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参见：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2]参见：H.L.Lee.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2020, 99(4):52-64.[3]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代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第4-35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第8-25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179-217页。[4]参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5]参见：《里耶秦简·吏物故名籍》，简8-809；简8-1610；简8-938+8-1144。[6]参见：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Blackwell, Oxford, 1964，284-602.[7]参见：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09页。[8]参见：芬利著，晏绍祥、黄洋译，《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VII页。[9]马基雅维利认为，是“平民和罗马元老院之间的不和，促成了共和国的自由与强大”。参见：马基雅维利著，冯克利译，《论李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10]参见：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11]参见：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12]参见：H.F 乔洛维茨、巴里·尼古拉斯著，薛军译，《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页。[13]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14]参见：伊丽莎白·罗森著，王乃新等译，《西塞罗传》，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62页。[15]刘邦出行凑不齐四匹毛色相同的马，萧何出门只有坐牛车。（《史记·平准书》）[16]参见：蒙文通著，《蒙文通文集·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84页。[17]“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参见：贾谊著，《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1页；“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参见：晁错集注释组，《晁错集注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1页。[18]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52页。[19]西汉初年，中央直接统治的地区不过15个郡，仅占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而诸侯大的如齐、楚、吴等，每人都有五六个郡，几十个城。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时，也有淮南王、衡山王之乱。[20]参见：凌曙注，《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3页。[21]“胁严社而不为不敬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义矣夫”。参见：凌曙注，《春秋繁露·精灵》，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8页。[22]参见：凌曙注，《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4页。[23]参见：颜师古注，《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18页。[24]“春秋刺上之过，而矜下之苦，小恶在外弗举，在我而诽之。以仁治人，以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参见：凌曙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3页。[25]参见：颜师古注，《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13页。[26]“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27]“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参见：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98-1999页。[28]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汲郑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00页。[29]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92页。[30]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62页。[31]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37页。[32]“上怒，欲斩长安令……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汲郑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13页。[33]“臣愚一位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汲郑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13页。[34]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22-7623页。[35]“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20-7621页。[36]“有者半贾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参见：晁错集注释组注，《晁错集注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1页。[37]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同时存在国家拥有的“公地”和个人拥有的“私地”。国家公地用于重新分配和租借，虽然不能解决根本矛盾，但能够缓和土地兼并。北魏和隋唐之盛世，正是与授田制相始终；但每当国家失去公田这一调节手段的时候，也就进入了王朝衰败的周期。[38]“车马衣服之用,妻子仆养之费，量入为出，俭节以居之；俸禄赏赐,一二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参见：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19-220页。[39]参见：Nic Fields, The Roman Army: the Civil Wars 88-31 BC, p.53.[40]参见：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8页。[41]参见：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2页。[42]参见：佩里·安德森著，郭方译，《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43]“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参见：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48-249页。[44]参见：孟德斯鸠著，婉玲译，《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8-49页。[45][德]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商务印书馆，李稼年译，2017年版，第184页。[46]如30岁就出任意大利总督的贵族安布罗斯，信教后放弃官职，散尽家财分给穷人和教会。如生于意大利富商之家的公子哥儿法兰西斯变卖家产，穿粗布长袍、赤足托钵募捐，“方济各会”由此而来。[47]参见：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48]参见：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77页。[49]参见：奥古斯丁著，王晓朝译，《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50]参见：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5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7-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