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分析报告
◆ 文 · 任腾飞 ◆ 编辑 · 杨尚琼
“现在，钢铁行业的处境不仅是‘冬天’，更是‘冰冻期’……”此前，鞍钢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张广宁曾这样描述钢铁行业的现状。
“钢铁行业已进入‘冰冻期’，但最冷的日子还没有到来。”近日，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在接受《国资报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产能过剩问题在加剧着钢铁行业的困境。
据了解，在“十三五”规划中，化解产能过剩将是一个重点。中钢协方面认为，钢铁产能过剩问题短期内难以消除。困扰着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就像是已经长在肉里很久的一根刺，虽然一直在隐隐作痛，却又一时找不到好的办法能彻底根除。第九期《国资报告》关注钢铁产能过剩，详细剖析这一现象。
“冰冻期”
钢铁行业竞争手段相对单一，价格竞争是主要手段。在行业冰冻期的大背景下，如果说经营情况稍好一些的钢企是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那么经营困难的企业可能需要断臂才能求生。
近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公布了“2015中国企业500强”榜单。经中钢协信息统计部统计，共有50家钢铁企业入围该榜单。实际上，这一入围数量是十年来的最低，去年和前年分别为51家和54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钢铁行业的基本情况。
李新创表示，中国钢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轨迹将是“三低一高”，即低需求增长、低钢材价格、钢企低效益和行业高压力。这或许就是中国钢铁业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新常态”。
近年来，国内市场钢材价格一跌再跌。2014年一年时间，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从99.14点下跌至83.09点，降幅达16.2%。进入2015年，下跌趋势不但没有减缓，反而更加剧烈，从去年底的83.09点又跌到6月末的66.69点，降幅达19.7%。可以说，自2015年以来，钢材价格指数持续突破低点。据中钢协方面统计，今年上半年，纳入该协会统计范围的大中型钢铁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5万亿元，同比下降17.9%；主营业务亏损216.8亿元，增亏167.68亿元。
8月20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王利群在“2015中国煤焦钢产业大会”上指出，现在钢铁生产和经营的形式很严峻。从钢铁的利润来看，今年上半年销售的利润率只有0.11%，这是这几年最低的水平，虽然有15亿元左右的利润，但是钢铁主业是亏损的，而且亏损增幅比较大。
“我所熟悉的钢企，目前几乎都处于亏损状态。”近日，某地方国有钢企负责人表示，“我们今年生产的钢材基本卖不出去，只能暂时停产。”
实际上，停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钢铁企业的亏损，反而可能会带来其它的问题，比如员工的生计问题等。该负责人展示了一位员工发给他的短信：“X总，您好，我是钢厂XXX，现在钢厂放假，能不能把我从生产部调到项目部？我本来从技术部出来的，机械设计也是我的专业，等钢厂开始炼钢我可以再回来。现在出去也不好找个合适工作，而且我既需要养家糊口，还房贷的压力也很大，希望您考虑下。”
进入8月份以来，相关数据显示，国内钢材价格迎来总体小幅上涨。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是由于9月份阅兵的关系，一些经销商和工地提前备货，从而使得钢价小幅上升。
对于今年下半年钢铁市场走势，中钢协给出的判断则是，国内市场钢材供大于求局面未有根本改观，钢材价格继续下行。受供需矛盾制约，后期钢价难以大幅回升，将呈窄幅波动走势。
“现在，钢铁行业的处境不仅是‘冬天’，更是‘冰冻期’，但同时也是钢企改革调整的黄金时期。”张广宁认为，目前，钢铁行业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钢铁企业应积极应对挑战，采取有效措施克服生产经营中的困难。
在李新创看来，除了经营方面的亏损，更值得社会警惕的是一些钢企亏损和折旧背后严重的负现金流。用他的话说，一些钢企“天天在流血”。据他估计，所有钢企的负债加起来，“可能会超过4万亿”。如果大批钢铁企业出现关闭，这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据李新创分析，钢铁企业数量较多，企业间联合与协作又少，导致竞争十分残酷。同时，钢铁行业的竞争手段相对单一，主要依靠价格竞争，这加大了很多钢企的生存难度。在行业冰冻期的大背景下，如果说经营情况稍好一些的钢企是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那么经营困难的企业可能需要断臂才能求生。
与此同时，钢铁价格的持续下跌，与久控难下的钢铁产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目前，钢铁行业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面临着需求下降和供应过剩的矛盾。”张广宁认为，钢材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这加剧了钢铁企业主营业务的亏损。
