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者，篆之捷也。“这是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对隶书本体及其产生背景的经典叙述。
这句话讲明了隶书是因为篆书难成，为适应需要快写而成的。事实上，隶书无论在结构和书写性上都和篆书有较大的改革，隶书是一种从篆书中脱胎产生又与篆书完全不同的新书体，书法史上一般称之为“隶变”。“隶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字形结构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由篆书的细长变为隶书的宽扁；二是书写方式的变化，主要是由篆书的中锋用笔，线条圆滑，粗细匀称；变为中锋、偏锋、侧锋齐用，有方有圆，一波三磔，书写速度更快，也更符合书写习惯。
“隶变”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发生“隶变”的内在动因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对文字应用的要求；同时因其蕴含着内在的书写运动态势更加符合人的生理运动轨迹，才使隶书在秦汉之交随着政治的更替最终代替篆书而获得普遍应用。
隶书在汉代400年间逐步发展成熟并达到高峰，从现今出土的《乙瑛碑》《礼器碑》《华山碑》《曹全碑》《张迁碑》等刻石和拓片可以看到隶书已经具有雅化、规范化和文人化的艺术特征。而且根据书家的个人特点而有独立的个性特征，比如《张迁碑》的质朴奔放、浑厚博大，《曹全碑》典雅华美、俊秀温润，《石门颂》质朴随意、奔放阔大等等。
事物总是螺旋式上升，曲折中发展，隶书也逐渐向两个方面进行分化，一是在持续草化过程中因书写的运动态势不同最终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章草和今草；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隶书原本书写形态的规范建构，魏晋之后逐步确定为更有韵味的行书和更具规范与秩序感的楷书。魏晋以后的书法，草书、行书、楷书迅速形成和发展，隶书虽然没有被废弃，但变化不多，而且在相当的时间里甚至出现了沉寂乃至颓弱期。直到清代，由于大量金石和碑版的考古发现，在碑学复兴浪潮中隶书再度受到重视并随之复兴，出现了金农、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等著名书法家，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在众多清代隶书大家中，邓石如应该说用功最深，成就也最大。清代书画家、篆刻家赵之谦评邓石如书法说：“国朝人书以山人为第一，山人以隶书为第一，山人篆书笔笔从隶书出。”
作为清代碑学巨擘，邓石如隶书从汉碑中化出，作品风格纵横捭阖、大气磅礴，使清代隶书面目为之一新。正像我在《藤杖芒鞋的清代第一书家邓石如》一文中谈到的，邓石如经梁巘的推荐，在江宁大收藏家梅鏐的府上深造过8年。遍观并临摹梅镠家私藏的、秘不示人的秦汉以来金石善本如《华山碑》《衡方碑》《夏承碑》《张迁碑》《史晨碑》等。他“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寒暑不辍”， 系统学习篆体、隶书等书体，完成了他艺术上的一次蜕变，书法、篆刻风格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遂工四体书，尤长于篆书，称为神品。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邓石如对三国的碑隶《黄初四石》《庐江太守范式碑》等，也有深度学习和临摹，并得力甚多。方朔称邓石如隶书“由东京而趋邺下”。
正是这种广博的学习、借鉴和融合，才使得邓石如的隶书占尽了“古”意，苍劲浑厚、一派朴茂气象。清人方履称赞邓石如隶书：“寓奇于平，囿巧于朴，因之以起意，信笔以赋形，左右不能移其位，初终不能改其步，体方而神圆，毫刚而墨柔，枯润相生，精微莫测。”有位日本书法家也称赞邓石如隶书说：“只有邓石如一人从分间布白直到波势的轻重，都仿佛如汉人再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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