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被缠足的冯沅君，是中国第一个女研究生，第一个巴黎大学文学院的女博士，新中国第一位女性一级教授 。
她是“五四”后为鲁迅先生赞赏的著名女作家，亦是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拓者。
由三寸金莲到一级教授，冯沅君无疑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传奇。
冯沅君出身名门，与她的大哥冯友兰、二哥冯景兰，堪称“一门三杰”。
她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文坛上才华横溢、独具风格的女作家，与苏雪林、庐隐、冰心齐名。
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她与学者陆侃如的结合，曾被人称作是一部充满着“爱、自由和美”的奇特罗曼史。
可以说，冯沅君的一生硕果累累，精彩传奇。
生平经历
冯沅君于1900年9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上一个富有的封建官宦之家。
祖父冯玉文，字圣征，不仅精于商道，善于理家，而且很会作诗，具有文人气质，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
父亲冯台异，字树侯，一生寒窗苦读，追求功名，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了第三甲进士，分发到两湖总督张之洞幕下办事。
此时，张之洞正在湖北武昌办洋务，其中一项便是办新式教育，冯树侯就被委派为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即外国语学校的总务长）。
之后，冯树侯又出任勘测粤汉铁路的“弹压委员”，1907年被任命为湖北省崇阳县知县，成了主宰崇阳一县事务的“父母官”。
随后，夫人吴氏便携带年幼的沅君及其长兄友兰、二兄景兰赴崇阳与父亲团聚。
冯树侯先生延续了注重子女教育的家风，专门在家设书房聘请了“教读师爷”，给3个孩子上古文、算学、写字、作文课。
年幼的沅君性格活泼，聪明好学，对她来说读古文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古文读起来有声调、有气势，令人兴奋。
算学则是加减乘除，她觉得有些乏味。此外是写毛笔字，作文则每周一次。
年幼的冯沅君尤爱读唐诗，她喜欢读诗可追溯至5岁的时候，父亲教兄长们学唐诗，她便躲在一边偷听，几遍下来便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
久而久之，到十一二岁时，她不仅能背诵大量的诗词，而且还能够吟诗填词，故有才女之誉。
冯家人历来善于做诗，冯沅君的祖父冯玉文著有《梅村诗稿》，伯父冯云异著有《知非斋诗集》，父亲冯树侯著有《复斋诗集》，姑母亦著有《梅花窗诗草》。
冯沅君的母亲吴清芝粗通文字，精明能干，对子女读书也很开明，并且亲自辅导。
冯氏兄妹在父亲那里仅住了一年多，父亲即不幸因病去世，母亲不得不携子女返回唐河原籍。
到老家后，母亲给冯家兄妹请了一位先生教他们念书。
冯沅君从小就跟长兄、二兄一块读古书，有些不懂的地方，除求教于先生外，还可向两位兄长请教。
后来，她的长兄、二兄先后赴京、沪学习。
母亲虽开明，也不会再专门为一名女孩子请私塾先生了，加上农村的旧势力影响很深，社会舆论不赞成女孩子上学读书。
冯沅君强烈的求知欲受到了压抑和打击，她在摸索着走自己的路：一方面利用家中父兄念过的书，刻苦攻读，每到夜晚听母亲口授“四书”、“五经”，自己还经常吟诗作赋。
一方面贪婪地阅读长兄、二兄利用寒暑假带回来的中国古典名著及新出的报刊，从中接受新的知识、新的思想，这为她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和古典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家乡，冯沅君目睹并亲自饱尝了女子不能上学念书的苦痛，她决心争取和长兄、二兄一样到外地学习。
1917年暑假，在北京念书的长兄友兰回来了。
冯沅君从哥哥口中听说北洋军阀政府，把慈禧太后创办的女子师范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增设了国文专修科，当年就要招生，这是当时女学的最高学府。
冯沅君理直气壮地向母亲提出了要去上学的要求，她还表示：如家里怕花钱，可把家里给自己结婚时买嫁妆的钱先拿出来，待将来出嫁时，什么都不向家里要。
母亲为女儿求学的炽热情感所打动，但此时已给沅君订了亲，按照习俗，无“正当”理由是不能毁婚的。
因此，冯沅君要出外上学就必须通知男方家，这样势必会引起一系列的麻烦，母亲断然决定由自己承担压力，同意沅君去北京上学。
第一批中国女大学生