数据显示，2014年粗钢产量为8.23亿吨（见图一）。而根据相关部门统计，2014年中国粗钢产能约12.5亿吨。与粗钢产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钢材需求量的下降。根据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采用下游行业消费法计算的数值，2014年的钢铁需求量约为7.02亿吨。
中国报告大厅发布的《2014-2018年中国钢材行业发展前景预测报告》显示，钢铁行业盈利水平下降既是产能过剩引起的后果，也是产能过剩的直接表现。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整体处于盈亏的边沿，使企业转型升级的能力下降，严重影响行业的健康发展。
有分析人士认为，未来的钢铁行业“十三五”规划，可能会包括钢铁行业的政策方向、产能过剩化解、钢企兼并重组、绿色发展及走出去等方面。特别是如何化解钢铁产能过剩，应该是本次规划的重点研究对象。如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将成为钢铁行业能否“解冻”的关键之所在。
钢铁产能过剩成因复杂
正是各个环节相关者的共同驱动，利益过度放大，造成了今天钢铁产能“骑虎难下”的结果。如果说一定要归属责任的话，各个环节的利益相关者属于是“共犯”，至少在各自的环节都应承担主要责任。
产能利用率是国际范围内较为通用的判断标准。欧美国家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79%-83%比较合理，低于75%即为严重过剩。我们可以以此为标准来评价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程度。
当然，在产能过剩程度的度量方面，仅通过衡量产能利用率这一单一指标来判断可能还不够，还需要更为全面的度量方法。虽然当前国内外关于钢铁产能过剩的相关研究已经有很多，但如何构建一个由各级指标组成的钢铁产能过剩指标评级体系，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产能预警制度，可能还需要更多努力才能实现。
从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部委披露的有关数据来看，截至2014年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8.3%，处于2006年以来的历史低位，其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这些传统的产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70%-75%，光伏利用率就更低一些，只有不到60%，风机的产能利用率不到70%。
中国自2006年建立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统计以来，到2012年末，钢铁产能利用率平均为80%左右，总体上处于合理水平。但是，自2012年之后，中国钢铁的产能利用率明显下降，产能过剩矛盾不断激化。
目前，我国粗钢产量占亚洲产量70%以上(见图二)，长期占据了世界钢铁产量的半壁江山。2012-2014年，我国粗钢产能分别为10亿吨、10.4亿吨、12.5亿吨，粗钢产量分别为7.2亿吨、7.79亿吨和8.23亿吨，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4.9%和65.8%，已经连续三年属于严重过剩。考虑到产能统计不完全，实际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对此，李新创认为，过剩是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规律，但是也要掌握个度。如果过了这个度，那就叫严重过剩。如果产能长期严重过剩而无法化解，将继续抑制钢材价格的回升，加剧着钢铁行业的困境。
实际上，像钢铁行业这样范围之广、数量之大、影响之深的产能过剩，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乎还不曾见，由此产生的一些看似简单却各种因素盘根错节的新问题，也就一时难以有比较对症的解决办法。
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原因很复杂。从外部来看，全球经济失衡导致我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国间的博弈策略也相应调整，美国等欧美国家奉行量化宽松和保护主义，使中国产能调整始终面对着十分困难的外部环境。
另外，中国钢铁产能过剩与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也有关系。毫无疑问，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放缓态势，也处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整体需求萎缩，这就使得按照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配置的钢铁产能，出现了严重的过剩。
对于钢铁产能过剩的原因，大环境和大背景还仅仅只是一方面。如果仅仅只是这部分的原因，根据价值规律及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可能过剩问题早就解决了。除了这方面，还包括国内钢铁行业相关者们的利益驱动，使得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李新创认为，首先，地方政府的推动也是重要原因。由于钢铁对于地方政府的作用，比如在GDP、就业、政绩等方面，在一些错误发展思路的导向下，会加剧产能过剩。同时，银行本身也有责任，因为一些钢企有时候的投资是盲目的，没有银行资金支持也不可能实现大范围扩张。此外，技术进步也是一方面，这是一把双刃剑。原来建宝钢需要国务院领导牵头主持，当没有了技术制约，现在一个村长都可以指挥建设钢厂。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认为，中国钢铁产能出现过剩，企业自身具有重要原因。在发展观上，企业不顾市场需求，一味追求规模扩大，盲目做大做强，产能冲动导致将企业“做大做僵”。在产品结构上，很多企业往往不经咨询、论证、盲目追求“精品化”，造成高端产品的无序竞争，产品供大于求。
