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这样一句话：所有曾经都是岁月予人间最美的恩赐，古老的都城同样如此。而今走入北京城，巍峨伫立在中轴线上的紫禁城、古老空旷又充满烟火味的天坛公园、寂静荒凉的圆明园遗址……
一座座昔日旧庭院、一砖一瓦尽诉历史风烟。可谁又知，原本的北京并非如此，原本的北京可以更具历史韵味？
去过法国巴黎的人，会惊讶深藏在巴黎地下的'千年古城'，幽深危险的下水道，没有臭味熏天的垃圾和腐烂物。
只有一个又一个交错纵横，仿佛蜘蛛网一样的博物馆，向来客展示属于城市的故事；会羡慕它的浪漫迷人，卢浮宫、凡尔赛宫、凯旋门和巴黎圣母院……
一座一座陈列在城市不同角落的古旧建筑，好像时光钥匙，为人们开启过去现在的时空之门。
而北京，早已无法再窥见昔日模样，失去了古都色彩。为什么北京城会变成如此？故事要从1949年的12月说起。
那一年，当时的北京市长主持了一场有关城市规划的会议，出席会议者除却北京各个部门的领导，也有来自苏联的专家。
大家针对如何规划首都这件事纷纷展开讨论，苏联的专家说，应该在天安门广场的两侧建设起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因为作为一国首都，北京不能只有文化、科学和艺术，也应该拥有工业。
他的话让梁思成非常诧异，作为曾经接受过相关教育的人，梁思成认为这位苏联专家的规划明显不符合设计理念。
要知道，那个时候北京原住民就有130余万，加上未来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眷，总人口数可能会达到将近200万，旧城可用面积只有52平方公里。
若是按照这位专家的设想，届时要么旧城拥挤不堪，要么有几十万人每天需要从城外辗转到城内上班，耗费大量时间在往返路上。
于是和梁思成同样惊讶的，刚刚走出校园不久的陈占祥直白提出了反对意见，梁思成见有人与自己持相同想法，立刻加入战局，和陈占祥一起和那位苏联专家针锋相对争执起来。
当然，他们的争论在短时间内并无一个明确结果。会议结束后，惺惺相惜陈梁二人当即组成一个小组，全力以赴展开一场抉择千年古都命运的工作。
他们反复商议争论，试图找到一个相对完善的方案。梁思成认为，应当为北京重新找一个市中心，这样就能把旧北京完整保护起来。他看好的选址是曾经作为日本人'居民留地'的五棵松。
陈占祥却觉得新城不能太远，只需在老新两城间找一个衔接即可，像是复兴门外、月坛和公主坟一带就不错，让西长安街成为二者纽带，再把钓鱼台和玉渊潭等建设成公园、绿地。
如此一来，新的行政中心东可连旧城，西有生活、商业等区域，南面与丰台铁路等交汇，形成城市新中轴线，方便市民出入。梁思成没有多加反驳，仔细想想，赞同了陈占祥的设想。
1950年2月，两人完成《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域位置的建议》，即后来所说的'梁陈方案'。
案确定行政中心的位置，明确指出苏联专家所言弊端，如果按照此人设想，在长安街两侧建立行政大楼，那么肯定会引起交通不便、拥挤现象，背弃保留北京外貌的原则，并让政府工作人员陷入吵杂声中，影响工作和健康。
此后，梁思成自费将这份方案印刷一百来份，分别递交中央政府和北京各机关部门。
1950年4月，他又写了一封信件上交周总理，希望总理可以抽空审阅自己的建议，并再三强调北京行政中心确立非常关键。
于梁思成和陈占祥来说，他们最希望的就是能够保留北京城旧貌，让北京拥有它独特的风格和规划。
同时能够为北京城找到一个平衡发展的方向，让它可以尽量保证居民居住与上班地点相对统一，减少上班路途和交通堵塞等问题。
然而可惜的是，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的方案明显没有考虑到当时国内现状，导致他们无奈收获失望。
1950年4月20日，以朱赵雪等人为首，发出了一份针对梁陈二人方案的反对意见，他们支持苏联专家意见，赞同以旧城为基础建设行政中心。两者展开激烈争论，谁也不能说服谁。
同年10月，病重的梁思成再一次写信给当时的北京领导彭真等人，希望他们能尽早确立城市规划方案。
不料现实却如冷水直接浇在他的脑顶，彭真直白戳破他的设想，告诉他'北京城的建设应以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为宗旨。'
