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效霞，中医学者，山东中医药大学副教授，主要致力于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史学研究，出版有《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医海探骊：中国医学史研究新视野》等。
作者按：本文第一部分曾以《关于经络起源与形成的争鸣与反思》为题，发表于《中医研究》1995年第3期。现在收录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写于1992年。当时，我已进入本科学习的实习阶段，从1991年2月到1993年7月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是每天晚上都在当时的中医系金匮教研室里彻夜写稿，总共撰写了近20万字的草稿，至今还保存着当时的手稿。2006年出版的《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当年手稿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回归中医》一书，包括整体观念、阴阳五行、脏腑、辨证论治、本草等内容，除病机、经络、方剂外，几乎涵盖了中医基础理论的主要内容和范畴。出版后，很多朋友来函询问为什么缺少经络的内容？主要原因是当时因时间和精力之关系，特别是觉得自己对经络没有很好的见解和体会，还形成不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现借本书出版之机，将当年手稿中关于经络的一部分录入为电子版，未加任何修饰和润色，以使读者了解我当年稚嫩之文笔。
经络是如何起源与形成的，依据现存的医史资料尚难以确考。而明了经络的起源与形成方式，对理解和探讨经络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缘此，不少学者都曾对其进行过大量的探索和研究，试图获得明确的解答。但迄今为止，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较有影响的观点可综括为以下几种。经络始于相同功能的针刺穴位归纳之说，即经络的形成主要是以穴位的主治功能为基础，由穴位的“点”推演到经络的“线”而发展起来的，是关于经络起源与形成的一个颇有影响的观点，首倡者当推老一辈针灸学家陆瘦燕先生[1]。目前的《中国医学史》《经络学》教材和专著已大都采纳其说，不再赘述。由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这两部先于《内经》的文献论述经脉均有脉无穴，且十一脉彼此孤立，不成网络；虽涉及一些脏腑，但无四肢和内脏由经脉相连的记载，更没有后世十二经内联十二脏的说法，与《内经》有关经络的论述有着显著的不同。基于此，孟昭威首先提出了“由感传现象开始，遂渐发展到穴位”，即先有感传线路，后有穴位的由线到点的观点[2]。刘澄中嗣其后，并进一步指出经络感传现象的产生，促使人们对经络实质进行探讨，古人在解剖刀下找到了血管、肌腱和粗大的神经干，以此为启示，以十二条脉的走行路线为框架，构建了维持人体生命与运载气血的经络系统[3]。
毛良根据“帛书经脉”和《内经》有关经络的记载中有“血”及“脉”等字眼，提出了经络始自古人对血管认识的新观点。认为古人在解剖生理学上对于有形的血、脉和心的认识，就是经络学说的起源。两部《灸经》中对于十一脉及其循行途径、所属病证的提出和描述，是起源于古人对于血、脉与心的解剖生理学以及“寒、脉、痛、灸”的病因病理及治疗学的粗浅认识，否定了经络起源于对针灸穴位的疗效和感传现象总结的上述两种观点[4]。符友丰也认为经脉的原意是指血管，与毛良的观点略有不同的是：符氏认为经脉虽以原始解剖为基础，但并不是解剖学发现的直接产物，而是古人在“脉（血管）”的基础上派生、演变、抽象出来的人体功能系统，与“脉”处于一种“不离不即”、“若离若即”的状态[5]。刘精微认为经络起源于古代延年益寿的气功。其主要观点是：先人们为了祛病延年，一定会向往或追求“恬淡虚无”和“精神内守”，很可能在“静中”迈进了“气功”的门槛。在气功练习中，通过意念的贯注，使其气运转于任、督二脉，调整呼吸，凝心一志，则气合全身，在练功时，使真气有规律地在任、督二脉中循行，相互贯注如环无端地运行，这就是经络的起源。由于“真气”在任、督二脉中的贯注运动，如似主轮带动十二经脉一齐转动，这就使十二经脉显示出来。