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真相

武士道的渊源可以到日本的国家神道和佛教，以及中国的孔孟之道。它是日本武士阶级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武士道的要求最主要有几个方面：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

“义”是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诲，要求武士必须遵守义理和道德。
“勇”要求武士具备敢作敢为、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要有高强的武艺。|
“仁”使武士不至成为黩武主义的武夫，而要具有宽容、爱心、同情、怜悯的美德。
“礼”不仅仅是风度，更是对他人的情感和关怀的外在表现。
“诚”要求武士保持诚实，同时要摆脱来自诸如商人阶层之类的诱惑。
“名誉”的意识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及对价值明确的自觉，它要求武士为了名誉而愿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坚忍的品行。
“忠义”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它是存在于各种境遇中的人们关系的纽带，忠于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须恪守的信条。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君主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

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

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

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切腹自杀，这是日本镰仓武家时代以来的传统。

'叶隐’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发指：
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时就得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武士大众，14、15岁开始实习斩首。如此武士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人不在乎的精神。

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这是武士为“奉公人”的心里准备，说来非常残酷、不人道。举例说，佐贺锅岛藩第四代吉茂，年轻时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中有不讨其喜欢的，即将此人之妻的坏话写在扇上，交给近侍说“你把此扇让他看，再将那家伙做何反应呈报”。此家臣看了扇之后，并不知道是谁写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将此呈报。吉茂公曰“将主人书写的东西撕裂，乃是无礼者。令他切腹。”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山本常朝也说，武士应尽的忠义，是以殉死为最高。


有一个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故事：

江户屋敷的看守仓库者堀江三右卫门，偷了库存的金银，被逮捕逼出口供之后，即下令“大罪人，折磨死”。于是先将他身体中的体毛烧光，剥他的指甲，切断他的脚筋，用锥磨等工具给他种种折磨，但他不哀声大叫，连脸色都不改变。最后就斩开他的脊背，用热烫的酱油浇洒其上，他即躯体折弯而死。

武士道相传也讲究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

中世纪的镰仓时代，源氏家族亲兄弟(源义朝、源为义、源为朝)，骨肉相克杀戮，而断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日本战国时代的无情，都有血淋淋的杀戮史为佐证。有杀主君的，松永弹正叛逆弑君即将军义辉；有杀父亲的，斋藤义龙杀其父斋藤道三；有杀兄长的，今川义元为了继承家主地位，在长兄死后，杀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持家臣；有杀亲子的，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听织田信长的话，命其亲生长子德川信康自害死亡。日本武士的残酷不人道，比比皆是，从此也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实面。

武士道是日本神道教的主要内容。它原是日本封建武士的道德规范。日本武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在日本历史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最早的武士是在大化改新之后，作为封建贵族庄园的护从而出现的。后来武士不断壮大，开始介入政治。它本身分化出将军，大名，家臣，足轻，乡士等20多个等级，成为日本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势力。

第一部武士的道德规范《贞永式目》是於1232年出现的。封建时代的武士，以“忠孝”和“武勇”为最高信条，随时准备去为他们的主君赴汤蹈火，为了表示他们的忠诚，维护他们的荣誉，他们会切腹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日本的武士是拥有武装的自营农民，所以具有农民式的主义。此外，打仗的原则是谁的武器性能好，谁的作战战术更合理，谁就取胜，这一原则今古不变；由此催生了尊重科学的风气。到了江户时代，学术和教育飞速发展，出现了许多学校。幕府也设立了现在东京大学的前身“昌平报学问所”，各藩有藩校，乡学和私塾，为町人（江户时代的商人，手工艺者），农民等百姓设立的“寺子屋”也布满全国。“寺子屋”的教育主要是实用方面所必需的读写和打算盘。

日本的文化主体是输入中国文化和经中国输入的、带有中国特色的印度文化（汉式佛学）。但是，日本有选择地将其“日本化”。来源於中国、印度文化而生的是“文”，而来源於日本文化而产生地是“武”。

中国文化以“仁”为核心,日本文化以“忠”为核心。日本取了“义礼智信，忠诚孝悌”，唯独忽略中国人奉之为首的“仁”。在古代，中日两国社会顺序都是“士农工商”，但是中国是“文士”，日本却是“武士”。

武士道作为一种思想已达到了宗教的高度，它起源于中世纪对领主、藩主的绝对忠诚。对上级无限的忠诚、绝对服从。注重信、义、勇三条准则，崇尚武力和冒险，大无畏的献身精神，集体观念高度深化。

武士道从其发端之初起，统治了日本1000多年，其代表作是《地陶闻书》，它的主题十分明确:荣誉，慷慨赴死，对藩主的忠诚和修身。赴死的思想贯串全书。《地陶闻书》教导说，如果一名战士经常思索怎样去死才能无撼，它的生活道路就会是笔直而单纯的。在危险的境遇中它不会去想怎样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会勇往直前，投入敌人阵中，迎接死亡。因此，武士道也被称为“战士之道”。

为了培养武士道精神，要学习许多东西，而主要是学会忍耐和冒险。为了学会忍受种种困苦，常常赤脚在雪地中行走，练习击剑和柔道，半夜到墓地裏去，整夜地处於“枕戈待旦”的状态，经受种种沈重的，甚至野蛮的考验。武士道文化蕴含著牺牲的精神。

所谓武士道精神是一种不成文之法，是历代的武士们口耳相传下来的，或是由知名的武家人士记录下来，成为后来武士们的人生格言。

武士道不是一种清洁的精神，它是一个阴翳的民族，在偏狭的岛屿中产生的一种复杂、混乱和极端的生存意识，以及情感倾向。在狭隘的生存空间中，它有能力保留品格或附庸风雅；但当它发展开来后，它表现出来的是其极其残忍的一面。它的残忍、不人道与现今的博爱，人权，平等，自由等有深刻的矛盾；但是在日本国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这是日本作为东亚的现代化国家和西方的现代化国家具有很大差异的一点。

日本自古以来都有对外侵略的特点，同时也有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特点。

但是我们发现，所有日本人所学习的东西完全停留在器物或制度的阶段，不论多么优秀的文化都不能感化日本根深蒂固的武士道精神。

大化改新时日本向中国学习了现今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但是将中国以民为本，仁爱的文化弃如蔽履。中国自古以来也有强调忠君，但是在国家和君主之上还定制了一个更高的标准，可以是为民谋利，可以是“正道”之类，总之君主制中央集权社会阶层之上高悬着一把“正义之剑”，任何人都可以以之为名进行反抗，这在日本没有。

又像佛教在日本，它本身内省思考的色彩，不能让武士在动刀前有充分的思考。包括后来的明治维新，日本人学会了西欧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行政制度，但是把资本主义平等、博爱、自由、民主的精神撇在一边。

比如，在中国经常有刺客被指定要刺杀地人感化而放弃刺杀，甚至改变自己的立场，这在日本是不可能的；简单的说，日本人效忠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但中国人效忠自己的信仰。又如，日本的国技空手道，源自中国，它本身也就有它的两条基本准则：空手道是用来防御的；必须牢记上一条。但是二战中的日本武道家，在效忠天皇。很多都成了法西斯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