1917年，北京女高师入学考试只考国文一门，冯沅君自幼学习国文，有较好的基础，自然是一举考中了。
就这样，17岁的河南姑娘冯沅君成了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从此，她也开始了崭新的学校生活。
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的日子，欢笑中也伴随着泪水。尽管冯沅君从小受书香熏陶，但所受教育很不系统。
在“历代文选”课上，她能流利地背诵王粲的《登楼赋》，但她的知识漏洞还是不断显现。
有一次在作业中的错误，让顾震福先生很是吃惊，还误以为是她生病所致，让她以后要多读书，扩大知识面。
言辞虽很婉转，却让一向要强的冯沅君非常伤心。
她痛哭之后立下雄心：“要通过自己的苦读，赶上同学；再通过努力，争取超越同学。”
为此，冯沅君白天黑夜地读书，连星期天哥哥找她玩，她也不愿浪费时间。为了争取时间多读书，她甚至连春节也不回家。
她的同班同学苏雪林评价冯沅君：“所读的线装书比我多，国文修养之深，全班第一”。
随着知识面的扩大，冯沅君在学习上已游刃有余，课余也开始参加各种活动，也正是冯沅君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努力，为她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
她入学时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夜，中国知识界中已出现了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也日益壮大，不久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晚上，北京女高师的同学听到其他学校有30多名学生被捕，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女子岂能无责”的豪言壮语，要求上街游行，声援被捕同学。
然而女高师的校长是一个顽固的老官僚，对女学生的反帝爱国热情和争民主、争自由的行动不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地进行压制和扼杀，为阻拦学生上街游行，他下令在学校大门上加了一把大锁。
冯沅君第一个搬起石块砸碎了铁锁，她的勇敢无畏受到广大师生的赞扬。
并受15所女校爱国学生委托，起草致徐世昌总统书和游行请愿上书，后又迫使校长辞职。
国文专修班学生李超因不满包办婚姻郁积而死，此事激起冯沅君对封建礼教的憎恶。勇敢地拿起笔，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成古装话剧，并亲自登台演出，主动扮演了剧中众矢之的的封建专制家长的典型人物焦母。
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北京是头一遭，故而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演出获得了意外的成功。
当时这个剧火到了什么程度？连演3天，盛况空前：第一天满座，第二天以后就连窗户外边也挤满了人。在广大北京市民中产生巨大影响。李大钊观后拊掌赞叹此剧“比任何政治家的演说都见效”。
这部舞台剧的成功，使冯沅君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人写文章说冯沅君此时已是“名满京华”。
冯沅君反对封建传统，态度之坚决，行动之果敢，还表现在她名字的变易上。冯沅君这一辈男女大排行，最后一字取“兰”字。
同辈的女子（包括叔伯姐妹）共五人，伯父取名时，长兄冯友兰提议中间字为“温、良、恭、俭、让”，伯父一听，欣然同意。
冯沅君在姐妹中排行老三，取名恭兰。待到北京女高师报名时，因嫌自己的名字太“温、良、恭、俭、让”之故，便自作主张改名为冯淑兰，以表示反抗。
她在家乡时，虽勤奋自学，但读的多是诗词歌赋。
到北京上学后，置身在新文化运动的激流中，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给冯沅君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她的眼界大为开阔，阅读了大量的新文艺作。
如鲁迅的小说、散文，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出版的新文艺作品，特别是郭沫若那气势奔放，具有鲜明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戏剧，大大地打开了她的眼界，震撼着她的心灵。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研究生