果然，没多长时间苏联专家的方案获得上级领导认可，于1953年6月正式成立规划小组，展开旧城扩建工作。
想要扩建旧城，最重要的一项是拆除围困旧城的老城墙，此工作开始的时间远远早于规划小组成立的时间，即1952年9月，从西便门开始，那座旧城的城墙一点点消失。
对此，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感到无比心痛和遗憾，他们企图说服上级、阻止他们的决定，可结果并不理想。
恼怒哀伤的梁思成直白说出狠话：'五十年以后，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你们是错的。'
为什么一定要拆除北京老城墙？这个问题的答案在郭沫若的建议中能找到。他说，古城墙于当下的北京并没有任何用处，它不能让百姓吃饱，同时阻碍了工业发展。
拆除旧城墙，不仅代表新中国抛却旧文化，展望新未来，也推动了现代化都市的建设。因此，拆除城墙是非常必要的工作。
此言论一下子戳中了领导人的心，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他们认为改建旧城，只需要保留一部分即可，让后代能看看曾经模样，至于城墙、城楼等妨碍生活、交通的建筑则完全没有留存的必要。
梁思成、林徽因无法改变大家的想法，只能暗自叹息、忧伤旧建筑和旧文化的人为消失。
其实，站在首都未来发展状况的角度来说，郭沫若的意见并不是全部错误的。
理由是，现代化建设展开以后，北京势必会涌入大量人口，如果按照梁思成的设想，保留旧城墙和旧城建筑，那么占地面积本就不大的内城肯定无法容纳众多劳动力，同样容易出现交通拥堵等问题。
可站在文物保护的角度上，郭沫若提出的内容却错在留下了历史遗憾。除却最开始拆除的西便门，还有1953年拆除的朝阳门、阜成门，1954年拆除的地安门。
1956和1957年拆除的永定门，1959年拆除的中华门和1965年以后陆续拆除的内城城墙等等，都是现在的我们再也无法见到实物的老建筑。
影像拍摄再完美，总归虚拟，比不上亲眼所见更加直观和震撼，不是吗？
更别说，缅怀失去的事物是人类共性，2002年左右崇文门遗址公园开始建造的消息传出，曾在附近居住过的市民纷纷为建设工队送去自己家中保存的昔日旧城砖，希望能让这座复原的城楼保留几分过去的影子。
但'仿造的就是赝品'，哪怕拿出再多曾经的建筑材料，将建筑建造得再像过去那一座，它也不会是人们记忆中的存在了。
就好像某一位网友所言，小时候不懂事，把'龙票'随意撕毁，长大以后才蓦然明白，年少不知事的自己究竟损坏了怎样价值连城的宝贝，可懊恼、后悔又有什么用？失去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再回来。
如今，站在'赝品城墙根'的人们，疯狂吐槽它的廉价，批评它没有历史的厚重感，说它的存在反而损伤了属于老北京的历史韵味，却忘记了曾经的人们是怎样嫌弃老城墙的围困和碍事，执意要把它们剔除北京城的坚决。
这并不是什么'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无奈，因为人们明明已经拥有了'可以兼得'的方案。
只能说，文物保护确实非常重要，因为岁月给予世人的馈赠，是不可复制的礼物，是失去即诀别的对象。
现在再回想昔日梁思成那句'五十年后自有对错'的恼怒话语，不由让人感到深深叹息。
倘若梁思成、林徽因二人能穿越时间桎梏来到当下，站在复原城墙根，仰头看那些重新仿造建造的建筑，是不是一样会生出浓浓讽刺？
假使'梁陈方案'能实施，现在的北京城又会是如何壮观模样？中国人不会再去羡慕巴黎老城的古韵，因为在我们自己家中就有更具历史韵味的千年古都。
可叹，历史从不允许'假如'存在，我们亦永远无法得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是如我们自己所想。
所以，我们理解过去深受旧时代压迫的人们渴望挣脱束缚、重获新生期许的同时，也必须谨记一个道理：不要等到失去，再去怀念当初，对文物的保护、对任何有关人生的抉择皆该如此，因为失去的，就会永远湮灭人间，永远不可寻回。
遗憾与缅怀，恰因'失去'而生。
文/羽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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