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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芳:《重症监护室》(五)


今春新冠病毒带来的这场劫难,让许多家庭破碎,让许多骨肉同胞经历撕心裂肺、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出生后,一直活着,从未死过。死,是别人的事。但在重症监护室(ICU),我们得重新开始一种习惯,习惯死亡。这里与外界隔离,冰冷的医疗器械和复杂的人性相互交织,生离死别成为常态。作者以义工的身份在ICU工作长达一年的时间,写出了一组蕴含大情怀的小故事。
应读者要求,我们特连载湖北作家周芳发表在2015年《北京文学》第11期的报告文学《重症监护室》,敬请关注!

重症监护室——ICU手记

周  


被遗弃的母亲


八床在搜寻我。在一大群忙碌的身影中,只有我是最闲的,最有可能和她多说会儿话。

  我却不敢多说。

  我害怕成为众矢之的,我的安抚对比出护士们的淡漠,我也害怕我在那儿听她絮絮叨叨,影响其他病人的治疗,我不得不回避她的目光。我侧着头,低着头,尽量不向她的床那儿看去,她的眼直勾勾地向我这边望着。

  我等着被她诅咒。科室里每个人都被诅咒了。有时,我们刚忙完一阵急救,坐下来喘口气。她就开口诅咒了,诅咒我们不得好死,诅咒我们断子绝孙,诅咒我们被车撞死。这三个句子使用频率之高,让我们防不胜防。如果她诅咒我们,还能证明她的存在,比如说她还活着,还能骂人,还有言语功能。那么,诅咒吧。

75岁的八床,因为一场车祸住进了重症室。几经抢救保住了命,现在只剩下腿部骨折。考虑到老人年纪大,不宜动手术,应该回家调养,保守治疗。但我们找不到肯接她回家的人。

电话

  她清清楚楚地念出了儿子的手机号码,真是不可思议。她在科室里躺了3个多月,躺到时间都模糊了,她报给我的号码竟然一个数字也没错。

  拨打了三次,无人接听;第四次,通了。

  快,快。我赶紧将手机贴到她耳边。

  大旺,大旺她急切地叫着。电话断了,她不知所措地看着我。

  没事,没事,手机信号不好,我再来打。我一边安慰她一边再拨过去。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清晰的语言提示。护士小李投给我一个冷笑:看吧,就这样,你以为你比我们能干些?我又拨打了两次,还是“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王婆婆,那您还记得谁的号码呢?

  我小姑娘的。刘小香,在深圳的小姑娘。

  她一边在脑子里搜寻着号码一边断断续续地念着,中间停了三次,但最终还是正确地记出了刘小香的号码。

  接通电话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喂了一声。王婆婆高兴地叫道:小香,我是姆妈。

  这一次,刘小香承认自己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她叫了一声姆妈。她可能在吃早点,声音有点含糊,但我和王婆婆都听到了这声姆妈。这真是个良好的开端,我索性打开了免提。

  小香,你在上班啦,仔仔呢,上学去了?

  是的。我们在到处筹钱,要把您转出来做手术。

  小香,我想出去了。

  莫急,莫急,我们现在都没钱了,钱都交给医院用完了。不是我们不管你。

  大旺呢,我刚才让这个医生帮忙打大旺电话,电话打不通。

  我们筹到钱,就马上过来接你。我们在找那个撞你的司机家的人,他们不赔钱,我们就要打官司,非得让他们赔。您想,我们都在外面打工,哪来的钱?

  那你们什么时候来这里?

  哎呀,给您说了,让您耐心点,我们筹到钱,就马上过来接您。

  小香,我想出去。

  我们现在哪有时间照顾您?您在医院里要耐心点。

  小香,你来看我,我想吃肉。

  上次,我来看过您,您不记得了?上次,我来了的。

  哦,那你下次再来呀。

  晓得的,晓得的,我在上班,不说了,我们在筹钱。

  不等那端挂断电话,护士小玉一下子冲过来,抢过我的手机,迅速给挂断了。

  刚才电话声在科室里响起时,不断有人向我这边恶狠狠地皱眉头,她们要摔我的手机,摔死电话里的骗子。护士长一直给她们使眼色,才勉强拦住了。现在,小玉听到“我们在筹钱”,她听不下去了,她冲着王婆婆的床头大叫:医院没收你们家一分钱,你也不用做手术,就是要回家调养。她把你扔给医院不管你,她这个骗子,你儿子也是骗子,都是骗子!

