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同学们：
在北京最美好的时节重回燕园，心如秋光，温暖美满。去年国庆，我回母校参加了入学20周年纪念活动，转眼又是一年，真是光阴似箭、逝者如斯！按目前的制度，再过20年，我也该退休了——在这个意义上，人生已是“下半场”。犹记每年秋季新生入学，西门校友桥畔常挂的标语是：今日我为母校而骄傲，明日母校为我而自豪！台下的诸位，暂还都属于“今日”，但距离“明日”也不远了，大家都在想如何让母校为自己而自豪。我们这些早已走出校门的，看着大家青春洋溢，想着时间如沙流逝，这样的心情就更迫切了！
大家来听宣讲，大概都有两个共同的疑问：第一，做不做选调生；第二，到不到广西来。前年我应邀在同样的场合做过一个题为“人生要学会做减法”的发言，那里面的话依然代表着我个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看一看。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生有三种活法”，道理还是一样，表达如有重复，是谓“强调”；如有新意，是谓“深化”，一家之言，谨供大家参考。
无论作职业生涯规划或是人生规划，总要围绕着“想做什么”和“能做什么”这两个基本问题，并且要求两者的交集。大家都知道应该“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但一旦应用于自身，却往往不知道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岗位。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男女都一样），我们在台上的，能够把选调生制度和广西的现状及发展前景给大家说清楚，但你究竟适合不适合，还得靠自己来判断和选择。
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把知识分子分为四个类型或维度，分别是哲学家、实践的服务者、知识的传授者、理想境界的建构者。这种类型划分，是他从北宋大儒张载那四句著名的话中化用而来的，也就是说：“为天地立心”的是“理念上的哲学家”，负责“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为生民立命”的“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包括官员和社会领袖；“为往圣继绝学”的是“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的人；“为万世开太平”的是“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的人，可以是革命者，也可以是改革者。[1]
许先生的分类方法对我们确定人生定位很有启发。从大的方面讲，我们是偏向理念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前者可以将哲学家和理想境界的建构者设为理想，后者则可以将实践的服务者和知识的传授者引作志向。选调生无疑属于实践的服务者之列，这就需要你除了是知识分子——这是大家都已经拥有的共性的身份基础——之外，还得有面对社会现实的实干精神和行动能力。
可能有些同学觉得自己哪方面都不差，足以胜任两种以上的角色。以许先生的见多识广，都说“很少有人能做满四个类型，一个人做好一个类型就已经很好了”，[2]我想绝大多数人都应该也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心无旁骛，孜孜以求。虽然大家素质全面、多才多艺，但在“能做什么”的问题上，一定要讲比较优势、讲核心竞争力。既然讲“比较优势”，就要看“跟谁比较”。天底下哪儿北大人最多？当然是北大校园！哪儿北大人比较多呢？北京哪，上海哪，广东哪……反正发达的地方都不少。那哪儿北大人比较少呢？广西就比较少啊。所以，即便你的实践能力跟身边的同学相比不算那么突出，但搁在广西还大有用武之地，那你就可以认真考虑把选调生作为一个选项——我并不是说只有不够优秀的北大人才来像广西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我还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学校就曾编印过一本书，叫《西部放歌》，收录了很多优秀校友扎根西部的感人事迹。就是近几年刚到广西的选调生师弟师妹们，有好几位的才情和学问都令我由衷钦佩，相信他们在校期间也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我要说的是，比较的对象和环境不同，也会影响我们的自我认知。所以，大家的“自知之明”既建立在对个人素质和能力的客观评价上，也取决于对参照系的主观选择。如果大家明白了其中的道理，那么，尽管我们今天是为选调生而来，你们到广西却不一定只为选调生而去。治学经商、创新创业，欢迎都到广西来——再说一遍，在广西，北大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以上说的是“能做什么”，现在谈谈“想做什么”——这也是我今天主要的话题：人生有三种活法。
哪三种活法呢？用三个“业”来表达，即职业、事业、志业，也就是指我们选择工作和对待工作的三种态度。
