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娘舅”是上海土语，是指有威望且善于调停纠纷的长者，类似于我们四川“吃讲茶”的中间裁决人，之所以称虞洽卿为“老娘舅”，是因为他的威望高，斡旋能力超强，而且，他在上海滩很“吃得开”，黑白两道通吃，谁都会给他面子，因而有此称呼。
虞洽卿的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相当响亮的，不过是以负面居多，一提起他，脑海中便会出现类似于买办、走狗、反动派的帮凶等一堆的标签。
虽然他不算上海滩的帮派之人，但影响力却在黄金荣和杜月笙这些黑道人物之上，也是很难评价之人，当然，站在固有的角度来看待，一个“坏人”便可一言以蔽之，而且是无可辩驳的存在。
其实，一个人的好坏善恶，本不是简单就能评价或定论的，而且，很多是盖棺难定的，比如，很多恶贯满盈的人，是很孝顺的，在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你能说这是一个坏人吗，很矛盾是吧。
虞洽卿也是这样，他能在难民潮席卷而来时，赈灾救人，他能保持气节，坚决不当汉奸，他能组织家乡父老捐资购买飞机抗日，更是在临终前将千两黄金捐出，使得蒋介石亲书“乡国仪型”的匾额以示褒奖，这样的人，你肯定是不能将他定义为坏人的。
然而，如果你硬要去深究这些钱财的来源，那就不好说了，在旧中国的上海滩，绝大多数有钱人的经济来源，或多或少都“涉黑”，尤其是黑帮大佬们，都与鸦片、赌场、青楼相关，而且他们欺行霸市，压榨民众，通过很多的不法手段攫取财富，这样的人，你能说他是好人吗？
虞洽卿就属于这样的人，他既非政府官僚也非普通民众，以“一品百姓”的身份，结交三教九流，游弋于政、商之间，在劳工，资本家，政治家以及黑帮之间，腾挪跳转，甚至同革命党人也相交甚厚。
比如他与陈其美称兄道弟，而且他也是一位热心肠之人，对有求于他的事一诺千金，所以，他的口碑是相当好的；再加上他同蒋介石是正宗老乡，在关键之时对其多有赞助，深得蒋总统的欣赏，所以，他能成为在上海滩可以呼风唤雨的“通天”之人。
虞洽卿的出身很苦，他幼年丧父，经常在家乡龙山的海涂上拣蚌蛤、泥螺来补贴家用，被当地称为“泥螺娃”，书是没有条件读的，所以，他经常扒在私塾的窗下偷听，长此以往，竟然也达到了初通文墨的水平。
15岁时，随着北上的打工潮来到上海，在一家染料行当学徒；他肯定是绝顶地聪明，未及满师便升任为“跑街”，走街串巷地同各色人等打交道，不但练就了察言观色和处理各类事务的能力，同时也打造了自己的人脉，为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后来他到了外国人开的洋行当了一名“买办”，期间又多次跳槽，分别效力于德、俄、英和荷兰人的洋行，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于是便自主创业，开设了独资的“惠通银号”，并且组织在沪的老乡，创办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四明银行”。
四明银行
“四明”是宁波的别称，因四明山而得名，虞洽卿是在上海宁波人心中的“老娘舅”，乡亲们也习惯地称他小时的别称，“阿德哥”，所以，他是宁波乡亲们的依靠和精神领袖。
后来虞洽卿又成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上海滩的期货大佬，所以才在蒋介石在证券交易上亏得个底掉之时，将他介绍给黄金荣，并拜在其门下，这才让后来的蒋总裁化险为夷，熬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时光。
在上海谋生的宁波人数量众多，上至巨商富贾，下到保姆杂役，各个行当都有他们的身影，当时上海前十名的商界大佬中，有六人是宁波籍，而遍布全国的宁波帮，早已取代了昔日辉煌的徽州商人，他们被称为“甬商”，向南，向北，向东是大海，非常团结的宁波人，几乎主宰了当时商界的大半壁江山。
有一件事能说明虞洽卿当时的地位，那便是著名的宁波人罢工，时称“四明公所”事件，因为当时的宁波四明会所，专门买下了一块地，安葬死去且无法归乡的同胞，而法国人为了修路要占用，强行命令搬迁，虞洽卿几经交涉无果，遂一声令下，号召所有在上海的宁波人罢工。
一时间，无数的商铺关门，无数的行业停摆，无数富贵人家的佣人不干活，都上街游行了，法租界全面瘫痪，臭气熏天，外国人坐不住了，纷纷向法国人施压，最后，法国人只好退让，宁波人取得全面的胜利。
虞洽卿的地位是同他会做人密不可分的，他平常很注重自己的形象，却不是人们理解的光鲜亮丽，他是会见朝廷官员时西装革履，面见外国人时则一袭长衫，一天不知要换多少次衣裳，以保证同对方的距离感不失其当，用心极其良苦。
由于他的能力和在商界的地位，被推为会长，后来更是被选为全国工商协会会长；但是，平心而论，他的商业在上海滩并不是做得最大的，不过，与黄金荣那几位超过他的大佬们相比，他是做得最“干净”的，因为后来他的业务都是拿得上台面的，比如航运等等。
虞洽卿不仅是宁波商人的代表，还被民国政府树立为中国民族商人的象征，甚至以他的名字，将上海滩上连接最繁华的南京路和静安寺路的一条马路，命名为“虞洽卿路”，这恐怕也是以中国商人命名的唯一的道路。
虞洽卿同革命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辛亥革命前，他便支助陈其美在上海革命，出钱出力，购置军火，以合法的身份掩护革命党人的活动，