可以说，正是各个环节相关者的利益过度放大，造成了今天钢铁产能“骑虎难下”的结果。也就是说，虽然主观上相关者们都不期望出现这种局面，因为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但客观上的行为却又在鼓励过剩现象持续存在。如果说一定要归属责任的话，各个环节的利益相关者属于是“共谋”，至少在各自的环节都应承担主要责任。
对于当前钢铁行业的产能情况，一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观点并不一致。比如，有大型国有钢铁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前中国钢铁业的产能过剩情况十分严重，主要原因是民营钢铁企业的产能大幅增加。而有民营钢铁企业负责人则认为，当前钢铁算不上是严重的产能过剩，至少他们企业开工率近年来一直维持在90%以上，销路也不错。
这种各说各话的情况，其实并不是个案。目前。中国的钢铁产能过剩问题陷入僵局，就像是一个“多人囚徒困境”。在这个困境里，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如果能牺牲自己一小部分利益，就可以换来整个行业的健康和长久的发展，最终对自己也是有利的。但是，目前每一个相关者都在观望，都希望别人先走一步，从而最大限度降低自己可能承担的风险。
应理性看待产能过剩
应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不过三十多年，而钢铁行业被打下的深深的体制烙印，并不是仅靠这段时间的市场化就能够完全消除的。中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既有历史也有现实原因，在治理方面仅靠市场的手段难以解决。
钢铁业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业，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据史书记载，最早提出“盐铁专营”的是齐国丞相管仲，之后，汉武帝又将其上升为国家政策。自汉朝起，这项政策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时间。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以钢为纲”还是这种政策的延续。
在物质稀缺的年代，中国人可能只在书本里对产能过剩有过粗浅的认识。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工业产能极度缺乏。为了“超英赶美”，我们甚至不惜砸锅卖铁全民大炼钢铁。由于缺乏科学的生产方式，许多炼出来的钢质量极差，根本就不能用。
改革开放后，随着钢铁主管部门被撤销，同时，政府放松了钢铁业对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民营钢铁企业如雨后春笋大量诞生。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迫使钢铁企业积极参与竞争，努力改进生产技术，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持续提高产品质量。
1996年，中国的钢铁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跃升至世界首位。钢铁是工业的粮食，“口粮”充足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工业的高速发展。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是与几代钢铁人的辛苦努力分不开的。随着中国逐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科技的进步和改革开放的程度不断深入，钢铁业开始从供不应求逐步变成供大于求，直至现在的产能严重过剩。
应该说，适度的产能过剩能够促进钢铁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改进管理水平，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但是，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直接导致了钢铁产品价格疲软及市场的恶性竞争，还加剧钢铁企业的经营困境，影响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危害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如今，人们已感受到了钢铁产能过剩带来的切肤之痛。
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都有可能面对产能过剩的问题，包括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不能避免。因此，我们不应过度解读中国当前所出现的产能过剩现象，也不应把它当成是经济危机的前兆而过于惊恐，而要理性和客观地看待这种现象，站在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去分析其成因，并采用合理的方式去化解它。