1922年，冯沅君随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攻读古典文学硕士，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研究生。冯家兄妹三人先后就读北京大学成为校友，这在当时非常罕见。
这样她便来到“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的中国最高学府，开始了向往已久的大学研究生的生活。
经过3年的勤奋学习，她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而且是北大国学门唯一的一名女研究生。
就在这一年，由于社会新思潮的猛烈冲击和个人自由思想的迅猛发展，冯沅君虽然身为国学研究生，却迷恋上了文学创作，绞缠在心中的万端思绪再也无法抑制，创作的欲望如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
她接连在郭沫若等编辑的《创造季刊》和《创造周刊》上发表了《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等短篇小说。
这些小说体现了她对人生和自我价值的认识和思考又有了新的发展，由原来的争取女子享受和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利，提升到争取妇女婚姻自主和人身自由的更高层次上。
四部短篇之间略带连续性，主人公姓名虽不同，但性格是一致的，前后情节也是连贯的。
作者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婚姻悲剧，写出了当时青年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反抗，及对爱情与自由意志的热烈追求。
冯沅君在发表这些小说时用的是“淦女士”的笔名。
1926年，冯沅君将《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四篇小说结集为《卷葹》，后来她的丈夫陆侃如在《卷葹》再版后记中写道：“'淦’训'沉’，取庄子'陆沉’之意”。
《庄子·则阳》中说：“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
她取“淦”为笔名，正说明她虽隐于市朝，乃至遭受被埋没的命运，但仍不甘与之同流合污。
至于在“淦”之后加上“女士”二字，则是公开向社会打出女性的旗帜，标明作者向“男尊女卑”的旧制度挑战的勇气。
淦女士的名字很快就被大家所注意到了，在现代女作家中，她第一个以热烈的情感、严肃的态度正面地、充分地表现了“五四”时期新女性的恋爱理想。
当时就有人如此评价她：“技术方面虽无高超处，然而在时代意义上，实乃新女性作家之先锋。”
“淦女士”大胆揭开一切虚伪的面纱，赤裸裸地展示女性的隐秘心理，以积极热烈、纯洁高尚的情爱描写向虚伪的封建道德观念挑战，确实比同时代的女作家表现出更大的胆量和勇气。
鲁迅曾经对冯沅君的小说给以很高评价，认为她的小说体现了觉醒女性“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的真实写照。”
从编辑到印行，鲁迅都亲力亲为，还约请画家陶元庆为《卷葹》设计封面，并亲自撰写广告词。
《卷葹》是冯沅君创作的起点，也是她创作的顶峰。
她写的杂文，短小精悍，立意鲜明，语言犀利，表现出了一个追求博爱思想的女作家对现实不满的愤世疾俗的态度，轰动了北京的新闻界和中国的大文坛。
她成了20年代中国新文坛上，继陈衡哲、冰心、庐隐之后，又一富有才华、独具风格的女作家，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拓者。
转向学术研究
1924年冬，孙伏园得到鲁迅支持在北京创办《语丝》，由于鲁迅的关系，在文坛上初露锋芒的冯沅君也成了《语丝》的撰稿人。
她接连在《语丝》上发表了十多篇短篇小说、议论、杂感等，其中小说有三篇，即《劫灰》、《贞妇》和《缘法》。
她的思想、兴致、文笔也发生了变化，发表作品时署名也由“淦女士”改为“沅君”，从此“淦女士”这一名字逐渐为人们所遗忘，而“沅君”的名字却日益光亮起来。
“沅君”之意来自屈原《九歌·湘夫人》，表明作者要做一个高洁、脱俗、不随波逐流的人。
后来她又写了《林先生的信》、《我已在爱神前犯罪了》、《晚饭》、《潜悼》、《春痕》等。
这些小说虽然也表现了对旧礼教的控诉、对美好爱情的歌颂，然而《卷葹》中的那种反叛精神和火热的激情，却明显地减弱了。
在北京女高师就读期间，冯沅君与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王品青在一次讨论会上相识，同是河南老乡，很快两人陷入了恋爱的梦乡。
但王品青当时已经结婚，在老家有妻子，而冯沅君也有婚约在身，这样两个背负旧式婚姻包袱的人相爱，恋情跌宕起伏，有甜蜜亦有苦涩。
读研期间，她与王品青的实际距离是近了，但心理距离却越来越远。
冯沅君从研究生院毕业后应聘到南京金陵大学任教，而王品青从北大毕业后，没有再深造，而是做了中学教员。
这对十分重视读书做学问的冯沅君来说，俩人在知识层面上有了差距。
