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等到立冬。”
随着空调的普及，扇子渐渐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从昔日帝王高官出行身份的象征，到后来文人墨客的把玩之物，再到平凡人家扇风纳凉的必备神器。五千年来，扇子几乎从未缺席。在璀璨的中华文化中，小小的扇子完美融合了书法、绘画、雕刻等艺术，成为了一种极具有实用价值，有富含艺术价值的独特艺术。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简单说说扇子。
扇，古代写作“箑”，又作“翣”。西汉扬雄《方言·杂释》所云：
”扇自关而东谓之箑，自关而西谓之扇，今江东亦通名扇为箑。“
不管是”扇“、”箑“还是”翣“，不难看出，当时的扇子无非是从”竹“或者从”羽“，是用竹子或者羽毛编制而成的用来蔽尘遮日的工具。
”古者羽翣，皆编次雉羽或尾为之，故以文从羽。“
——《宋史·仪卫志》
“青青之竹形兆直，妙华长竿纷实翼。......削为扇翣成器良，托御君王供时有。......”
——汉·班固《竹扇赋》
正如班固在《竹扇赋》中所说，最初的扇子并不是作为一种扇风纳凉的普通物品出现的，而是一种君王仪卫的工具，是身份的象征，以此来招贤纳士。西晋著名学者崔豹在其《古今注·舆服》中提到：
”舜广开视听，求贤人自辅，作五明扇，此箑之始也！“
1983年3月，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楚墓中，发现了一把战国晚期的古扇，距今已经有两千三百多年历史。扇面以染色的竹篾编成几何图案，扇柄在一侧，更像一面小旗帜。这把扇子虽然与现在的扇子长相上大相径庭，却生动地诠释了“箑”的由来。
舜以“五明扇”招贤纳士，而他的继任者禹上任以后直接就来了个“禁扇去笠”（《管子》），以示简政。不过，到了殷商时期，扇子作为一种仪卫工具的作用再度出现，并一直延续了下来。
在魏晋以前，用美丽的羽毛编成的雉尾扇，作为是一种十分典型的礼仪之器，与天子的威严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帝王出行之时，由侍者擎持，以遮风挡日。西晋崔豹《古今注·舆服》：
“雉尾扇始于殷世，高宗时有雄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为王后夫人之车服。舆车有翣，即辑雉羽为扇翣，以障翳风尘也。汉朝乘舆服之，后以赐梁孝王。魏晋以来无常，惟诸王皆得用之。”
那时，帝王和王后出行的车子上都要插上翣，粗柄大面，遮风挡尘非常有效，所以汉时称其为“障翳”。 后来，这种翣的功能逐渐变为一种纯粹的仪卫装饰，用以显示宫廷皇室的威严和华贵。在很多古装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太监或宫女，手持长竿羽扇，站在帝王后侧作遮挡状的场景。按照周制，“大扇谓之翣”（《小尔雅·广服》），“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可见，出行时翣的数量多少在礼制上有着严格的规定。自汉武帝时，更是明确规定了“王侯不得用雉扇，公以下用团扇”。到了唐朝，更是制定了严格的“索扇”制度，并延续至清。虽然后世在仪仗用扇的数量、形制上有所变化，但皆有严格等级定制且目的并无二致。
作为仪卫装饰的大羽扇，到了西周时期，就开始有了扇风纳凉的功能了。据东晋王嘉《拾遗记·卷二》记载，周昭王的时候，涂脩国献青凤、丹鹊两种名贵的禽鸟。盛夏的时候，周昭王命人用其翅、尾制成了“游飘”、“条翮”、“兮光”、“仄影”四把扇子，夏日里宫女为他扇风，结果“轻风四散，冷然自凉”。
虽然周昭王很陶醉扇子扇风带来的那一丝凉意，但是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羽扇扇风并不被平常人所接受。直到有一天，宋玉登上了楚襄王的章台。
“昔楚襄王会于章台之上，山西与河东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持白鹤之羽以为扇，诸侯掩塵为而笑，襄王不悦”。
——陆机《羽扇赋》
宋玉在章台面对诸侯侃侃而辩，终于为羽扇正名，也让羽扇在士大夫中普及起来。后来，扇子的普及由士大夫扩展到普通百姓，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就有了“以龙治雨，以扇逐暑”之说。到了西汉末年，手持一把白羽扇，已经成了彰显儒雅气度的一种时尚。早期的羽扇，本由鸟类的半翅所作，后来用八羽、十羽并列，并加以长木柄。提起羽扇，大家最为熟悉的当属诸葛亮，他那“乘素舆，著葛巾，提白羽扇”的形象深入人心。而在刻画英年早逝的周瑜形象时，苏东坡也不忘提一句“羽扇纶巾，雄姿英发”。顾荣，可能是史上唯一一个能在羽扇上和诸葛亮相提并论的“大神”。当年他讨伐陈敏之时，“麾以羽扇，其众溃散”。虽说没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般夸张，却是实实在在吓退了万名敌军。
除了羽扇以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塵尾扇、比翼扇等也相继出现。“塵”是领头的大鹿，魏晋时期手持塵尾有着“领袖群伦”的寓意。后来，梁简文帝萧纲对塵尾进行了简化，在类似于纨扇上加上两撮鹿尾毛，制成塵尾扇，所谓“比翼扇”又是在“塵尾扇”基础上进行的改造，将上面的鹿尾毛换成了白羽毛。
除了彰显身份的羽扇、塵尾扇和比翼扇之外，两晋时期，普通的蒲葵扇已经出现了。《晋书·谢安传》里就有谢安“执一把用之”助同乡卖蒲葵扇攒路费的故事。
纨扇，亦称团扇，它的普及，是社会生产力和纺织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团扇，主要以竹木为骨架，制作成各种形状，然后上面糊上薄薄的丝绸。团扇最早出现的时间并不可考，但西汉后期一代才女班婕妤所作《怨歌行》中，明确提到了“团扇”：
新制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裁为合欢扇，团圆似明月。
......