  我惊愕地望着小玉。她的胸口急剧地起伏,口罩遮住了那张气得通红的脸,只有露出来的眼睛在冒着火。这是一个细心的姑娘,每次给王婆婆处理大便都少不了她。王婆婆的右腿和右胳膊完全不能动弹,因此做起日常护理来,要格外小心。小玉趴在那堆大便面前,先用卫生纸擦一遍,再用湿纸巾擦一遍,最后还扑上一层爽身粉。前一刻挨了王婆婆的诅咒,后一刻照样趴在大便面前眉头都不皱一下。可是,她现在的眉头皱成了陡峻的山川。

  她生这个骗子的气。

  这却不是我要的结果,我拨通长途电话就是要给王婆婆一个安慰。她的子女再怎么回避医院,逃避责任,面对这个具有“母亲”身份的人,总会找理由为自己开脱。

  小玉,你为什么要戳穿呢?

  面对小玉冒火的眼睛,我只得无言地将手机装回口袋。王婆婆留恋地望着我的口袋,望了好大一会儿。

  下午,我去六床边帮忙翻身,王婆婆一眼就认出了我,她招招手,示意我过去。我靠近她,她又招手,我低下头,贴近她的脸。

  我儿子姑娘都在筹钱,准备接我回去。她小声说着,有种压抑不住的满足。她的脸上放着光亮。

  我再次掏出了手机,这一次不敢用免提了。小玉她们可以尽心尽责地照顾这个被遗弃的母亲,她们就是不能接受一群遗弃者的愚弄和欺骗。我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呢——也许王婆婆脸上的光能维持更长一段时间。

  对不起,小玉,这一次让我站在你的对立面吧,我拨通了刘小香的号码。

  嘀,嘀,嘀,电话在冗长地响,好久,好久,始终没有人接。我羞愧地躲过王婆婆热切的目光,她痴痴地望着我。

  肯定是她将你的号码存起来了,一看见这个号码,就不接了。小玉告诉我。小玉说护士长隔个三两天就拨打她儿子和女儿的电话。最开始他们接了,再后来一看到是医院这边的电话,就再也不接了。

过年 

  今天腊月了?

  腊月了。

  腊月初几了?

  初七。

  哦,初七,初七。她想搬起右手帮忙左手算算,但右手还是不能动,她就反复念着初七初七。呃,还有23天过年。

  对,23天。

  快过年了啊。她的眉头舒展了一下,眼神又暗了下去。她说,我不想在医院过年,我想回去。

  当然要回去,过年嘛。

  我家里有田有房子,我还养了20几只鸡,一天下10几个蛋。我还喂了两只鹅,一只鹅有10多斤重,我回去过年做卤鸡蛋,还做年糕。到时候,你到我们家来,我给你吃。

  好哇,到时候,我去看您。

  我做的年糕蛮好吃。

  可怜的人啦,你到哪里过年呢?我心里暗暗叫苦。摆在她面前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她无家可归。

  医院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体,报道了这件事。相关政府机构也找到了王婆婆的子女协商,让他们将老人接回家,但他们百般拒绝,一会儿说应该找肇事方负责,一会儿说在筹钱给老人做腿部手术。事实是,肇事方已在车祸中死了,老人保住了一条命已是万幸,现在年纪大了,不宜再做手术。前期所有治疗,医院不收一分钱,只需要他们将老人接回家调养。

  护士长说政府打算请律师,与她家儿子谈判,要告他不赡养罪。可是,到了法律程序,那是一天两天的事吗?

