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死缓也行，我能改，我肯定能改……我在劳改营一辈子不出来都行，你给我留条命行不行？”
1983年的徐州市铜山县法院，被法官宣判死刑的女孩挣扎着抬起头，用她那双清澈的大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手握生杀大权的法官，忏悔着求饶。
女孩名叫胡贤华，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时年仅26岁。
这个外表清纯、一脸稚气的女孩儿，到底做了什么，会让她接受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审判呢？
1983年6月份的一个下午，返城知青王金龙，戴着蛤蟆镜，穿着喇叭裤，骑着一辆28自行车，和几个小哥们儿模仿着电影《神行太保》里的样子，在楚河边炫起了车技。
突然，王金龙双脚撑地停了下来，冲着河边一个穿花裙子的姑娘喊道：“胡贤华，我们从小唐那里搞到《甜蜜蜜》了，晚上去我那里跳舞，把插队时荒废的青春找回来！”
小唐是唯一有香港亲戚的知青，搞邓丽君的磁带全靠他。
这个叫胡贤华的女孩儿顿时兴奋起来：“走，骑车去你那儿。”
几个人进屋后，胡贤华熟门熟路地打开燕舞牌双卡收录机，听起了邓丽君的歌。
“真好听，等会儿跳舞就放《甜蜜蜜》！”
别看胡贤华只是医院的一个勤杂工，可她不仅穿着时尚，而且身材高挑舞姿曼妙，爱慕她的男青年还挺多。
吃饱喝足之后，5人群魔乱舞直到深夜。歌声，舞步声，夹杂着酒后的嬉笑声……在那个晚上9点就关门闭户的年代，这无疑是扰民。无法入睡的邻居举报了他们。
当民警敲开房门的时候，屋内十分凌乱。在酒精和“靡靡之音”的双重作用下，5个人都有些衣衫不整。
民警以“影响社会治安”为由，拘留了他们。
一审期间，胡贤华承认自己与几个恋爱对象发生过关系。以为坦白会轻判的胡贤华，还是与那4名男子一起，以“流氓罪”被判了死刑。
胡贤华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并暗中托人带信儿，求小唐带自己逃往香港。而这个小动作，让胡贤华又多了一项外逃未遂罪。
法院7月份二审前，突然收到了上级通知，要求警方和法院联合办案，现场定罪。
原来，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指示公安部，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犯罪。
正好撞在了枪口上的胡贤华，并没有从法官那里得到生的希望，她的上诉被驳回了。
行刑前，胡贤华昏厥在了刑场上……
如果说胡贤华轻罪重判有些无辜的话，那么因穿泳衣惹来杀身之祸的翟曼霞，就更加冤枉了。
翟曼霞出生在西安，不仅人长得天生丽质，而且家境殷实，从小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思想比较开放。
翟曼霞20岁那年，电影《庐山恋》热映了。身穿连体泳衣的张瑜在郭凯敏脸上那蜻蜓点水的一吻，让“泳衣”和“接吻”不再是中国影视的禁区。
然而现实中，人们依旧接受不了女子穿泳衣。
但翟曼霞却被张瑜的妆容和泳衣给迷住了。她照着张瑜的样子化妆打扮，还买来连体的、分体的、三点的各式泳衣。一到夏天，但凡能游泳的地方，都能见到她。
在那些穿着衣服游泳的女人堆里，穿泳衣的翟曼霞就是异类。她一出现，妇女们就会拉着孩子避开，临走还不忘吐口唾沫骂上一句：“狐狸精，别带坏我的孩子！”
由于年龄小错过了下乡插队，翟曼霞早在大批知青返城前就有了稳定工作。这让周围很多待业女青年又嫉又恨。
然而，在那些男青年眼里，翟曼霞却是个香饽饽，追她的人怕是能有一个排了。
爆表的男人缘和前卫的举止，无疑挑战了世俗。渐渐地，翟曼霞成了人们口中的坏女人。
风言风语传到翟曼霞的父母耳朵后，他们少不了唠叨自己的女儿，可翟曼霞照旧我行我素。
“伤风败俗，我们的老脸往哪儿搁呀！你再这样，就别回这个家！”那天，父母下了最后通牒。
众叛亲离的翟曼霞沮丧到极点，她索性换上三点式泳衣，来到灞河边，赌气般地脱了外衣跳入河中。
“有女人光着身子游泳，抓流氓呀！”有妇女大喊道。更有好事者找来民警。
此时正值严打，全民皆兵，谁都能举报抓人。就这样，翟曼霞被拘留了。
民警走访调查时，邻里又补了一刀：“翟曼霞极不检点，跟18个男人上过床。”
审讯时，翟曼霞拒不认罪。法院却急于定罪：“翟曼霞，老实交代你跟18个男人的不正当关系！”
得知如呼吸般自然的恋爱，变成了犯罪，翟曼霞十分愤怒，她怒怼民警：“我16岁起就跟男人上床了，你管得着吗！”
结果，依据1979年《刑法》第160条，婚前性行为和滥交按流氓罪论处。
法官宣判翟曼霞死刑后，问她有什么临终遗言，翟曼霞倔强地说：“性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我无罪！”
翟曼霞这种超前的理念和我行我素的性格，无疑把她逼上了绝路。
被执行枪决时，翟曼霞年仅23岁。
当盲从世俗变成一种常态，追求自我便成了一种罪恶。
毫不夸张地说，40年前，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不仅是耍流氓，还会掉脑袋。
同是生活在西安，29岁的摄影爱好者惠利民的遭遇，比翟曼霞更悲催。