随着交往的加深，她与王品青之间的志趣不同是她无法接受的差异，王品青也一再让冯沅君感到失望，她对这份爱情的期待也在一次次的失望中消磨殆尽，最终两人分手。
王品青痛心疾首，无法接受，竞至精神失常，被送回河南老家，在老家疯癫而死。
但冯沅君并没有因为谈恋爱而影响学习，冯沅君在大师汇集的研究所学习，耳濡目染，阅读了大量文史典籍，开始展现一个女性学者的学术魅力，研究能力渐入佳境。
她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上发表了《祝英台之歌》、《老子韵例初探》等学术论文，还和大哥冯友兰共同校勘标点了《歧路灯》前二十六回。
文章数量不多，文字也不算长，但清晰、简炼，表达了她对文艺问题的诸多看法，一个充满着浪漫主义热情的小说家正在为一个严谨的学术研究家所代替。
珠联璧合
1925年夏，冯沅君从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毕业，经陈钟凡先生介绍，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学教师生涯。
次年，她又返回北平，一面在中法大学教书，一面在北京大学研究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
这一年，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月刊上发表了冯沅君累累的研究成果，文章功底坚实，思路清晰，笔头流畅，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新秀。
冯沅君和陆侃如的相恋，大约是在1926年的秋冬开始的。
陆侃如是江苏海门人，1922年进入北京大学，192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
当时，陆侃如正在清华当研究生，志趣相投，业务相近，彼此的才华和相互爱慕成了缔结婚姻的基石。
他俩从“爱苗初长”到“定情”这段爱情生活的历程，约略地烙印在冯沅君1927年写成、陆侃如编定的由五十封信联成的书信体小说《春痕》中。
1928年，陈钟凡先生又把冯沅君介绍到陆侃如任教的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任教，当时陆侃如是中国公学大学部中文系主任，兼着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的课程。
两人既是恋人，又是同行、同事，从此便开始了学术事业上的合作。
当时陆正在撰写《中国诗史》，已写成了《导论》和《古代诗史》，正准备写《中古诗史》。
那时冯沅君正在讲授词曲，陆先生遂将《近代诗史》的撰写任务托付给了她。
一时的分工，却定下了两位先生终身治学的方向。
1930年，他们分别写完了《中古诗史》和《近代诗史》。
历时五年的《中国诗史》撰写工作终于在这对贤伉俪的合作下完成了。
《中国诗史》是第一部中国诗歌史，也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的又一部中国文学的专史。
《中国诗史》评述了中国二千多年间诗歌发展的概貌，突出地展示了由《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到元明清散曲中国诗歌体裁的递变；对历代重要诗人进行了评论，并能扼要地点示出他们诗歌创作的风格特点。
《近代诗史》里论词之三篇，分期分类评述唐五代和两宋词人，突出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家，附以风格相似的数人，乃至十数人，论及的词人相当周全。
这年秋天，冯沅君只身回到北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
年仅三十的她竟以教材内容翔实，教学态度谨严，站稳了北大讲坛。
此时，她和陆侃如再度合作，撰写《中国文学史简编》，速度极快，1932年便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了。
报效祖国
1932年，夫妇双双从上海乘邮船去法国留学。
到巴黎后，两人都考入了巴黎第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班。
在留学期间，除了攻读博士学位应修的课程外，他们还参加了法国著名作家巴比赛领导的“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的活动。
这个“同盟”下设“中国留学生支部”，参加者，除了他俩外，还有戴望舒、李健吾等。
经过三年学习，冯、陆双双取得了文学博士的学。
此外，陆侃如在巴黎博士答辩会上以“西北有高楼”巧答“孔雀东南飞”，至今仍广为传颂。
沿途所见一派生机，他们惊叹之余，深感自己祖国的落后、贫困。
