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苏美尔人和苏美尔文明与中国有关系，并非 “慕洋”，而只是一种历史真实的陈述。
《中国是苏美尔人的母国？》一文中谈到苏美尔人的故乡在中国，那苏美尔人与中国人又是什么关系呢？
既然苏美尔人是一个曾居住在藏彝羌走廊一带的部族，那我们的视线首先就停留在藏羌彝走廊——因为藏彝羌走廊一带是原始汉藏语系交流融汇的地区，同时也是人种混血民族融合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苏美尔人的面貌和体态。
这是苏美尔文明中的一个著名雕塑，一个体态特点鲜明的人：圆头颅，身着袈裟类衣衫，袒露右臂，双手紧握。你看他是不是像一个来自西藏的僧侣？
从苏美尔人雕像和壁画，也能依稀看出他们与东方中国有着某种联系。据图像中的苏美尔人雕像是圆头颅，再看那些苏美尔人壁画中人物的头像，也都是圆头颅。他们的头型与闪族和阿拉伯人不相同，反而是与部分古羌古藏人相似。大家知道，中国藏族来源于古老的西羌系群团。
事实上，苏美尔人还真的与藏人有关系。国外有科学家他们早就认为苏美尔人的体质与当今中国藏族的体质相接近。如果苏美尔人与藏人真在体质人种上相关联，那么很有可能他们也是属于中国最古老的民族集团西羌的一部分，因为形成藏族的主体就是西羌中的部分一支（就连川滇峡谷中的白狼国、东女国等由羌系民族构成的小国，后来都融入藏族）。
不仅是面貌和体格相像，人种和体质以及基因检测，也表明了苏美尔人与中国藏族的联系。
20世纪初，西方三位体质人类学家戴列斯勒（F.Delisle）、杜纳尔（W.Tumer）、莫仁德（Morant），他们测量了60多位藏民的体格和头颅，根据测量结果，他们把藏族划分为两种不同体质类型，即圆头颅（僧侣型）和长头颅（武士型）两类人组成。圆头颅的苏美尔人，一万年前，应该也是属于中国古老的西羌系族群之一吧。
2013年，一个波兰分子人类学家小组，专门对古苏美尔人的DNA作测试，共测试了350具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500年的叙利亚境内的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代遗体，后发现，这些遗骸的DNA检测证明，古苏美尔人和喜马拉雅地区藏人有关联。
我们再看看三星堆青铜头像中，既有高鼻深目的形象，恰好也有苏美尔人这种圆头颅形象。这不会是巧合吧？苏美尔人迁徙经过中亚、西亚，难免会有混血的情况，而中亚较为寒冷的地方，也会促进人种体质的变化，比如为将寒冷空气预热，鼻腔会变得较为高深。但因为大多是圆头颅的羌系族群，大部分苏美尔人还是会保留原来的体质特征。
再来讲讲，苏美尔人为何要离开青藏高原山麓东南缘，沿岷江流域而向西北迁徙？
推测这种迁徙的发生，主要缘于部族人口增殖的需要。距今约10000年的时候，成都平原当时还是水乡泽国，狭长的成都平原边缘的山前地带才是适合先民们居住的地方，但这片山前地带又不够大，对苏美尔人人口增殖显得局促，已不能满足人口增多的生活需要； 再加之10000年时世界进入全新世，亚冰期结束，气候转暖，适宜人类生活的区域扩大。苏美尔人要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不得不离开了曾经的故地。
现在可以明确这样一个事实：古苏美尔人与我们中国人，很有可能是同源的，他大概率是藏族的兄弟，汉族的堂兄弟。而苏美尔人高出世界其他族群的智慧和生存技能，必定是在一个多样性的、较为复杂环境之中才能孕育和开发出来的。正是在岷江流域这一无可替代的“上帝恩赐”之地，才能让他们见多识广，思维复杂化，孕育出他们文明的种子，而这种子，后来就在西亚的两河流域萌芽、开花、结出硕果。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盛极而衰的命运。在苏美尔人外迁历时三千多年之后，他们中的部分人又回到了原点。距今3800多年的时候，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国家被阿卡德人灭亡。国破家亡，他们逃难是必然的。而这种逃亡，通常会朝着他们的祖先居住的原籍迁徙。这在许多迁徙人群中是一个常见的文化现象。这批历史上不知所踪的苏美尔人，其实是逃向了中国，因为被灭国的国人在逃难之中自然会思念起祖先的故国，于是向东方曾经的母国逃亡，进入了中国的河西走廊。因为在河西走廊所发现的青铜时代四坝文化之中，有一些西亚青铜文明传播过来的蛛丝马迹。
处于夏代时期的四坝文化（1900年—1500年.B.C），其类似西亚的冶铜工艺和制作技术，以及对中国冶金技术的推动和发展的明显影响，联想到苏美尔人的向东逃难，时间节点正相衔接，西亚青铜文明东向传播的路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幸运的是，失去家国的苏美尔人，在逃向祖先的母国中国时，遇到了被夏人驱赶到甘肃洮河流域和祁连山的三苗族和监管他们的夏人以及夏人姻族有缗氏构成的集团，并有幸被接纳，成为三星堆青铜文明的集团新成员。
由此，三星堆青铜文明中自然地呈现出苏美尔文明的因素和因子。
这个新的族群，为何叫“蜀人”？或许有两个缘由，一是与野蚕（蠋）的读音有关（详《解谜三星堆——开启中华文明之门》）。二是与苏美尔人（Sumerians）的发音有关。苏，音SU，与蜀同音。
这只是假设，姑且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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