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点名讲故事】
北疆知青第一村
张刚：虹口中学六八届高中生。插队期间曾任黑龙江爱辉县爱辉公社外三道沟知青点负责人、大队团总支书记、出纳员、生产队副队长等职。1973年被推荐上大学，在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研习抗生素专业。
1994年创立高博特公司至今。任上海高博特生物保健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我的故事从这本《北疆知青第一村》开始，1970年4月5日，我们上海赴北知青一行，在虹口足球场集合，留下了这本书封面的集体照。随后我们生机勃勃的年轻团队就出发了，一路向北，来到了黑龙江爱辉县爱辉公社，外三道沟生产队。它坐落在黑龙江右岸，极度靠近中苏边境的一个小村落，北行22公里可到黑河，气候和环境都不能说好，但这里有美丽的景色和热情的老乡，外三道沟，后来成为了我们人生中的第二故乡。
初来乍到，我们这些生长于上海的城市青年，从用惯了电灯、煤球煤气、自来水，出行有便利的公交车的生活，一下子变成了挑井水、点油灯、烧火灶、睡土炕。出行多半靠腿走。在老乡家，由于地方限制，我们常常5、6个知青挤在一个5米不到的大炕上，打通铺睡觉，每日需要跑到唯一的井边挑水，相较于新鲜感来说，更多的是生活上的不适应。
张刚打钐刀农作留影
但我们很会苦中作乐，记得刚到生产大队时，是黑龙江还未开冻的四月天气，食物只有白菜、土豆、萝卜这三样，在当地老乡那里，这已经算是从菜窖里拿出来举尽款待我们的珍藏，可是每天翻着花样吃，也很快就生厌了。于是我们在老乡的帮助下，自己搞了知青食堂，独立搭建起自己的菜园子，种各种菜，养鸡鸭鹅，每月可以杀猪吃肉，加上外三道沟生产队住得十分靠近江边，偶尔还能打渔加餐，大大改善了生活条件。
在北方的恶劣气候中，对于我们城市青年来说，最不适应的莫过于下地做农活，我们在当地老乡的指导下，在农田里磨练出一身技能。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当时辛酸的体验竟然标记着满满的青春印鉴。
上海知青张刚（右一）
打稻梗
在荒地里，离生产大队10多公里，是一片湿地，农地俗话叫做草垫子。湿地里遍布柳条和树根，种植环境并不好，我们需要下地徒手挖走，然后用拖拉机将地推平整，用水平仪测出等高线，做成梯田。种水稻的方式南北有别，北方不插秧，而是撒稻种。
完成后我们便打稻梗，活儿很累，用新发的铁锹挖泥土，铁锹上新上的油漆，挖一挖泥地后会黏着甩不脱，一天下来，工作量徒增不少，而顶着铁锹柄的腿也肿得老高。当时我们最羡慕老乡的用的“象牌”铁锹，金属厚实而且光滑，事半功倍。
当时由于生产队比较远，离打稻的农田有10公里，我们并没有条件每天来回，常常就地搭个棚直接睡在农田边，下面铺上麦秆，上面用棉褥子一铺，比睡老乡的通铺炕条件更艰苦，每人只有50公分，晚上一个翻身常常带动大家集体翻身，现在想来，这样挤在一起度过的夜晚也是一个温暖的回忆。
拉耙犁
打完稻梗后，我们就往农田放水，把泥土泡软变烂，然后用马拉耙犁。马在我们手里一开始非常失控，搞得我们狼狈不堪。而下地拉耙犁的时候，我们捡着不合脚的高筒雨靴穿，常常水一拱上来就没过了鞋身，只好一天双脚窝在湿漉漉的鞋里干完农活。农活特别累，我每顿能吃4、5个实心馒头，在我们那最多的人一顿要吃10个实心馒头，这在上海时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捆个子
麦收的时候，干农活的“打钐刀”——即手持一把长柄的弯刀，喀嚓一下齐齐切断麦尖，而被成片砍下的小麦倒在一边，将由后面紧跟着的人一堆堆捆好，堆成麦垛子，便于运输又防雨，这个就是非常辛苦的农活之一，“捆个子”。捆个子的时候最怕遇到马拉的机械臂，机械臂轻轻甩动一下，就能割去一大片麦子，而蹲在后面捆个子的人根本跟不上这样的速度，苦不堪言。
撅黄豆
夏天的大豆需要除草，那时只能人工锄草，长长的黄豆田里是一条一条的垅，每人骑着一条垅慢慢往后挪动，手里用锄头一左一右的锄草，遇到不听话乱长的杂草还需要用手去拔除，长长的一垅骑下来，人都累得直不起腰身。每个人负责一条垅的时候，常有体质差的慢慢拉下进度，做得快的那些早早结束后，会互相帮助。
爱辉县外三道沟插队知青第一次返沪探亲集体合影
务农的故事还有很多，现在想来十分有趣。那个年代已经远离，而记忆却历历在目。回到上海后，我们一直筹备着写就一本关于我们“青春的故事”，去年10月终于出版了这本书，而本书的封底是我们集体在1972年黑龙江合影，从上海石库门到黑龙江外三道沟村，我们走过了整整一个青春。
1973年外三道沟老乡欢送张刚上大学
1999年爱辉县感谢知青下乡建设的荣誉证书
知青点名讲故事的第一篇由我开始，我将保留很多回忆，把讲述精彩的机会留给更多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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