自从个别人觉察出人体具有任、督二脉及十二正经以后，历代医家不断地在自身及病人身上体验，逐渐补充了奇经八脉和十二经别等，亦在诊断、治疗中与脏腑学说揉合在一起，遂形成了后来的经络学说[6]。“由点到线说”和“由线到点说”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先发现经络还是穴位。其实，如果我们承认针灸术是经络产生的重要理论先导，那么就可以认为“经”和“穴”是同时交叉发现的。实践的辩证法证明：线和点、经和穴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因为不刺激穴位就不可能出现感传，而一旦出现了感传，自然也就超越了穴位的界限，把经脉的路线清楚地显示出来。经和穴孰先孰后，已难以述说清楚。只能说有的是在发现大量穴位的基础上逐步认识了经络，有的是在已知经络之后才推知了该经上的穴位，这是一个互相验证的过程。单凭其中之一，都是不可能建立完整的经络学说的。仅仅根据对穴位主治性能的归纳是难以厘订出经脉的具体循行走向的，因为躯干和头面部的一些穴位的主治作用基本相同，但却属于不同的经脉。如果没有某种启示，单靠盲目归类和联结是难以确定“线”的走向的。同时，如果仅仅有“线”，停留在“线”的走向层次，那么经络的概念也难以确立，更谈不上经络学说的形成了。从经络学说的发展来看，对穴位的研究、归纳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经脉和穴位这种相互补充、不可分割的联系上，我们可以说：对穴位主治性能的归纳（即由点到线）和对针灸过程中感传线路走向的观察（即由线到点），都是经络的起源之一。
“血管发现说”是基于古人在原始解剖中发现脉管系统这一事实提出的。我国古代很早就开始进行“割皮解肌，决脉结筋”、“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的实践。先哲们既然发现了“循经感传”现象，那么采用解剖方法来探求产生这种现象的物质基础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了。“脉”在古代虽有血管、经络、脉象学涵义，实际上却导源于“脉”这同一个实体。古人虽然不以脉之动静区分是经是络，但经络的原始意义是指血管，当无疑问[7]。“帛书经脉”虽无“经络”字样，但“脉”作为这一概念的内涵已经成立。其关于脉的走行也与现代解剖学的血管大致相同，如“足泰阴温(脉)”与大隐静脉、“臂泰阴温”与头静脉的走行一致或相当。《内经》有关经络的论述，其中有的显然是指血管。如《灵枢·动输》：“经脉十二，而手太阴、足少阴、阳明独动不休。”《素问·调经论》：“血有余，则泻其盛经血。”这些似乎昭示经络最初是根据脉管的形态、走行及功能而提出的。但是在经络的创诞时代，解剖手段是十分粗陋的，不可能穷尽经脉线上的血管具体分布。这可从以下几点得以证实:①经络循行同血管分布虽有一致的地方，但绝大多数不一致；②经络起止点不是血管起止点；③经络循行的许多交会处，解剖学上并未发现该处血管有特殊的分支或汇聚现象[8]。因此，我们只能说解剖实践发现的脉管系统，可能是经络起源和创生的始动因素之一，但经络绝不是仅仅藉此而建立的，这是可以肯定的。“线自气功说”认为经络是在气功状态下的“返观”、“照察”而发现的。近年来，随着思维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返观”是在排除外界干扰，在入静沉思状态下的一种自我体察、自我认识自身生命运动的观察实践。通过“返观”的方法进行认识活动，往往被认为是违背实践的“唯心主义”。但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它在数千年的人类实践活动中已得到充分的证实，研究者对循经感传现象的调查，还须依靠被调查者本人的感受和体验而获知。因此推测古人在“恬淡虚无，独立守神”中发现了经络，并不是毫无凭藉的无稽之谈。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经络体内循行线及部分体表循行线的描绘，有着不可替代的启示。同样，但凭练功时体察、感知、返观、照察内气在体内的运行，也不能构筑完整的经络理论，它也只是经络起源和形成的肇始和途径之一。