1983年4月的一天，惠利民外出采风途中，遇见了在一次文艺汇演中认识的业余舞者韩涛。
韩涛对惠利民说：“马燕秦老是夸你在她家舞会上拍的照片，她想约你这周末晚上再去她家拍照。”
“好啊！”惠利民没有拒绝。
严打期间，舞厅全被关停，喜欢跳舞的人只能偷偷举办家庭舞会。
那时，42岁的马燕秦离异又丢了工作，闲来无事就爱在家张罗家庭舞会。有人在那里学跳舞，有人在那里物色对象，有人就冲着能与漂亮的马燕秦共舞一曲。
当惠利民第三次出现在马燕秦家时，韩涛早已等候在那里了。
得知惠利民要来拍照片，马燕秦和她20岁的女儿都穿上了最漂亮的裙子。
出现在镜头里的马燕秦，甚至比女儿更有魅力。1米7的身高，苗条且凹凸有致的身材，精致的鹅蛋脸，再加上身体舞动起来后的灵动，着实对男人感官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惠利民心里暗自思忖：难怪韩涛不顾15岁的年龄差跟她搞地下情，难怪男人们都以跟她舞上一曲为荣！
那天他们一直玩到午夜，当惠利民打算离开时，院子的大门已锁。不得已，他们只好留下来过夜。
第二天一早，他们还没起床就有人捶门：“我们是警察，开门！”
原来，邻居早晨报警说马燕秦家聚众淫乱，派出所出动了一个小分队过来抓人。
民警们进屋打量了那张凌乱不堪的床后，厉声呵斥他们说：“四人睡一张床就是聚众淫乱！带走！”
在拘留期间，惠利民才得知，马燕秦经常组织年轻人在家里跳舞，并通过收取门票非法获利2000余元。马燕秦不但与130多个男人存在不正当关系，她还聚众淫乱。更恶劣的是，她还教唆自己的女儿与他人淫乱。
惠利民心想：我跟马燕秦不熟，只去过她家三次，况且昨晚整宿聊天啥都没干，顶多拘留几天就会放出去的。
然而，惠利民美好的愿望落空了。
由于涉案人员多达300多人，经过2年的取证，法院最终把案子定性为“特大流氓团伙”，并在西安体育场公审了此案。
马燕秦和韩涛作为团伙头目，因犯有组织流氓团伙罪、聚众淫乱罪被判处死刑；涉案的300多人中多数被判有期徒刑；惠利民则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被多次减刑，惠利民在服刑15年后，于2000年出狱。那时的他，头发全白，人生尽毁。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流氓罪被正式取消。惠利民的罪行也和“流氓罪”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
大家一定会有疑问：为何判那么重？流氓罪为何被取消？
这还得从严打的时代背景说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城市就业局势非常严峻。待业青年激增，不仅要恢复下放劳改人员的工作，还有大批返城知青要安置……就业岗位根本无法满足就业需求。
截止1979年年底，全国累积了约2000万的失业人口，大街上到处游荡着闲散人员。
再加上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冲突，让很多失业青年无所适从，并心生不满。于是，大批青年聚集街头，打架斗殴频发，社会治安极其混乱。
虽然当时犯案的人员都被判刑，但是，由于1979年版的《刑法》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量刑偏低，根本起不到威慑作用。加上当时的公安装备落后，导致各地滋生出大批犯罪团伙。
那些犯罪团伙无视法纪，公然挑衅军警权威，使得军警的社会公信力大打折扣，社会治安急剧恶化。
于是，中央火速决定搞一次“从重从快”的严打，以儆效尤。
当时还流行这样的顺口溜：可抓可不抓，坚决要抓 ；可判可不判，坚决要判；可杀可不杀，坚决要杀。
1983年7月，铲除“唐山菜刀队”成员600名，为严打打响了的第一枪
到1985年时，共有86万人被判刑、2.4万人被枪决。其中，被判处流氓罪的居多。
严打的积极作用，自然是有目共睹。然而，负面作用也不容小觑，比如当时的“口袋罪”。
罗翔老师对“口袋罪”是这么定义的：“只要定不了的，都可以定。一切社会生活不轨都是其它流氓行为。只要让别人看着不爽，就是流氓。”
像胡贤华、翟曼霞和惠利民，就因撞上严打，罪行被放大。他们原本属于道德和生活作风范畴、且罪不至死的行为，因“口袋罪”被判了死刑和死缓。
于是，1997年修订《刑法》时，就把流氓罪分解成了若干明确的罪名，基本规避了“口袋罪”的风险。
正如罗翔老师所说：法律的相对明确性还是要的，如果定罪的边界模糊不清，就会导致选择性执法的后果。
鉴于当时社会治安混乱，严打也是无奈之举，但难免也有矫枉过正之处。
以史为鉴，社会和法治才会进步。这也许就是严打对后世的价值所在。
从83年至今，40年过去了。从笼统的“流氓罪”到“非法同居”，再到“非婚同居”……我们以血的代价，换来了健全的法治。
罗翔老师说：法治不是限制自由，而是让人更好地去行使自由。
正因为此，生活在健全法治时代的我们，才会更自由。
参考资料
1、崔敏著《反思八十年代“严打”》
2、《刘复之回忆录》
3、南方都市报2013年12月11日的文章《媒体披露1983年“严打”内幕：2.4万人被处决》
【作者】：糖豆儿
【责任编辑】：池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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