  春节的步子却不等人,它是一天一天被王婆婆逼近的。

  她先是逼问元旦的日期。

  我每天听她说话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时间。

  现在1月份了?

  不是,是12月。

2月?

  不,12月。

  那是不是要过元旦了啊?

  是啊,快了。

  那我能回去过元旦。

  好的,回去过元旦。

  我在这里是不是住了一年了哇?

  不是,您是10月份进来的,快3个月了。

  哦,3个月。3个月了,怪不得我睡觉有点冷。

  不会冷的,这里有空调。

  你们把我送回去,我要睡我家里的床,木板子的,睡木板床好。

  送回去家里没人照顾啊。

  哦。

  她停了会儿,不再说话。她咧了咧嘴巴,想挪动一下右腿。右腿被抬高搁在一个铁架上,一根粗钉子横穿过脚板心,牢牢地固定着她。她艰难地动了动,没成功,她像一块死铁粘在了床上。

  哎,受罪呀,不如死了,不如死了。她又开始说话了,这时,话题就转到第二个内容了。

  我不该恨他。那天,我用扫帚扫他的遗像框子,扫完后,撮了垃圾去倒。垃圾桶就在马路对面。我过马路,一辆车就撞过来了。

  不是您的错,是那个人骑摩托车太快了。

  我是不该恨他。他不成器,嫖娼,和他侄媳妇搞上了。把我的大房子都给她了,那个女人不要脸,巴望我早点死。

  呃,呃。我支应着,接不上话。她也不需要我接话。她就是要说说她死去的老伴,说说那个不要脸的侄媳妇。侄媳妇欺负她,先是把她男人霸占了,又霸占了她的房子,现在又霸占她儿子。她骂道,她不要脸,她叫我儿子不认我。

  是你儿子不讲良心,不到医院来看你。

  他黑了良心,都是那个不要脸的女人教的。我儿子被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压着,不敢来看我。我儿子遭孽,12岁就出去打工,赚的钱都被侄媳妇哄去了。

  他的腿长在他身上,他想来就可以来,是您儿子不对。我替那个不要脸的女人辩解着。

  上次我儿子来,你们医生推他,吼他,他吓着了,不敢来了,我儿子胆小。就是她们,吼他。她伸出指头,偷偷地指了指在一边忙着的护士们。

  我无奈地苦笑。上次,是她儿子3个月内第二次来医院。护士们气恨他良心被狗吃了,斥责他不接电话,不来探视。

  你们医生坏,吼我儿子。你们医生她兀自说下去。她是不是又要诅咒了啊?我赶紧冲她摆摆手。您别这样说,您看,我们没收您一分钱,成天照顾您。

  有医生好,像毛主席一样好,像毛主席一样伟大。来问我好不好,给我带东西来吃。你看。她很急迫地用左手掀开一个塑料盒盖子,盒子里放着两根火腿肠,一盒“好吃点”饼干,一袋榨菜。她这又是说的哪一天的事呢?旁边的护士们被她的神神道道闹得哭笑不得。她情绪好了,就来一句毛主席一样伟大;情绪坏了,就诅咒断子绝孙。但不管怎样,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她绝对不说儿子一个“不”。这激起了科室全体护士的公愤:她这是在姑息养奸,在自作自受。

  你白养了他们,你当初怎么不掐死他们,你做母亲怎么就做到这个地步?护士们被她诅咒得承受不了,会批她,斗她。但她绝不开口说儿子的一个“不”。

  有母亲说儿子的坏话的吗?她固执地将母亲这个身份死死地捆在身上。

  她是四川人,原本在四川有段婚姻,生有一子。离婚后,经人介绍,嫁到我们湖北孝感,与那个“不成器”的结婚,又生有两男一女。然后,又丢下他们回了四川;然后,又回了孝感。这来来回回的缘由呢?没有人解释得清楚。唯一清楚的是,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振振有词:我们小时候她没抚养过我们。