经络作为中医基础理论之一，其起源和形成绝不会只是源自于针灸或气功，是人类在认识自我的漫长历程中，经过长期实践、反复验证、不断充实才日臻完善的。其中既有知识经验的积累和升华，也有文化和心理积淀的渗透和影响。它是在整个中医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要考察和探究其起源和形成，必须从中医赖以生存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大背景中，去追溯和理解，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上述各种关于经络起源和形成的学说，之所以未能得到普遍认同，除了他们把各自的学说作为经络起源的惟一源头外，更重要的是漠视“文化选择机制”的缘故。
根据“帛书经脉”，特别是《内经》所呈现的经络理论体系及其他有关文献所提供的材料，我们可以说经络的起源是多元的：在用砭石、石针、骨针、陶针、青铜针等刺割痈肿、放血排脓，或用以刺激身体一定部位，以治疗和消除病痛的过程中，对体表具有治疗作用的“点”的主治性能的归纳；对在针刺和艾灸过程中“循经感传”路径的观察和对疾病过程中各种循经症候、体表反应点的总结；对气功导引的体验；以及在原始解剖实践过程中所见到的血管、神经、肌腱、淋巴管等，都对经络的起源和形成具有深刻的启示和影响，它们都应该是经络起源之始端。由于史料的匮乏和缺如，对经络起源及其理论构建过程中的具体历史事件和认识的具体过程，我们今天已难以追溯和再现。但是，根据“帛书经脉”特别是《内经》以及其他有关文献所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把经络学说的形成过程归纳为这样一个图式：脉——经脉——经隧——经络。在目前关于经络起源和形成的诸多学说中，最有影响的是“由点到线说”和“由线到点说”。但不论是由“点”归纳成“线”，还是针灸过程中出现了沿体表一定路径走行的“感传线”，最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在体表有一定分布规律，且具有治疗作用的“线”。面对上述体表各“线”，先人们先是迷惑，甚或感到神秘，继而用他们所能利用的物质载体如实地描绘下来，最终萌发了从人体自身来探寻产生这种现象的基础的念头。
我国古代很早即开始了“割皮解肌，决脉结筋”、“外可度量切偱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的实践。可以断言，对遍布全身，在体表即有显现的血管的认识肯定不会晚于对内脏的剖视。解剖发现有的血管的走向与灸刺过程中显现于体表的“感传线”的循行大体相同，这可能诱使人们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而认为血管即是体表各“线”的物质基础，并命之为“脉”。故“脉”在最初涵括了人体内的全部血管及显现于体表的所有的“线”。脉之本字为“衇”，亦作“脈”。《说文解字》说：“衇，血理分斜行体者。”可见，脉之原始意义是指血液在体内派分而流，这显然是指血管而言。
脉有起止和走行部位，故其命名最初自然是以部位名之。《阴阳十一脉灸经》手三阳脉分别被称为肩脉、耳脉和齿脉。即使是在《内经》中，也有许多以部位命名的脉，如“尻脉”、“胞脉”、“缨脉”、“颈脉”等。
脉在人体的配布，一般是四肢较躯干数量多、位置浅，有的可以从体表看到搏动，容易解剖分离，故最初认为“脉”是从四肢末端流向躯干、头面，呈向心性循行；限于解剖水平，尚没有发现各脉之间的网络关系，认为它们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没有分支和纵横衔接，与内脏亦无瓜葛。
脉是针灸之所以能治疗疾病的内在机制，那么脉之功能即不仅限于血之“库府”，而是既可以致病，通过它又可以治疗疾病。“帛书经脉”所载足臂、阴阳十一脉的病候主要以其循行部位的疼痛为主，内脏疾患尚很少见，灸脉也仅限于治疗某些躯体疼痛性疾病，故有“诸病此物者，皆灸某某脉”之说。这些都与脉尚未与内脏发生关系相吻合。另一方面，在生产实践或针刺过程中碰破或刺破血管而出血，本是一个意外的偶然事件，但出血后躯体的某些病痛却反而减轻或消除，收到“出血立已”之效。经过多次重复，逐渐发展为有目的地为治疗疾病而“刺其血”。当脉是针灸治疗疾病的内在机制的观念产生后，“凡治病必先去其血”就成为治疗疾病的总原则、总观念，刺脉（络）出血也成为一种广泛应用的治疗措施。