应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不过三十多年，而钢铁行业被打下的深深的体制烙印，并不是仅靠这段时间的市场化就能够完全消除的。中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既有历史也有现实原因，在治理方面仅靠市场的手段难以解决。另外，从企业主体方面来看，国企与民企各占据接近一半，这也是钢铁产能过剩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特殊之处。
“10年前，民营钢铁企业不到10%，现在都已经接近55%了。”据工信部赛迪智库副研究员赫荣亮介绍，2007年之前，钢铁企业中国有企业占主力。近七八年以来，民营企业所占比例增长比较快。现在钢铁增量大部分来自民资企业，产量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
现在竞争这么残酷，一些国有钢铁企业还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对此，李新创认为，国有企业如果不加快改革，不调动内在积极性并进行市场化运作的话，可能“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目前，国内钢铁最先进的流程都在民营企业，最好的技术也已经不在国有企业了。”
国有钢铁企业也有其苦衷。“在知识产权和专利这方面，国企用了很多精力、物力以及人才储备才研发出一个产品，刚研发出来产品就被人模仿了，或者人才（被民营企业）给挖走了。确实也挺无奈的。” 兰格钢铁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告诉《国资报告》记者。
王国清认为，相对来说，在遵守市场规则方面，国企尤其是央企更符合国家政策，环保设备更完善，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更多。有些私企打价格战，拿劣质钢材以次充好，这在市场也上是有的。当然，对于一些企业来说这可能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只能靠国家的治理来提升。
可以说，中国钢铁的产能过剩已不仅仅是经济的周期性因素所致，制度性困扰更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一方面，钢铁行业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另一方面，长久以来形成的旧的体制机制问题，又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使得很多钢铁企业进亦难，退亦难，在守旧和转型的痛苦中徘徊，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中苦苦挣扎。
谨防“钢瘤”发生癌变
产能过剩导致的风险不容小觑。日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其后二十余年的经济衰退仍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实际上，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与当时的日本经济有很多相似之处，应避免重蹈日本覆辙。
在去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毅表示，伴随着经济增速减缓，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现，特别是资金、汇率、债务等风险相互交织、集中暴露，可能形成系统性风险，甚至危及企业生存。
据了解，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2014年累计实现利润总额超1.4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从需求看，国内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传统产业、房地产投资相对饱和，消费增长潜力难以充分释放，这都将导致市场空间收缩，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对于钢铁行业来说，目前的困境并不是短期就形成的。从2011年4季度以来，一些钢铁企业的主业就开始大范围亏损，拖欠工资的现象也普遍存在。而钢铁行业的贷款难、贷款费用高，也是比较顽固的问题。
李新创表示，钢铁行业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也包括金融体制。“目前中国的产业资金成本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而钢铁是实体经济的代表，所以说钢铁的困难不仅是钢铁本身的问题，也是金融的问题。”
他认为，未来要做好钢铁行业的风险防范工作，首要是防社会风险，还有就是金融风险。因为钢铁和纺织不一样，钢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对钢铁一定要高度重视。纺织企业的破产会造成社会小范围波动，如果是钢铁企业还了得？钢铁的上下游相关的各种产业都会出问题。
“当前，一些银行抽贷是没有原则的。虽然银行抽倒一批劣质企业并不是坏事，但不能把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给抽死了。不分青红皂白地抽贷，可能会加剧钢铁行业问题的恶化，从而产生更大的社会问题。”李新创认为。