  到目前为止,王婆婆在医院里住了3个多月,她在孝感的大儿子刘大旺来过医院两次,小儿子一次也没来,他的电话也从来就没打通过。女儿刘小香来过一次,送来两件换洗衣服,就再不见踪影。她是来要密码的。王婆婆一个月有65块的养老金,存折上估计有几个钱。刘小香要到密码了吗?我问护士小天。他说,应该没要到,王婆婆说记不得了。

  这位母亲如果能顺利出院,即使她的两条腿全坏掉了,她也能生活得很好,她有回忆,有憧憬,她有和人说话的强烈欲望。这是一个病人强大的力量支撑。

  她不知今夕何夕了,却一直计算着时间,计算着元旦、春节。她就是要回到“人”,回到人来人往,人声鼎沸,回到给人做年糕做卤鸡蛋的春节。

  你给我拧条毛巾吧。王婆婆吩咐我。

  她抬起唯一能动弹的左手仔细地擦着。耳朵根、后颈窝、手指缝、肚脐、乳房、大腿两侧,她一丝不苟地擦了又擦。

  我说我来帮您。她说你帮我拧毛巾就好了。我帮她拧了8次毛巾。

眼泪

  那边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我看不见帘子后的真相。

  昨晚,我扔了3次硬币,一面阴一面阳,第3次卡在砖缝上了,因此,我无法猜测王婆婆还在不在那张床上。

  王婆婆的床在最里面,靠近玻璃窗。先前探视时,那边的帘子并没有拉上,家属们总是站在这儿尽力向内望。呀,看,看,他的脚又动了一下,动了,动了。她的头在摆,是不是不舒服?惊喜的,担忧的,难过的,每一张脸都和玻璃贴得非常近。但没有一张脸是属于王婆婆的亲属。王婆婆会张望着外面一张张脸,日子久了,再轮到探视时,她就干脆埋着头,一副睡觉的样子。护士们也意识到这样对她是一个打击,再探视时,窗帘拉严实了。

  我撩起帘子,一开口,“新年好”就长了翅膀飞出去了。飞出去了,我就后悔。

  她还在床上,认出了我,还给了我一个笑脸,说新年好。

  打开科室门前一分钟,我属于春节。我喝酒,我穿新衣服,我做指甲,我看电影。我在ICU窒息过,我需要这样热气腾腾的生活。可是,我爱这窒息,我爱它的挣扎,它的苦痛,还有它的新生。我迫不及待地推开门,然后,我放轻了脚步。

  每一步都是地雷,都是暗区,不知道哪一脚就踩上心衰、肾衰我轻轻地在病床间移动,查看床头片。上面写着姓名年岁和击倒他们的凶手。二床脑干出血,五床尿毒症,一床肾衰。

  从大年三十到今天,每一张白茫茫的病床上从没有缺少疾病和死亡。我在外面衣香鬓影时,觥筹交错时,它们都在。我们谈一场恋爱,我们结婚,我们与老友重逢,我们为什么挑选良辰吉日,这才是我们唯一可以作主的日子。其余的,由一双无形的手操控。