很明显，脉这一概念在最初产生之时，即有着与西医解剖学的血管截然不同的特质。脉的内涵已经超越了血管，它不仅仅是血液运行的通道，更重要的是“致病”和“治病”的落脚点。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得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传统医学之中的热敷、按压、放血等手段，独独能在中国发展成为系统的针灸疗法。随着对人体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化及解剖术的发展，人们发现脉有大小、深浅之异，遂将其甄别为经脉、络脉和孙络三个层次或种类。一般认为这种区分和界定显然是在解剖学意义上进行的。但是，古人为什么把“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的脉称之为“经脉”？而不名之为“深脉”、“大脉”呢？
“经”，《说文解字》云：“经也。从系，巠声。”“系”，《说文》释作“细丝也。象束丝之形，凡系之属皆从系。”徐锴传曰：“一蚕所吐为忽，十忽为丝。系，五忽也。”可见“系”具“线”之义。“巠”，《说文》云：“水脉也。从川，在一下。一，地也……一曰水冥经也。”“水冥经”即地下之暗河，是“水脉”的同义语。人之深层之脉与地之暗河一样“深而不见”，故亦可称之为“巠”。灸刺过程中显现于体表的“线”与深层之脉不无瓜葛，“系”又具“线”之义，故加“系”旁以表之。很明显，经脉主要是将深层之脉与地之暗河相比类的产物，并不是解剖学启导下所产生的概念。“地有经水，人有经脉”、“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示之”等记载，可资佐证。
比类方法的运用，比类依托的演变，使得脉由十一变为十二。“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经脉十二，外合于十二经水……此人之所以参天地而应阴阳”等论述，已明确告诉我们十二经脉是将自然界的十二经水比类于经脉所得出的。“十二”是一虚拟的数字，不能认为人体确实存在着十二条经脉。今天的经络研究者不正视经络学说构建过程中所应用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法，认为人体确实存在着十二经脉，并且只有十二条。在错误的预定前提下，当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其实，“帛书经脉”中的十一脉，就是比类的结果。《汉书·律历志·第一上》说：“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毕，言终而复始。”阳脉六，阴脉五，阴阳十一脉的说法是在阴阳术数观念的强烈影响下而倡立的，不能简单地认为尚未发现或尚未发展完全。
《管子·水地篇》说：“水也者，地之血气，筋脉之通流者也。”地之水脉流通的就是水，人之经脉流通的自然便是血。故《灵枢·经水》说：“经水者，受水而行之……经脉者，受血而营之。”地之经水流动不休，人之血脉流行不止，而经脉又何以能使血液流动不休呢？
对这一问题的探求，古人首先是试图从解剖术中寻求答案。解剖发现“诸脉者皆属于心”，进而得出“心主身之血脉”。认为血脉与心连属，受心的支配和统摄，血液在经脉中运行，全赖心脏的推动。然而，心又是何以具有这种功能的呢？当时的解剖术显然是无法从心之实体范围内得到阐释，医学自身无力解决的问题，便只好由思考天地人哲理的哲学来承担。哲学的气理论渗透到医学后，“经脉留行不止，与天同度，与地合纪”，“夫血脉营卫，周流不休，上应星宿，下应经数”的观念应运而生，遂认为血是在气的推动作用下运行不休的，“宗气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即可为据。自此，经脉由血液之通道，演变为气血之道路，经脉的功能也嬗变为“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
同“脉”既能致病，又可以治病一样，经脉是“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的根本之所在。疾病是人体气血阴阳失调的结果，针灸产生疗效的机理在于调节和影响气血在经脉中的流动，以祛邪扶正，使气血和谐，恢复正常运行。因此，“通其经脉，调其血气”便成为当时治疗疾病的总指针。通调的方法主要以刺脉放血为主，这可从“凡刺之数，先视其经脉”、“凡刺之理，经脉为始”、“血有余则泻其盛经出其血”、“视其血络，刺其出血”等论述得以确证。
在针刺工具十分粗陋与解剖定位十分不发达的远古时代，刺脉放血无疑具有很大的潜在危险性。《灵枢·刺禁》云：“刺阴股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附上，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即是刺脉放血能致人于死地的“医疗事故”的真实写照。面对这惨痛的教训，人们试着避开经脉进行针刺，实践证明针刺脉外，方法可行，效果很好。“刺大者，微泻其气，无出其血”即清楚地说明此时的针刺疗法已由放血改为泻气，由刺脉变为刺脉外。