目前，中国的钢铁过剩产能就好比是一个“良性肿瘤”，虽然几年来呈膨胀趋势，但如果及时切除，还是能够做到不复发和转移。但是，如果长期任其野蛮生长，不仅大量损耗机体的能量，而且还可能“癌变”，通过产生系统性风险从而危及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产能过剩导致的风险不容小觑。日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其后二十余年的经济衰退仍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实际上，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与当时的日本经济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经济增长放缓、通缩风险加剧等，许多因产能过剩而“僵尸化”的企业也开始浮出水面。为了避免重蹈日本覆辙，这就要求中国应积极寻求有力措施抑制产能过剩。
一方面是要淘汰落后产能，一方面是面临保增长的压力。但国资委方面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张毅在去年的国资委系统会议上就直言：“大部分中央企业都面临产能过剩、产销衔接不畅的巨大压力。”他表示，央企要主动适应新常态，既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又要追求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
可以说，化解钢铁产能过剩也是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实际上，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新一届政府的高度重视。早在去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2014年要淘汰钢铁2700万吨落后产能，确保“十二五”淘汰任务提前一年完成。
相关信息显示，中央政府已把包括钢铁在内的几大行业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首批对象。目前，包括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在内的部委，一方面在按照《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依法依规全面清理违规在建和建成项目，一方面也在制定和出台新的制度来去产能化。
去年4月2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司长冯飞透露，工信部除了对违规建成的钢铁项目进行清理以及淘汰落后产能，还将严控钢铁的新增产能。
今年4月28日，工信部在官网发布《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严禁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行业新增产能，这些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项目建设，须实施等量或减量置换，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环境敏感区域，实施减量置换。工信部将探索建立全国产能置换指标交易平台。
工信部特别提出，这些行业新（改、扩）建项目产能置换指标，须为2013年及以后列入工信部公告或省级人民政府完成任务公告的企业淘汰产能，已超过国家明令淘汰期限的落后产能，不得用于产能置换。
今年5月21日，在张家港市举办的2015钢铁工业绿色转型国际研讨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司长赵鹏高表示，发改委正积极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预计今年内再淘汰落后炼钢产能1500万吨。
据媒体报道，目前钢铁工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7）》已经制定完成。该行动计划主要涉及产能过剩、两化融合、兼并重组等方面的内容。
应该说，中央层面对产能过剩问题十分关注，也针对钢铁行业存在的问题出台了许多相应的措施。但是，让人感到困惑疑惑的是，为什么自2003年被列为产能过剩行业之首的钢铁行业，12年来大部分时间一直处于逆势扩张状态？
“‘空对空’难以解决钢铁产能问题。”对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李新创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认为，中央政府的重视和出发点是好的，但钢铁产能过剩问题不是仅靠出台政策和媒体报道就能解决的。政策谁来落实？怎么落实？落实的主体又是谁？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明确。“没有主体，‘空对空’就等于零。”
实际上，由于地方保护的存在，可能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方面，中央是从中国经济和钢铁行业的整体情况出发，来制定相关政策。由于部委没有执法权，不可能直接去拆除不合乎规定的企业，而地方政府对于这些钢铁企业的态度则是保护为主，因为如果淘汰了落后产能，必然会涉及地方财政收入、就业、债务等问题。因此，为什么相关政策难以起到实际效果，也就不难理解了。
用“四个一批”化解产能
当前，无论是“刮骨疗毒”，还是“断臂切割”，中国钢铁行业中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避免不了要受到二次创伤。这一过程是痛苦的也是长期的，但又是中国经济转型所必然要经历的阶段。
一般来说，对于周期性因素、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产能过剩，主要通过市场的力量实现过剩产能消化。这其中，美日欧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曾有过不少经验，可以作为借鉴。 另一方面，对于体制性原因，除了经济政策以外，更多的是需要改革的协调推进，包括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等。
