1920年11月17日以后遇到徐志摩这一时间节点，这就完全否定了林徽因徐志摩相识在1920年10月这一判断。由梁从诫先生编辑的1999年版《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已经披露了林徽因1932年元日致胡适之信提到的那一时间节点，同年12月，陈学勇先生发表《关于林徽因致胡适信—读<林徽因文集>》一文还专门探讨过林徽因这封信，而陈学勇先生在2012年版的《莲灯诗梦》<林徽因年表>中，没有给予特别重视，结果还是做出了林徽因徐志摩相识在1920年10月的判断。二是由秦贤次先生《徐志摩生平史事考订》得知：“查《志摩的信》中，林长民于1921年1月21日有短简致志摩，请陈博生及志摩参加以外人为主的聚会。志摩地址是陈博生给的，因有误，志摩未到会。林长民接着于24日再去一涵，安排另次约会。”这样就基本可以确认林长民林徽因与徐志摩认识于1921年1月。
史料证明，陈从周先生认定的徐志摩林徽因相识于1921年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