  这个还给我“新年好”的母亲,她有什么可以作主的呢?春节,这个良辰吉日也由不得她。她说,过年,别人都吃好东西,我连一块肉都没吃。

  她凄惨地说着。我看见了她瘪下去的嘴巴,瘪下去的腮帮子,瘪下去的眼眶。我看见了她眼角里面一团液体凝聚着,非常饱满。因为眼眶的凹陷,那液体被深深地包在里面。

4个月了,我终于看到了它们。她骂我们的时候,她给儿子打电话的时候,骂那“老不成器”的时候,她看着不属于她的探视家属的时候,她都没有让我看到它们。

  它们叫——眼泪。

2014年3月13日

未完待续……

_

创作谈

愿每个人,都有百合一样的夜晚

周  芳
在医院工作这几年,有许多朋友为看病的事情打电话咨询我,脚趾疼怎么办,一晚上起来小便五六次怎么办。我根本回答不出来。尽管我所在的学校隶属医院。
我有晕血症,一看到血,就心悸心慌,浑身冒冷汗。我也恐惧看到病人和家属被病痛折磨的样子。我尽量逃避着与疾病相关的事件。每天上下班路上,我低着头匆匆忙忙经过外科楼、手术楼。
直到我遇见《无常经》。经说:于诸世间,有三种法,“不可念”,“不光泽”,“不可爱”,“不称意”。这三种法,是老,病,死。
三种法,谁逃得过?
谁,能得到上帝的喜悦,做他的爱子,不老,不病,不死?
我习惯了活着:“活着”恋爱,评职称;“活着”锱铢必较,得蝇头微利;“活着”上街买小白菜,看美国大片。活着,衣香鬓影,活着,觥筹交错。
死,是别人的事!
我羞愧。为我曾经有过的隔膜和逃避。
2013年11月20日,我申请到孝感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做义工。我渴望着成为生死边缘里,和病人,和家属,和医护人员站在一起的那个人。
我不知道我即将面临着什么。尽管它毫无疑问是个新生活。
那些我从未见过的血,从未见过的死亡,还有死里逃生,九死一生,劈头盖脸地来。
三床,刘小萌。优秀的高三女生。重症心肌炎加恶性心律失常。清醒的时候,一遍遍对我说,阿姨,我睡一会,你就叫醒我,我怕我睡了叫不醒。傻孩子,安心睡,阿姨叫你。清晨六点十分,她再没有被我叫醒。
四床,唐汉雄。家暴的承受者。被妻子陈秀芳用麻绳绑在床上,先用开水泼,再用搓板捶,然后,再开水泼。陈秀芳说,我没打,我没打他。我要他爱我,我要他只爱我一个人。他的床上怎么有另外的女人。说这些话的时候,陈秀芳浑身发抖,死命地扯自己的手,左手扯右手,右手扯左手,扯,扯,不停。
八床。
十床。
……
还需要我陈述下去吗?
进入重症监护室后两个星期,我疲惫不堪,生理的,心理的。我真实地感觉到“攀爬”这一行动的艰难。冷汗淋漓向前,精疲力竭向前,我推着自己向前,一天天坚持,在恐惧里坚持。
我上了发条,配置十万的电功率,我飞跑着去重症室,去手术室,去急救科。我跑得多快,恐惧就跑得多快。恐惧,烙在我的额头。
这一段日子,我不想用“体验生活”来定义。我就在生活中。我是刘小萌,我是唐汉雄,这些爱的恐惧,疾患的恐惧,死亡的恐惧。我都有,他们无非是将它们提前支取出来,给我看。
所谓恐惧,是如履薄冰,也是如临深渊。“砰砰砰”,你可以听到你的心脏一步一步砸向深渊。事实正是,八个月的义工生活后,我掉下来,成为心内科病人。失聪,眩晕。睁眼,天花板摇晃,站起来走动,路在摇晃,像是借了别人的腿安在我身上,它们发生机体排斥。
我在摇摇晃晃的人间。重症室,手术室,脑梗死,120,急救。它们在脑子里左冲右突,我无法剔出。
如果不是通过一种形式,我相信摇晃仍会继续。不关乎药物的疗性,不关乎治疗种种。病的,不是我的肉体,是灵魂。
我写,一只笔一张纸让自己稳定下来,我写下《重症监护室》。感谢那些死亡,那些恐惧,感谢那些从死亡路上回来的人。他们填充我,我像个孕妇,产下恐惧之外的东西:信念,坚守,救赎,爱。
我写乌云,也写乌云之周镀上的那层金边。
是,我写恐惧,写死亡。我也写一堆废墟里开出的新生。我相信所有的文字都要让人看到那层金边。这才是文字的意义。
我不再是我,我变成无数个新生的人。
如果没有历经乌云,我不会知道金边的可贵。如果没有历经死亡,我不会知道活着是如此珍贵,每一个安宁的夜晚是如此宝贵。
愿每个人,都有百合一样的夜晚。
感谢《北京文学》让这层金边得以缩放,让这新生得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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