目前，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主要有两类退出途径化解产能过剩。第一类是政府不直接介入，由企业注销、终止、破产以及资本退出等市场化退出机制自动调节产能过剩的状况。另一类是政府直接干预，利用财政、税收、金融、产业政策等，通过实施回购、推动兼并重组、扩大消费、限产、促进产能海外转移、淘汰落后产能等手段，化解本国产能过剩问题。
实施回购、推进兼并重组、促进产能海外转移这些广义的退出政策体系和建立完备的市场退出机制等政策，一直被视为解决产能过剩的有效举措。而且这些国家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政策体系，行业内部协调机制在退出体系里发挥关键作用，除此之外，还有退出体系的事后评估机制。
相对于这些国家在处理产能过剩问题方面经验，中国的研究和应对方式还明显落后，但也在积极改进和学习的过程中。今年7月22,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副局长黄利斌表示，当前及“十三五”期间，应该主要从五方面化解过剩产能。首先是要严控新的产能；第二是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第三是坚持推进兼并重组；第四是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第五是加强与周边国家、新兴国家的合作，鼓励优势企业“走出去”。
李新创与黄利斌的观点相一致。在他看来，要解决钢铁产能的问题，除了限制新增产能，可以采用“四个一批”的方式：第一，扩大内需，消化一批；第二，兼并重组，整合一批；第三，严格环保，淘汰一批；第四，走出海外，转移一批。他同时还表示，这四个方面要实现肯定都是有难度的，也会面临各种阻力并付出相应的代价。
化解过剩产能方式之一：扩大内需
产能过剩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生产的量大于需求的量。因此,最直接的化产能方式当然是增加需求量。那么，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之下，如何才能扩大钢铁的需求量？
王国清认为，在扩大钢铁内需方面，目前的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的战略经济规划，以及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地下管廊建设以及棚户区改造等，都会国内需求的提升。
当然，还可以通过经济刺激政策和补贴，来扩大钢材等的消费。但是对于这种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方式，西方国家一般不看好，认为这些透支消费需求的方式可能不利于行业中长期的稳定发展。
在中国，也有这样的例子。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曾一度推出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使得钢铁过剩产能迅速被旺盛扩张的需求所掩盖。但是，当政策效应减弱之后，反而加剧了钢铁产能过剩局面。
此前，建筑业一直是中国钢铁的消费大户，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有数据显示，2014年各行业钢材需求量榜单上，建筑业以消费3.9亿吨排名第一。在对今年钢材需求的预测上，建筑行业的钢铁需求量仅增加了500万吨左右。从这方面来看，市场需求对化解钢铁过剩产能的作用有限。
化解过剩产能方式之二：兼并重组
中钢协的数据显示，上半年，盈利前10名企业合计盈利165.9亿元，同比增长113.1%；亏损前10名企业合计亏损139.7亿元，同比增长152.3%。一方面优势企业业绩向好，另一方面劣势企业将有可能走向破产。对此，王利群认为，这种两极分化的状况，或将为钢企重组整合提供条件。
一般而言，企业进行兼并重组，要么是难以为继，希望被其他企业购买；要么是在市场环境利好的情况下，有实力的企业希望以此来进一步扩张。然而，近几年来，虽然关于钢铁企业合并重组的传言不断，但很多都难再进一步，即便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也都是小打小闹。
李新创表示，兼并重组是解决钢铁产能问题的方式之一，但这需要各方成熟的条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现在钢铁行业的整体情况来说，过剩这么严重，企业亏损这么严重，有谁还愿意接手？”
什么样的钢铁企业能兼并重组，能整合到什么程度，这些情况目前也都不确定。王国清认为,所有制的性质是一样的可能更好整合，所有制不同，兼并重组可能就会有困难。“民企自己当老大，总比当一个部门或分厂好一些。国企被私企兼并后，原来国企员工的归宿感和福利，都会受到影响。”
化解过剩产能方式之三:淘汰退出
钢铁行业要想走出困境，就必定要有企业要退出。但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目前确实有一些企业具备了破产的条件，但是大家只有减产和停产，没有退出的意愿，加上地方政府各方面可能会延缓退出的时间，时间越长，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越高。”王利群表示。
“环保不达标企业应把市场腾给环保达标企业。真正有一大批企业关了，可能就好了。”李新创认为。
国家在淘汰钢铁落后产能方面任务十分艰巨。截至2014年底，50吨以下转炉和60吨以下电炉还有230多座，涉及产能1.2亿吨。这类装备大多能耗水平高。
