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书治要》：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精华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初年下令编纂，概括了唐朝以前经、史、子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髓。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精华。现在大家都知道传统文化很重要，也希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哪里学起？从《群书治要》学起，可以说是用时少而获益多。
《群书治要》的“群”是一个形声字，从“羊”，“君”声，本意作“辈”字解，乃同类相聚时之称，羊性好群，故“群”从羊，在这里“群”作形容词，是众的意思。这个“治”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群书治要》就是把群书当中有关修齐治平的道理、精华概括出来。读了这一部书，也就掌握了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基本理论、方法。
我们经常说：取其精华。所谓取其精华：魏征等人是社稷之臣，不仅有深厚的学识，而且有治世安邦的经验。
《群书治要》是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的古籍中挑取了治国平天下的精华。最后挑出了六十六种书，又从这六十六种之中，把那个最精粹的道理撷取出来，最后才成了这本书。《群书治要》的内容包含五经，就是《诗》《书》《礼》《易》《春秋》。孔老夫子使是以六经教导学生。后来六经中的《乐经》失传，所以到汉代的时候就是置五经博士。
在《群书治要》中五经的内容都涵盖其中。此外，还包含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除了史书之外还有子书，也就是诸子百家，如儒、墨、道、法、农、兵家等等，关于国家治理的经验也都汇集在《群书治要》之中。
所以，称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之精华确实不是夸张。我们学了《群书治要》这一部书，也就是掌握了开启《四库全书》的金钥匙。
二、唐太宗为什么要编辑《群书治要》？
唐太宗是唐高祖的第二个儿子，也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出生的时候瑞相稀有，有两条龙戏于门外，三天才离开。
太宗在四岁的时候，有一位自称善于看相的书生来拜见高祖，并且对他说，您是贵人，而且有贵子。当他看到太宗之后，称赞他，“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这个龙凤，古代都是对天子的称呼。说他是“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意思是说他以后是真龙天子，可以当皇帝的。后来就采用“济世安民”之意做为他的名，取名为李世民。
因为太宗皇帝从16岁就带兵打仗，起义平定动乱的国家，27岁就登基做了皇帝，对于怎么样用圣贤教诲来治理国家，他的积累显然不够。对此他也有自知之明，而且他非常地有悟性。
在《贞观政要·论政体》上记载，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如何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了十几把上好的弓箭，把它们拿给弓箭的师傅看，结果没想到，弓箭师傅却说，这些弓都不是良弓，都不够好。我于是询问其中的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正，就使得木头的纹理歪斜，这样的弓虽然强劲有力，但射出去的箭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弓。
从这件事中我领悟出很多道理，我是用弓箭平定天下的，这一生中所用过的弓箭已经够多的了，但是我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要领。更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我对弓箭的了解尚且有偏失，更何谈掌握治理国家的要领呢？”
从此以后，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省的官员。每次召见，太宗都要赐座给他们，与他们悉心交谈，仔细询问宫廷外面的事情，以便对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的得失有全面而详细的了解。
唐太宗很好学，很谦虚，而且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于是就虚心地向那些有经验的大臣们请教，对这些贤士礼敬有加。
在贞观二年的时候，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说：“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净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任用的大臣也再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的，朝廷上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问，都会引经据典，参照经书来决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是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纯朴的民风也就荡然无存了。”
太宗听了，深有同感。从此以后，官员中凡是精通儒学，懂得治国之道的，都得以提拔并委以重任。
唐太宗很善于听取谏言，特别重视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来治理国家。这一点确实很难得，因为一般的人都会看到严刑峻法迅速有效的效果，而忽视道德教育。但是太宗却不是这样，他在重视法制建设的同时，特别重视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这才是使他建立了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
法律制裁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很难触及到一个人的内心。而且法律只是在消极结果产生之后，给以事后的补救、惩罚，难以防患于未然。
法律培养不出一个人的羞耻之心。人们只是想方设法地躲避法律的制裁，还以此沾沾自喜，认为是自己聪明智慧的结果，不觉得自己做错事有什么可羞耻的。所以在重视法律惩罚的同时，必须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人从心底不愿意去做坏事，把做坏事看成是一件非常值得羞耻的事，这才在人们的心灵上筑起了一道防止作恶的堤坝。
太宗之所以在登基之后不久就下令编纂《群书治要》，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对古圣先贤治国平天下的教诲了解不够，希望不仅仅和这些群臣探讨治国经验，而且能随时翻阅古圣先贤治国的教训和经验。于是他命令谏官魏征及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整理了从五帝到晋朝几千年间治国理政的史料，将其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汇编成书。
到了贞观五年，也就是历经五年时间，这本书才编纂完成。《群书治要》编纂完成之后，魏征在序文中说了一句话称赞《群书治要》的历史价值：“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
魏征大人说到，这一部书用在当时的社会，可以鉴览前古。就是可以以古人的经验智慧来经营自己的人生，尤其是对于办政治的领导者而言，他们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还可以有很多的榜样效法，可以吸取从五帝到晋朝这些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学习其方法和智慧。
而且传之来叶，就是传到后世去，可以贻厥孙谋。这个“贻”就是遗留的意思，传下去之后可以恩泽后世。“孙谋”就是后代子孙能够更好地谋划他们的人生，使他们的人生幸福。因为这部书里边内容非常地丰富，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对于后世子孙经营家庭，甚至有机会出来做官，为人们谋福祉的，都可以从这里得到宝贵的启示，所以，《群书治要》确实是一部鉴往知来的治世宝典。
这部书编纂完成之后，太宗皇帝非常欢喜，因为这部书涵盖的内容很广博，取材很广泛，而且挑出来的又是非常精辟的、切要的部分。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废话，你看一句就有一句的启示。如果没有真正读懂这些经史子的教诲，也很难挑得这么精准。
而太宗皇帝是“日日手不释卷”，太宗皇帝这样不辞辛苦地在学习，是因为他有一个根本的动力，那就是爱护人民，希望能够把国家治理安定。不仅如此，他胸怀天下，不仅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还希望给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做出一个良好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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