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必然导致游牧
大自然给了我们江南水乡、沃野中原和天府之国，也给了我们面积三倍于耕地的草原。
全世界游牧地带，主要集中在北纬40度到55度之间的寒温带内陆，中国北方草原游牧带是全球游牧带的一部分。
草原只能长草，人们只能依靠食草动物生活，一个地方的草吃完了，就去另一块草场，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游牧生产方式。
草原无法种植，对农耕民族来说，占领了也没用，所以不会去占领。
能不能把游牧民族消灭掉呢？做不到。
有草原必然会形成游牧生产方式，消灭了这一拨，会崛起另一拨，从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回鹘，女真，鞑靼，瓦剌，到噶尔丹，草原民族绵延不绝。
想要从根本上消灭草原民族的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消灭草原。
但人在自然面前是非常渺小的，这事只有大自然才能做到。
游牧民族无法威胁农耕民族，源于热兵器的出现，但游牧生产方式并未消亡，只是他们现在变得能歌善舞，热情好客，不再骑马冲锋打草谷了。
东北地区是农、渔、猎、牧结合的地区，对农耕地区并无依赖。
黄土高原和黄河上游地区，属于半农半牧或农牧兼营的地区，对农耕地区依赖不大；
青藏高原也是农牧兼备，所以历史上对农耕文明并未带来太大的困扰；
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威胁最大，源于其是纯游牧，种植业的发展十分有限，粮食依赖农耕区供给，农耕区封关罢市，他们就只能去抢。
游牧民族三大难题
草是老天爷长的，草原动物的皮可以穿，奶可以喝，肉可以吃，看上去很美好，但游牧生产方式有三大问题。
一是气候影响生死存亡
草原给人们带来马、牛、羊、骆驼的同时，也带来了雪灾、暴风、蝗虫、老鼠、草原兔，还有火灾。
蝗虫、老鼠、兔子会带来减产，雪灾、暴风会使牛羊全军覆没，人们就会面临生存危机。
而当全球气候变化，经历冷期或冰期时，所有人就必须南迁，但农耕民族肯定不同意，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历史上，大规模的游牧南侵与气候变冷正相关。
中国5000年历史中，有四个寒冷期，导致了周朝灭亡、三国两晋南北朝、北宋灭亡元朝建立、明朝冰期叠加疫情导致明灭。
有四个暖期，分别是夏商、秦汉、隋唐、南宋，南宋弱一点，但其人口首次突破了一亿。
现在气候变暖，有人认为中国必将迎来又一个盛世，这是美好的心愿，但国家强盛，关键是人，所有人都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行。
二是人口无法快速增长
草的营养价值很低，所以食草动物都是吃货，需要不停地吃，才能保证生长所需营养。
在古代，一个五口之家，农耕家庭需要50亩地，而一个草原家庭至少需要5000亩草场。
草场的面积决定了人口的上限，生孩子很容易，但你养不活有什么用呢？
人口少，就会被其他部落欺负，想要增加人口就要去抢别人的草场，我们在历史书中看到的都是农耕与游牧之间的战争，事实上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才应该是常态，只是游牧民族没有文字，没有史官，跟中原人打，中原人记，跟罗马人打，罗马人记。
三是治理农耕只能汉化
即使游牧民族占领中原，建立政权，也只能采用农耕地区的官僚体系，否则无法治理。
中原人口是游牧的百倍以上，游牧民族正常只有几十万人，除去军队之后，全部当官都不够，所以元朝采用行省制，就是说你这个省一年给我交多少钱，出多少劳役，其他的我不管，做不到我就打你。
这就带来一个后果，就是这个省必然是一个汉人治理的整体，所有省加起来就是一个汉人治理的超大社会，这就促进了农耕区的统一，中国一个省的力量足以打败游牧民族，游牧政权随时可能覆灭，蒙古帝国在欧洲的治理也是如此。
朱元璋是唯一一个从南打到北统一中国的人，其他朝代都是从北向南统一，根源就是游牧人口太少了。
同时，游牧区是移动的，无法形成稳定的纳税体系，政权合法性只能建立在个人魅力和英雄气概上，其他部落参加对其他部落或农耕区的劫掠，然后利益分享，属于联盟制。农耕区是建立在个人税基础上的，需要稳定，更需要庞大的官僚体系管理，这就形成了两套系统。
元朝采用的是二元治理结构，两都巡幸就是这种治理结构的反映，游牧区是政治权力中心，农耕区是经济中心，为了保证游牧贵族的特权，游牧区比农耕区还富裕，农耕区当然不干，最终元朝97年而亡。
北魏采取的是完全汉化的治理结构，但没能摆平北方的游牧贵族，导致解体，寿148年；
清朝的治理结构是混合式，即游牧贵族和中原士绅共同治理，但为了防止满人被稀释，禁止旗人出旗，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人没有正经职业，只能提笼架鸟，靠粮饷或者典当度日，战斗力迅速下降，这才有了晚清四大名臣自己的湘军、淮军，乾隆时中国人口已经有3亿了，必然会任用大量汉人治理，寿276年，是一个正常王朝的时间。
治理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必须处理好农耕与游牧的关系，中国现在有五大自治区，既是游牧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我们一直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是要共同进步，共同富裕。