武昌起义后，他筹款百万支助“上海起义”，又亲自去苏州策反江苏巡抚程德全易帜，当革命军进攻南京时，他又亲自携款去前线劳军，还自任统领，招募了五千人的“光复军”协助攻城，江苏全境光复后，他又率军从苏州护送程德全至南京就职。
如果不是他策动程德全的反正，苏州势必会成为清王朝同革命党人争夺的焦点，自太平天国后所建立起来的繁华，肯定会毁于战火之中，后人哪里还能在园林中徜徉，哪里还能听见寒山寺悠远的钟声，所以，说虞洽卿是民国元勋当不为过。
时间斗转，风云际会，当年他帮助过的蒋介石，转身扶摇直上，成为南方政权炙手可热的领袖，当蒋介石发动北伐时，江浙财团是其主要的经济支柱，其中虞洽卿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
虞洽卿之所以支持蒋介石，因为他也需要新军阀的支持，双方各取所需，但他也不是帮派人物那样，直接在前台大打出手，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只是在幕后给予支持，所以，他也拒绝了蒋介石委任的“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一职。
严格说来，虞洽卿同共产党人并无深仇大恨，他同蒋介石的合作，是为了寻求保护势力，而既是宁波老乡又如日中天的蒋介石，天然是他最好的合作伙伴。
所以，他不惜物力财力，全力支持，换言之，他只是寻求一把“保护伞”而已，然而他的所作所为，是站在进步力量对面的，将他划归于反动阶层的罪魁，也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虞洽卿的另一面，当日寇向驻守上海的19路军进攻时，看着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他振臂高呼，向所有在沪的宁波人发出倡议，募集了大量资金，购买了五架“宁波号”战机抵御日寇，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虞洽卿担任了上海市反日救国会会长，淞沪会战后又组建“上海节约救难委员会”，赈济难民，因拒绝汪精卫政府邀请他出任伪职，“虞洽卿路”被改回为旧名“西藏路”，即今天的“西藏中路”。
虞洽卿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有着最后的底线，他曾言，“人生在世，百样事可做，唯独秦桧不可做。” 拒不附逆，保持了一个中国人的良知。
在沦陷区，他为阻止日本人沿江上溯入川，他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12艘轮船沉入江底，他不仅资助戴笠的忠义救国军抗日，刺杀投敌叛国的汪伪政要，同时也对在苏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给予帮助，所以，虞洽卿在民族大义上，是值得大赞的。
由于他公开表示不同日伪合作，为避免受到迫害，1941年，他被迫丢下了搬不走的固定资产，远赴重庆，在大后方重新开始创业。
他购买了大批的汽车，往返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物资，他还曾以耄耋之年亲自押车，考察沿途路况，为此，他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多次嘉奖，蒋介石曾特发手谕予以关照，所以，他创办的新公司一路顺风顺水，很快又获得了高额的回报。
毋庸讳言，无论是当年在上海的赈灾，还是在重庆的运送抗日物资，其中假公济私，夹带私货，倒卖紧缺商品，从中渔利，这是虞洽卿的拿手好戏，为此，他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诟病和责难，说他发“国难财”的大有人在，可以说，他是民国时代的顶流官商。
1945年虞洽卿在重庆病逝，时年78岁，临终前留下遗言，“铜钿银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捐黄金1000两，用于抗战。”在人生最后的时刻，不忘抗日，但是，他没能坚持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殊为可惜。
他去世后，民国政府给予了极高的荣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送“输财报国”的匾额以示褒奖；蒋介石不仅送来花圈致哀，还亲书“虞洽卿先生千古”的挽额，以表痛悼之情。
虽然现在虞洽卿被定位在官僚买办之列，如果观他的一生，却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他一生坚持商人的本色，不愿涉及官场，唯一接受的官方任命，是中央银行监事。
然而，在那个时代中，不与官府合作是不可能的，而他同蒋介石亲密的关系，也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被后世归于反共反人民的帮凶。
观虞洽卿的一生，从一个拾海螺的穷孩子，到声震上海滩的“赤脚财神”，由一个八面玲珑的商人，到统领江浙财团的商界领袖，他的成功有着太多的传奇色彩，而他锲而不舍的创业精神和大节不亏的坚守，是值得后世赞美和颂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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