回国以后，陆侃如到燕京大学任教，冯沅君则应聘去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这两年，夫妇合作又完成了一件南戏曲文的辑遗工作，编成《南戏拾遗》一书，作为《燕京学报》专号于1936年10月2日出版，这是继赵景深、钱南扬之后又一本辑录宋元南戏佚曲的著作。
在为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冯沅君、陆侃如流徙奔波，生活极不安定。
1938年初，他们离开北平后，经过上海，取道香港、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到达昆明。
在昆明，陆侃如应聘去中山大学任教，冯沅君也跟着去广州，不久广州失守，他们又随校迁到粤西罗定。
次年初，冯沅君应武汉大学之聘，独自经昆明、成都，来到峨眉山下的嘉定县。
不久，中山大学又迁往云南澂江，那时，日本飞机正在向大西南狂轰滥炸，嘉定也未能幸免，武汉大学难于在废墟上继续上课了，冯沅君便应聘留在了中山大学。
1940年秋，中山大学又迁回粤西坪石。人届中年的这对夫妇随校在西南漂泊，1942年夏，两位先生再度入川，到设在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这才较为安定地住了几年，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在图书资料异常匮缺的情况下，她利用漂泊间隙和课余之暇，继续进行古代戏曲史的研究，陆续完成了两组有学术价值的论著。
抗战胜利后，冯沅君、陆侃如夫妇随东北大学复校到沈阳。
由于他们夫妇一贯倾向进步，受到排挤，1947年秋离开了东北大学，来到了设在海滨城市青岛的山东大学。
执教山东大学
当时山大文史系力量雄厚，杨向奎任主任，教授有丁山、王统照、赵纪彬，加上冯、陆两位，不久王仲荦先生也来到了山大，济济一堂，十分兴旺。
当时，正值国民党政府总崩溃前夕，山东大学的学运和全国学运配合，也如火如荼地发展了起来。两位先生旗帜鲜明，援救被捕学生。
解放前夕，部分地下党员和学运骨干，转移去胶东解放区或投奔晋察冀解放区，他们也都解囊相助。
1948年，在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中，两位先生和山大的进步师生们收听解放区的广播，阅读进步书籍，期待着新生活的到来。
这一年多，冯沅君精神昂扬，文思活跃。
她继续研究古代戏剧，发表了一组内容多样的考论文章：《元杂剧中的（东墙记）》、《从李煜词论“个”字》、《记侯正卿》、《唐传奇作者身份的估计》等，其中有考证，也有分析语言艺术的，考证和论述结合紧密，都有新见。
新中国建立后，冯先生以其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业绩，受到尊重，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妇联、文联副主席。
曾任山东大学一级教授、副校长。科普一下，山东大学是985大学！
她仍然一丝不苟地教书，踏踏实实地搞科研。她年年给本科生上大班课，讲授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
为了扩展本科生的知识面，她又陆续开出了《历代散文选》、《陆游研究》、《中国戏曲研究》等专题课，用她自己的科研成果来丰富学生的知识。
几乎在同时，她和陆侃如共同修订的《中国诗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从1955年开始，他们对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进行了逐章逐节的审阅修改，作了大幅度的剪裁、增补、改写。
这是建国后第一部尝试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系统阐述中国文学发展的面貌，结合历史背景评论重要作家作品的文学史著作，在国内学术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这对教授夫妇，躬逢治世，生活安定，学术成果累累。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也扩大到了陆侃如，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撤职降级，冯沅君在政治上自然也受到了牵连。
此后在并不顺畅的境遇中，冯沅君还是排除干扰，继续她的研究工作，写出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论文。
这个阶段，冯沅君又接受了教育部下达的一个重点项目，和林庚教授共同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
林庚负责上册（196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冯沅君负责下编（宋元明清诗歌，“文革”后才正式出版）。