这三个问题的核心是人口问题，而其游牧方式是问题的根源。
人少，一场天灾可能就会团灭，人少还可能会被其他部落消灭，想要增加人口就要抢别的部落的草场或到农耕区去抢，想抢成功又需要有人口优势，在没有人口优势的条件下，只能比谁更猛，所以，勇气是游牧民族评判一个人的最重要的因素，王位继承也多采用兄终弟及，因为一个小屁孩是无法带领大家冲锋陷阵去劫掠的，但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又与农耕的官僚体系不兼容，所以，历史上屡有游牧民族南下中原，但面对百倍于游牧的农耕人口，始终无法长久。
修建长城最为经济
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兵锋直逼贝加尔湖。
至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
汉匈之战，历时百余年，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荡气回肠的斗争与融合。
霍去病轻装疾进，长途奔袭，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历代都是爽文主角。
但这种主动出击的打法，也将汉朝70年的积蓄打光了，老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汉武帝不得不写检讨，颁《轮台诏》。
而战国名将李牧则创造了步兵大兵团围迁骑兵大兵团的经典战例，他的打法就是坚守不出，坚壁清野，引诱匈奴主力来攻，然后派骑兵断敌后路，车兵挡正面，弓箭手在两翼杀伤，围而歼之，匈奴在李牧面前什么都没抢到，十多万人马被围歼，此后十多年，匈奴不敢接近赵国边境。
毫无疑问，李牧的办法，自身消耗少，伤亡少，又能大量杀伤敌军有生力量，被后世历代将领所采用。
李牧坚守的就是鼎鼎大名的雁门关，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素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
对付游牧民族，我们的前人想了很多办法，和亲、联盟、分化、以夷制夷、贸易、修墙、主动出击都试过，最终选择了以长城为屏障，进可攻，退可守的办法。
不仅我们修，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也修。
鲜卑建立北魏后修长城防柔然；
女真建立金国后修长城防蒙古；
契丹建立辽国后修长城防蒙古；
回鹘人建立回鹘汗国后修长城防黠戛斯；
罗马、波斯、朝鲜、越南、沙俄也都修过长城。
对付游牧民族的袭扰，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游牧民族，来无影去无踪，就像“飞车党”一样，等你发现了，他们早就跑得没影了。
你主动出击，并不一定能找到其主力；
你发现了主力，他不跟你打，继续往北退，拖都能拖死你；
即使你找到了主力也打赢了，但草原种不了地，打赢了还得退回去；
然后这一片草原权力真空会被其他游牧民族占据，周而复始。
修了长城，有三大好处。
一是到了长城边上，游牧骑兵要停下来破坏长城，速度优势发挥不出来；
二是游牧民族攻击长城必须集中主力，守方战能消灭其有生力量，不战，能据墙而守，耗死对方；
三是即使攻破长城，游牧骑兵也回不去，援兵会将其包围，骑兵成了步兵，游牧民族不是对手。
战国时期，秦、赵、燕也都修了长城，但没有连通，匈奴照样来去自由。
二战时，法军的马其诺防线足够坚固，但德军从比利时的阿登森林进攻法国，法国卒！
盛世修墙，战时守边，形成整体防御才有效果。
唐朝自认为武德丰沛，盛世不修长城，等节度使造反了，想修也来不及了。
互相倒逼组织升级
历史学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农耕强，则游牧强；农耕弱，则游牧弱。
春秋战国，中原打得昏天黑地，游牧民族劫掠很容易，往往是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就能劫掠成功，所以他们的劫掠经常是以部落为单位的。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此时的匈奴不丁点儿大，但修了长城，劫掠难度成指数级上升，游牧民族必须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才有可能成功，秦始皇去世第二年，冒顿弑父篡位，整合了游牧各部形成了强大的匈奴。
匈奴强大到什么程度呢，秦朝国土面积只有340万平方公里，而匈奴有600万平方公里，从东北一直到中亚，都是他的势力范围，后来汉武帝拼命打通河西走廊，就是因为走廊的南、北、西三个方向都是匈奴的小弟，三面包围压力山大。
白登之围，匈奴能出动40万大军，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因为即使是中原朝廷，组织40万人远征都很困难，长平之战，双方40万对40万，秦赵两国把家底都拿出来了，秦国赢了，但也伤筋动骨了，过了十几年才缓过来。
这就不难理解，汉武帝为什么宁愿背负一世骂名，也要消灭匈奴了。
长城，倒逼游牧民族提高组织能力和融合程度，汉朝对匈奴、唐朝对突厥、北宋对契丹、明朝对蒙古，都是如此，中原强，游牧就强。
反之，当中原混乱时，游牧民族就会变得松散，因为劫掠或讹诈变得容易，游牧民族内部就会闹派系斗争，不愿意服从管理，进而形成多个部落。
两晋到南北朝时期，光鲜卑就建立过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南凉、西秦、北魏等国家。
