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班长胡夏融。他大学毕业后获得博士学位并留在高校任教。这是今年7月，他回来听我退休前的“最后一课”。）
1999年4月12日，我回到了离开半个月之久的学校。
星期一照例要举行升旗仪式，我一到操场，远远地就看到了我班整齐的队列。走近了，学生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看到了学生们可爱的面容，我感到非常亲切；学生们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他们为我的回来而高兴。
升旗仪式结束后，班长胡夏融递给我一个纸包：“李老师，您走了以后，我按有关规定在班上搞了一次对您的评议，请同学们对您投了一次信任票。这是结果。”
胡夏融所说的“有关规定”，是指《班规》第44条：“每月全班以无记名形式对班主任工作进行一次信任票，信任票未获半数，罚独自扫教室一次；连续两次未获半数，由班委向校长写投诉信。”
我打开纸包看了看，里面的59张纸条上写满了学生们对我的评议。因为是“无记名”，所以当然都没有署名。
学生们是根据胡夏融提的四个问题对我进行评议的： 1.你是否给李老师投信任票？2.你认为本期以来，李老师的工作有什么值得肯定的改进？3.你认为李老师最应该保持的优点有哪些？4.你认为现在李老师还存在哪些需要改正的缺点？
结果，全班59个学生中，有57个人投了信任票。
学生们认为我本期工作中值得肯定的改进有：“在多媒体教室上语文课”、“进一步减轻了语文学习的负担”、“让同学上台讲语文课”、“进一步放手让班委管理班级”等等。
学生们认为我最应该保持的优点有：“很民主”、“十分幽默”、“对同学平等，一视同仁”、“不轻易批评同学”、“语文课很有吸引力”、“不歧视差生”、“对同学很亲切和蔼、很少对同学发火”等等。
学生们给我提的意见和希望有：“不要让我们和家长一起开家长会”、“不要经常出差”、“有时上课站姿不正”、“有时错批评同学”、“有一次下课拖堂没有受罚”、“不要点名批评同学”、“和我们一起玩的时候比以前少了”等等。
第一节正好是我的语文课，在学课文之前，我用了几分钟的时间谈同学们对我的评议。我首先感谢同学们对我的信任，特别感谢那两位没有给我投信任票的同学，因为他们提醒了我，我的工作还没有让所有同学满意。然后，我就同学给我提的意见诚恳表态：“我无条件接受同学们的批评，努力改正缺点，进一步改进工作！”
由于这堂课我就学生对我评议多讲了几分钟，所以教学时间就特别紧，以致下课铃响起时，我都还没讲完，于是我不得不拖了几分钟的堂。
刚一下课，刘星岑同学就走过来说：“李老师，你拖堂了！”
我一愣，正想表示歉意，但脑子里突然转了个弯，说道：“是的，我拖堂了。但是郭晓君同学没有追究我。”
我这里所说的“郭晓君”，是按《班规》分工专门负责监督我的一个女同学。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不错，按《班规》上分规定，我拖堂是应该受罚；但是，追究我的应该是郭晓君而不是刘星岑。刘星岑的认真和勇敢无疑是值得赞赏的，如果我听从了她的批评并接受惩罚，虽然也会让同学们感动，但这只能助长郭晓君的“玩忽职守”——以后，她很可能会更加掉以轻心：我对李老师的监督严格不严格关系不大，反正有同学们帮我监督李老师。而其他学生对我的监督往往是偶然的（比如今天的刘星岑）。这样一来，造成了执“法”过程中的漏洞，而《班规》上所确定的对班主任的民主监督便极容易成为一纸空文！所以，我现在不想对刘星岑认错并受罚，因为我想给以后的教育埋下伏笔。
刘星岑听了我的话，好像马上就去找郭晓君了，不知当时郭晓君的态度如何，反正我一直没有受罚。
两周以后的一次班会上，我和学生们定期对《班规》上的班务分工进行评议。学生们对工作负责、执“法”严明的同学提出了表扬，对不太负责的同学也提出了批评。但在被批评的人中没有郭晓君。
于是，我发言了：“我认为，有一个玩忽职守的同学应该受到批评，她就是郭晓君！”
我谈到了前次我拖堂的事：“我当时的确拖堂了，但郭晓君同学为什么没有按《班规》罚我呢？可能是因为她胆小，不敢惩罚我；可能是因为她粗心，没有发现我犯这个错误；可能是因为她对李老师很信任，认为李老师严于律己因而不会犯错误；也可能是因为她工作不负责任，即使知道了我拖堂也懒得管；还可能是因为她想维护我的‘威信’而袒护我……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我们都不应该原谅！所以，我正是想以我的‘不认错’给她一个教训，也给全班学生一个提醒：班主任是靠不住的；惟有民主监督，才是最可靠的！”
…… ……
没过多久，我上课又未按时下课。这次，郭晓君同学毫不客气地走上来对我说：“李老师，你拖堂三分零十六秒！对不起，我将按《班规》罚你。”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