《中国历代诗歌选》按历史顺序选注了各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品，选目全面恰当，注释简要精确，出版后深受各界读者的欢迎，曾一版、再版、三版，至今仍是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辅助教材。
这部诗歌选凝聚了冯沅君教授数年的心血，是她给人民奉献上的最后一份厚礼，遗憾的是，她未能亲眼见到这部书的出版。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冯先生被教育部评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工作重点转到了培养研究生和辅导青年教师。
1973年春天，冯先生腹部时有不适，去了几次曲阜县医院也未见好转。后来县医院的大夫看出了病情不轻，让她转院诊治，但冯沅君不忍丢下手头的工作，就这样，拖到了暑假。
1973年的秋天，知识分子的境遇稍有好转，省委对这位全国人民代表、知名女学者的疾病十分重视，让省立医院组织了手术护理小组，几位医术高明的外科大夫都上了手术台。
但可惜晚了，癌细胞已经扩散。手术后，病情一度似有缓解，能在搀扶下慢慢走动了，但神志恍惚，往事和现实交叉。
一个下午，冯先生穿戴停当，让护士扶着去医房隔壁的护士办公室，说要给研究生上课。坐下后，便哇拉哇拉拉起长腔讲开了课。
这位老教授潜意识的流动正反映出她内心的渴求——渴望重新走上讲坛。
1974年春，冯沅君病情加重，6月17日，与世长辞了。
冯沅君先生对山东大学贡献良多，厥功至伟。
她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建设、教学与研究上，倾注了全部精力，率先成立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室，为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开辟了在全国高校第一流的局面，为全国高校提供了富有典范性的教材，发起参与了全国重大的学术活动。
她为山东大学赢得了声誉，也为文史学人树立了治学严谨、学风淳良、富于创新精神的典范。
始终专心教学
冯沅君的情趣和爱好是多方面的。她是作家，发表的小说、诗词、散文，至今还为人们所赞赏。
她是学者，她的许多学术著作，有不少至今还摆在人们的案几上。她是翻译家，通英文、法文，有重要的译著传世。
她到高等院校任教以后，虽然对上述的多方面仍有兴趣，继续努力，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她能做到割爱，始终把主要精力投用在教学和教书育人上。
冯先生初登上大学讲坛时，已经发表了多种著述，有相当的名气，后来名气越来越大，头上有作家、学者、博士、教授、才女等不少桂冠。
但她作为一名高等院校的教师，在长达5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从来没有单凭学识、才气、名气，随便随意，而是一直践行着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的教学原则。
冯先生备课从来都十分认真，每门课都有详细的讲稿。有的课程，她讲过多次。
但每次新讲这些课程时，考虑到讲授对象不同、出现了新的研究成果等原因，她都要再备课。
从今存多种备课讲稿上可以看到，有些讲稿是重新撰写的，有些是在原讲稿的基础上进行增删。
有些字读不准，就查字典，仔细写在讲稿上。
冯先生特别重视课后辅导这一环节。她同课堂教学一样，认真负责，而且有自己的探索和特点。重视个别辅导，也重视集体辅导。
在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方面，冯沅君在遵循传统的同时，特别注意探索和创新。
冯沅君与学生相处，不讲所谓的师道尊严，而是提倡互尊、互爱、真诚、平等的师生关系。
冯先生虽然有博而深的学识，有许多有影响的著述，但她从不谈这些。
她不哗众取宠，不露才扬己，对于世俗之名毫无兴趣。她和学生交谈，是真诚的，是自然的。
这是经受人文教养浸润而形成的真诚和自然。
她与学生的交谈，洋溢着真善美的情趣，从各方面密切了师生关系。
从教书育人的角度来看，这种交谈，如同雨露，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长期效应，学生受到了课堂上和书本上难以受到的教育。
一位曾经缠过足的60岁老人，为了按时上课，冒着大雨，只身撑着伞，挎着书包，提前踏上四五里泥泞小路，蹒跚蹚水跋涉，终于按时赶到课堂上课。
严于律己，不畏艰难，以身作则，行为世范，此情此境，胜于言教，深深地感动了学生，教育了学生。
古人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冯先生在她一生的教学生涯中，在做好言传的同时，特别重视身教，正己身，正己心，自然会影响学生。