诗中的“合欢扇”就是团扇，所以团扇的出现时间不晚于汉成帝时。所谓“齐纨”指的是出自山东的绢帛。汉时纨扇上品有“齐纨楚竹”之说，也就是出自山东的绢帛和湖南的竹子制成的纨扇才是上品。
南北朝是，团扇扇面较大，初唐时期还保持着类似于塵尾扇的腰圆状，直到开元、天宝年间才出现“圆似满月”的样式，成为闺阁少女的心爱之物。
银烛秋光画冷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唐·杜牧《秋夕》
除了宫廷的“合欢扇”和闺阁中的团扇外，更多平凡人使用的是一种叫做“便面”的团扇。早期的“便面”一律由细竹篾编制而成半圆形，到了汉时才慢慢成为竹木为骨，绢帛为面。“便面”除了基本的扇风逐暑的功能外，还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用以遮面，用以各得其便，免于尴尬。
虽然纨扇在唐宋时期已经占主要地位，并日趋多样化，但其不可折叠，不便携带的特性使得它必然会被另一种扇子所代替。
折扇，古称“聚头扇”，因其收拢时两头能够合并归一而得名。
“折扇故名聚头扇，仆隶所执，取其便于引藏，以避高遗之目。”
清·高士奇《天禄识余》
从高士奇这段话里可知，在折扇出现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上层社会还是被纨扇所占据，折扇只是在芸芸众生奴仆杂役中使用。关于折扇的来历，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说折扇是从日本传来的，也有人说折扇是从高丽（朝鲜）传来的，莫衷一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折扇在正史中第一次正式露面，是在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据《宋史·日本传》记载，宋端拱门元年，日本僧人奝然为答谢自己在宋期间受到的礼遇，遣其弟子嘉因等乘坐宋朝商人的贸易船再度来华。在他给宋太宗带来的礼物中有两枚“蝙蝠扇”，也就是折扇。
明朝郑舜功在嘉靖年间受朝廷委托考察日本的风土人情，归国后写成《日本一鉴》一书。在书中提到：
“倭本无扇，因见蝙蝠之形，始作扇，宋端拱间曾进此。”
而日本人冢田大峰的《随意录》中也提到：“倭语谓叠扇为‘加波保利’，是蝙蝠之倭名，盖以形似焉，名也。异邦素无叠扇，而今有之，仿我方之制。“
关于折扇从朝鲜传入的说法，宋代赵彦卫在他的《云麓漫钞》一书中提到：”宋人用折迭扇，以蒸竹为骨，加以绫罗，贵家或象牙以骨饰以金银，盖出自高丽（朝鲜）。“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朝鲜使臣进献宋徽宗的贡品中，便有“折叠扇两只”。虽然有人坚持折扇从朝鲜传入中国，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朝鲜的折扇其实也是源自日本的“蝙蝠扇”。
“皇朝之盛，遐荒九译来庭者，相属于路，惟高丽国敦尚文雅……每至中国，或用折叠扇为私觌物。其扇用鸦青纸为之，……极可爱，谓之倭扇，本出于倭国也。”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录》
不管是从日本传入，还是从朝鲜传入，亦或是从日本经朝鲜传入，大多数人都认为折扇是个“舶来品”。虽然很多人依据《晋书》、《南齐书》等相关记载认为折扇至少在南齐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但多为模棱两可的孤证。所以，我们还是暂时认为折扇是舶来品。
虽然折扇在两宋时期就已经大规模出现，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专门制造折扇的工坊，但折扇的地位与团扇相比，时人仍重团扇而轻折扇。当时风气，以为折叠扇为夷人之物，只有仆隶、妓女下等人使用，良家妇女还是用团扇，扇业仍是团扇的天下。
明成祖朱棣
这种情况，直到明朝永乐年间，才彻底改观。 永乐年间，明成祖喜折扇卷舒之便，遍赐群臣，折扇方才大行其道。
“明代永乐中朝鲜进撒扇（折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折扇从宫廷走向百官家中，又进一步走向了民间，进而“遂遍天下”。成化以后，折扇之风日盛，出现了取代团扇的趋势。明朝先进的工艺水平，文人墨客对于扇面书画的日益热衷，使得折扇最终取代了团扇，成为明朝扇业的主流，并延续至清，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明清扇面文化，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空调的普及，扇子渐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再也回不到小时候，再也体会不到坐在夜空下的小院里，奶奶手中的蒲扇挥动带来的那一丝清爽。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要和扇子说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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