此前，落后粗钢产能以装备标准为依据，主要指400立方米以下的高炉，以及30吨以下的转炉、电炉。但是，这种按炉子大小的“一刀切”方式淘汰之后，未来，化解钢铁产能或许只能寄希望于新的环保、能耗等法规的完善，以及新的执法力度。
对此，工信部提出，将进一步完善钢铁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标准，对达不到准入要求的积极改造升级。改造升级之后，仍然达不到的将逐步退出，有序压减过剩产能。
“标准实施起来肯定是有难度的。”王国清认为，从国家调控和严格环保方面出发没有问题，但钢铁企业很多都是地方经济的支柱，是带动地方经济和就业的，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
值得注意的是，淘汰落后过程中涉及的职工安置、债务纠纷等问题，随着淘汰落后的深入推进，难度将会不断增大。因此，在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应优先将这些问题进行协调解决。
化解过剩产能方式之四：走出海外
可以说，扩大内需、兼并重组、破产退出等内部消化的方式，目前都存在着各种问题。那么，扩大外需的情况又如何？
首先，从钢铁出口方面来说，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出口钢材9378万吨，同比增长50.5%。实际上，中国钢材的出口量近几年基本处于递增状态，自2000年以来，我国钢铁出口量从占世界钢铁出口总量的4.8%已上升到2013年的15%以上（见图三）。
加大钢铁出口确实能够化解国内过剩产能。但是，即使今年出口达到1亿吨，也不及国内钢铁总产能的十分之一。而且，这并不是长久之计，随着钢材出口量的增加，国外钢铁反倾销情绪将更加严重，会加大出口的难度。另外，目前中国钢材的出口大多是中低端钢材，并没有太大的盈利空间。为了化产能而扩大出口，没有太多实际意义。
相对于钢材出口，此前“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似乎对国内众多钢企更具有吸引力。在国内钢铁产能过剩严重的背景之下，随着“一带一路”大规模投资、产业链长必将拉动多个行业的用钢需求，同时又能很好地刺激钢铁上下游产业链进而利好整个钢铁行业。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的数据显示，近年我国工程对外承包项目逐年扩大，产值从2003年的138.7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371.4亿美元。2014年更是达到1421.1亿美元，合人民币8000亿元，同比增长3.8%。
去年底，在“法治中国：新常态新机遇新挑战”论坛上，知名经济学家、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林毅夫发表主题演讲表示，国内很多过剩产能行业可以跟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转移到海外去，利用当地巨大市场需求，把现在的这些已经固化产能变成新的投资。
“‘四个一批’哪个能起更主要的作用？我觉得还是需求。除了国内的需求，‘一带一路’也是一个大的方向。其中涉及到的许多国家，它们的钢铁产能都是很稀少的。”王国清认为。
当然，对于也有分析人士提出质疑：“一带一路”对国内钢企来说确实很具有吸引力，不过面对国内钢铁产能如此大的基数，这些需求能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就不得而知了。
据《国资报告》记者了解，目前一些大型钢铁企业已经就国际产能合作问题展开了规划，但大多数都还处于计划阶段，具体项目什么时候才能正式动工，能拉动多少钢铁需求这些都是不确定的。而在这期间，钢铁行业可能已经历了新一轮的调整。
对于“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钢铁企业走出去，李新创提醒注意，“走出去”进行国际产能合作不能是单方面转移产能，还应该是合作共赢的模式。要在给当地带来经济和就业带来帮助的情况下，同时化解国内过剩钢铁产能。
“要注意当地的环保措施、标准肯定和我们的环保标准是不一样”，对于“走出去”的钢铁企业，王国清建议,一定要先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投资环境，再作进一步行动。
心病还须心药医
钢铁产能过剩不仅仅是钢铁行业本身的问题，也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可以说，这是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的一个缩影，值得我们深深地反思。
眼下，即便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开的最昂贵的药方，可能也治不好中国钢铁企业的病，因为这不光是机体的病，更是“心病”。这个“心病”的症结就在于我们粗放式发展的冲动，以及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的漠视。
解铃还须系铃人，心病还需心药医。现在已经到了反思我们的发展理念，并坚决作出改变的时候了。中国传统工业面对着全球需求萎缩、成本上升、摩擦加剧的困境，必须加快推动新一轮产能结构调整，实现从代工的模式、低端的结构、要素驱动的阶段，向自主的模式、中高端的结构和创新驱动、服务驱动、人才驱动的阶段转变。
经济发展很重要，但如果偏离正常轨道，可能会得不偿失。化解钢铁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痛点”，我们应当时刻铭记。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经历了阵痛之后，能不能够吸取教训，真正走上一条低能耗、低污染、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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