第一种是把工作当作职业。职业是用来谋生的手段，说到底，就是一个“饭碗”——不管是金饭碗银饭碗还是铁饭碗瓷饭碗——都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职业也讲精神追求，比如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用户至上的“工匠精神”。职业的成功，主要体现为个人的“增值”，如履历、经验的积累和丰富，职位、身价、荣誉的获得和晋升。所以，把工作当作职业者，多算计付出与回报，强调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种是把工作当作事业。事业是超越于个人的，带有社会性目标，并且对目标的追求是主动的、自觉的，为了实现目标还愿意付出长时间的努力、做出必要的牺牲。事业的成功，不能用纯功利的尺子来衡量，而要看个人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不能说钱赚的越多就越成功、官当的越大就越成功，将赚多少钱、当多大官等个人功利作为目标，其实属于第一种人而不是第二种人。
第三种是把工作当作志业。志业和事业本质上是一样的，区别在于目标的可及性。事业的目标，只要努力，既看得见也够得着；而志业的目标，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比如“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第一个“一百年”很快就要到了，而距第二个“一百年”还有33年，按照目前中国人均期望寿命76.34岁来算，44岁以上的同志要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成的那一天得付出相当的努力；而且年龄越长希望越小，是不是自己看不到就不要努力了呢？大家想一想这个园子里有那么多白发的先生，也许就是我们的导师，他们何尝因为等不到那一天而有半点懈怠呢？同样，走出这个园子，你也会发现很多愿意为梦想而奋斗的人——他们的梦想，不属于小我，而属于大我。
尽管在道德直觉上，它们好像是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但我更愿意把它们看作是三种相互平行的不同类型。这一方面是因为“事业”也好、“志业”也罢，都得以一定的“职业”为表象，也一定要以优秀的“职业”表现为基础，所谓三“业”之说，只是我们人为的细分；另一方面，就算是感觉上较“低层次”的第一种人，能够自食其力，不成为社会的包袱，在道德上又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呢？
刚好有个现成的例子，就是最近再度引起舆论关注的“北大屠夫”陆步轩。当年杀猪卖肉，就是为了谋生，彼时的北大之于他，不是光环，而是“不敢触碰的伤口”，以至于他回到母校演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我是反面教材”。许智宏老校长不以为然，他说：“北大毕业生卖猪肉并没有什么不好。从事细微工作，并不影响这个人有崇高的理想。北大可以出政治家、科学家、卖猪肉的，都是一样的。”许校长的这番话，大多数人只当是对陆步轩的心理安慰，恐怕没几个人真心喜欢“北大”加“卖猪肉”这样的奇妙组合。
事实上，“北大”也确实让陆步轩一度放下了屠刀、拾起了笔杆，当了12年的公职人员。然而就在一个月前，他又放下了笔杆、拾起了屠刀，重操旧业。这一次，他不仅决心“把猪肉事业干好”，而且还自信地宣称，“卖猪肉也要卖出北大水平”。他和他的搭档——另一个也把猪肉卖出了大名堂的校友、“壹号土猪”创始人陈生，共同填补了北大校史上的一项空白。回过头来再想想许校长的那一番话，他可不是“未卜先知”预见到陆步轩能有今天的成就才说的啊！所以，有一份正当的职业，哪怕不像想象的那般高贵，只要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丢脸的。
然而，说到选调生，我还是希望你们不要选择成为第一种人。因为公务员是以公共服务为己任的特殊职业，太过看重个人得失，就容易偏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入“公器私用”的陷阱。对于这一种人，广西也没有多大吸引力，尽管自治区为引进优秀人才已经力所能及地开出了最优厚的条件，但作为欠发达、后发展地区，实在没有什么政治资本或经济油水可捞。
如果你愿意成为第二种或者第三种人，那我相信广西能为你提供实现抱负、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这首先恰恰是因为广西欠发达、后发展，是祖国最需要我们来建功立业的地方之一；其次是因为广西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淳朴包容的民风，在引进人才的跟踪培养、大胆使用方面做得最多最好——没有“之一”；第三也是因为自2011年以来，已经有约200位北大选调生扎根广西，我们通过校友会凝心聚力、砥砺同行，也通过微信分享工作体会、读书心得，虽远离燕园仍深沐“北大”，在广西你一定会像我一样，感到“此道不孤”！
是你们选择的时候了！我们期待着，与引为同道的你，重逢于广西！
谢谢大家！
[1]许倬云：《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4-15页。
[2]同上，第15页。
编辑：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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