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不修长城是不是就不会形成强大的游牧帝国了？
游牧部落不统一，就会形成多如牛毛的无组织游牧骑兵，国家就需要在几千公里的边境部署重兵，这个代价可比修长城贵多了，修长城是一时贵，部署重兵是天天贵。
明成化年间，鞑靼频繁袭扰河套地区，朝廷连年派遣大军征讨，延绥镇巡抚余子俊请修长城，并算了一笔账，每年军费要979万两银子，动用400万民夫，而修1770里长城只要122万两，不用民夫用军士，两个月即可完成。
长城修建完成后，“寇抄渐稀，军民得安耕牧马焉”
中原强，则游牧强，游牧强，逼着中原必须更强，直到一方崩溃，双方在不断的斗争与融合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游牧民族冲散欧洲
长城作为国防前线，频繁上演着对峙与冲突，交流与融合。
平庸的朝代，据长城而守，可保人畜平安；
强势的朝代，以长城为出发地和后勤补给地，向外开拓。
蒙古入主中原，长城不在宋朝手上，是后晋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献给了契丹；
满清入关，是吴三桂降清，山海关门户洞开，导致了明灭。
斯塔夫里阿诺在其所著的《全球通史》中慨叹：“攻不破中国长城……往往使得游牧民族不断向西入侵、挺进，在经过了一系列冲击波式的向西入侵之后，最终形成了渡过奥克苏斯河、多瑙河或莱茵河的大规模蛮族入侵”
欧洲一盘散沙，跟他们没有能力建墙形成整体防御直接相关。
欧洲历史上的长城都是罗马时期修建的，而东方游牧民族的冲击引起的连锁反应直接使西罗马覆灭。
历代文人攻讦长城
长城与黄河一样，是中国人的精神图腾。
黄河铸造了中华民族的集体主义精神，诠释了什么叫“多难兴邦”；
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家国主义情怀，诠释了什么叫“保家为国”。
黄河书写了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保卫黄河就是保卫中华文明；
长城挺直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脊梁，即使国破家亡，也要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但总有人语出惊人，自断脊梁，痛骂长城“劳民伤财”“祸国殃民”
骂长城的人认为安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认为：“祖舜宗尧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
现代文人更是“对我们民族心底的'长城情结’一直不敢恭维”，他们认为“长城万里长，盛世不添砖”，“长城，是中国人最不该值得自豪的愚蠢工程”，他们也认为盛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建长城要钱，守长城很苦，如果没有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天然冲突，是没有人愿意建长城的。
世界十大古文明，只有中国没有中断过，就是因为历代祖先知道消灭不了游牧民族，仍然前仆后继，不断斗争的结果。
汉唐盛世，首先是精神层面的高度自信。
霍去病，攻河西，战漠北，千里奔袭，以敌之长，攻敌之长，面对赏赐，豪气干云，“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班超书香门第，父亲写《后传》，哥哥写《汉书》，妹妹班昭更是妥妥的才女一枚，但班超仅凭36人就平定西域50多国，一介书生获封“定远侯”，何等的奇智神勇；
唐代更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对比遍地英雄的汉唐，某些文人笔下的无病呻吟，在历史的镜子面前，显得无比幼稚。
安全与发展，是人类文明的主线。
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安全就得不到保障。
平原建城，人口在城内，耕地在城外，保卫一个点；
依势建关，城池在关内，耕地也在内，保卫一个面；
边境建墙，保护城与关，据墙攻与守，保卫一个国。
城池、关隘、长城构成了农耕文明三位一体的防御体系。
中国有4000年建城史，3000年建关史，2600年建墙史。
基建狂魔本色始终在线，无不首先考虑安全。
秦直道直通九原，是为防止匈奴作乱；
汉长城修到新疆，是为保护西域商路；
新219国道，从广西东兴修到新疆喀纳斯，全长10860公里，亦是为了边境安全。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国没了，人还在，百姓才是真的苦。
这就是“大仁政”与“小仁政”的区别。
“大仁政”是苦百姓一时，求长久太平；“小仁政”是不苦百姓，但会国破家亡。
有为的政治家，都会毫不犹豫选择“大仁政”，即使留下一世骂名，也要罪在当代，利在千秋。
万里长城如此，汉击匈奴如此，京杭大运河如此，抗美援朝也是如此。
而完成这些壮举的人，被历代文人反复攻讦，仿佛只有他们关注民生。
印度不修长城，被游牧民族反复蹂躏；
欧洲不修长城，至今仍一盘散沙勾心斗角；
美洲不修长城，印地安人只能在保留地里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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