她凭借着向善、求真、趋美的人格魅力，如同甘霖雨露，滋润沾溉了学生的心灵。
她患癌住院，最关注的还是教学，念念不忘的还是教学，还曾让丈夫陆侃如给她带教学参考书。
冯沅君住院治疗期间，陆侃如搬进病房，朝夕陪伴，悉心护理，令前去探视的人动容落泪。
只是，冯沅君从几无食欲和无力中深知自己时日不多。这天，她坚持起床，挎上书包，让陆侃如搀扶着走出病房进入护士办公室。
在那里，她拿出书本，喘着气说：“同学们，现在开始上课！”
大家一愣，旋即明白，迅速搬凳坐定。
冯沅君一字一顿讲起了中国戏曲史课。听了一会儿，大家于心不忍，纷纷上前劝阻。
冯沅君生气了，提醒大家注意课堂纪律，并提高嗓门继续讲课。
这“最后一课”，是冯沅君教书育人生涯中的“告别演出”，也成为山东大学中文系最感人的一段佳话。
后来，在山东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晚会上，有个引人失声痛哭的节目《最后一课》演绎的就是这段故事。
冯沅君逝世后，陆侃如曾写过一篇深情怀念的悼文《忆沅君》，在这篇悼文中，他深情地回忆着他们相识、相爱与结合，以及冯沅君死前的悲惨情景。
爱情犹如人生，是一本永远写不尽也读不完的书，陆侃如的这篇悼文，充满着他对爱情，亦是对人生的体味和启示。
为了安慰冯沅君的在天之灵，卧病在床的陆侃如打算整理出版冯沅君生前的著作。
他们夫妇从30年代合著《中国诗史》起，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并肩战斗了大半个世纪，共同经历了颠沛流离的岁月，也共享过一部部学术著作完成后的喜悦。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4年，1978年陆侃如也与世长辞了。
冯沅君对自己的生活简直可以说是非常苛刻，但对需要帮助的人却非常大方。
她曾表示：我一介寒儒，连个后嗣亦无，能为国家民族留点什么？我想个人艰窘一点，存几个钱，身后让国家做学术奖金，奖掖后人吧！
冯沅君和陆侃如生前立下遗嘱，把他们数十年的全部积蓄6万余元人民币及两万册珍贵的藏书，全部捐赠给山东大学，作为优秀古典文学研究成果的奖励基金。并成立了“冯沅君文学奖学金”。
20世纪70年代的6万元人民币，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笔存款，是他们夫妇多年来积累的稿费和工资。
往事如风，但学术风骨永恒！
陆侃如、冯沅君学术研讨会
2011年，在山东大学即将迎来110年校庆之际，中文56级校友一行39人相聚母校，捐赠了冯沅君、陆侃如先生雕像。
十年以后，雕像仍在。二位先生“大处认真做学问，小处细致待学生”的风神气骨，定能流传千百年，影响一代又一代学子。
2021年4月9日，省古典文学学会、山东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省古典文学学会年会暨陆侃如、冯沅君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
开幕式举行了陆、冯《中国诗史》手稿捐赠仪式。杜泽逊讲述《中国诗史》手稿发现、保护的过程，该手稿将由中华书局彩色影印出版，是山东大学120周年校庆的礼品书。
杜泽逊认为，陆侃如先生、冯沅君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巨匠，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名家，是我省学术界与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标志人物。
会议高度赞扬了陆、冯所著《中国诗史》的开创性与奠基性贡献，特别是词曲之崭新的研究内容、以诗为宗的美学追求、以社会生活为源的历史深度、扎实的文献基础、以文学性为标准的文学本位与个性化的文学书写，做到了朴学、史学与美学的统一，成为不败的经典之作。
中国的一个奇迹
她作为当代杰出女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可谓20世纪中国的一个奇迹。
她就是哲学家冯友兰和地质学家冯景兰的同胞妹妹一一冯沅君。
五四时期先锋女作家、文学史家，北大的第一个女研究生，北大讲坛上的第一位女教师，中国第一位女性一级教授。
她曾经迈着三寸金莲，从男尊女卑的深闺高阁走进学堂，去汲取新思想新文化的滋养。
从一个千年小镇走向国际，成为巴黎大学的东方文学博士；从一个家庭主妇登上大学的讲堂，直至担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她主动大胆地追求著名学者陆侃如。
他俩的结合，曾被人称做是一部充满着“爱、自由和美”的奇特的罗曼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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