经脉是气血运行的通道，而“血之与气，异名同类”。血有形，气无形；气为阳，血为阴；外为阳，内为阴。气能生血，血能载气，气血相互依附。为了解释针刺脉外亦能取得较好治疗效果的机理，脉内以行血为主，以气为先导；脉外以行气为主，以血为依托的概念应运而生。
不仅如此，先哲们进而认为脉内之血是由营气“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之为血”，脉外之气是“水谷之悍气也，其气慓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脉内流血，脉外行气，即是“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如是，则“病在脉调之血，病在气调之卫。取血于营，取气于卫”。经脉在这时分化为目能视之、切可得之、刺可出血、行于脉内的营血系统与外可度之、刺可出气、行于脉外的卫气系统。针刺的方法发展为“刺营血”与“泄卫气”并存的阶段。
在由脉到经脉的演变过程中，古人一方面积极在形态学上寻找产生疗效的机理，一方面又因解剖水平的限制而无法实现，医疗实践又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每当理智缺乏可靠证明的思路时，类比这个方法往往能指引我们前进”（康德语）。通过形态学上的努力和类比方法的运用，经脉分化为营血系统和卫气系统，前者是在解剖学思路下建立的，尚没有脱离人体可见的血管系统，后者则主要是通过类比方法建构的，已经逐渐超越“脉”之原始实体，从而使得经脉与脉处于一种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状态。3.经隧已不是气血之通路，而仅仅是气运行的潜在通道《灵枢·本脏》云：“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也。”明确指出了血气精神是奉养与维持生命活动的物质和动力，而“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刺营出血”，“刺卫出气”戕害人之精血，必然会对人体有所损伤。随着针具的改进和针法的广泛应用，在人之“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的“气一元论”哲学观念主导下，认识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又发生了改变：经脉之脉内流血、脉外行气的功能完全可以由“气”来替代。气属无形，气之通道，故名经隧。
《素问·调经论》说：“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是故守经隧焉。”这里把经隧视为“行血气”之通道，但是“血之与气，异名同类”，二者相互依附，相伴而行。气能生血，又能摄血、行血，血赖气生，赖气以行。气是血液运行的动力，气行则血行，故“行血气”完全可视为“气行”。该篇又说：“气有余，则泻其经隧，无伤其经，无出其血，无泄其气。”明确指出针刺时不必损伤“经”，更不必“出血”和“泄气”，只要通过泻“经隧”，就可治疗“气有余”之病证。显而易见，经隧已不是气血之通路，而仅仅是气运行的潜在通道。
《素问·举痛论》说：“百病皆生于气。”气有盈亏，病有虚实。“泻经隧”只能治疗“气有余”之实证，而对“气不足”之虚证则有“虚虚”之虞。为适应“调其阴阳，不足则补，有余则泄”的治疗大则，“调气”就成为针刺治疗的总原则，故《灵枢·刺节真邪》说：“用针之类，在于调气。”针刺手法和施灸方法分别演变出“补”和“泻”两种方法，判断有效与否的标准则是“气至”，《灵枢·九针十二原》说：“刺之要，气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风吹去，明乎若见苍天，刺之道毕矣。”针刺部位也嬗变为“脉气”所发之“气穴”，故《素问·气穴论》说：“气穴之处，游针之居。”《灵枢·四时气》也说：“灸刺之道，得气穴为定。”气穴位居何处？《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说：“刺此者，必中气穴，无中肉节。中气穴，则针游于巷。中肉节，则皮肤痛。”可见，针刺部位之“气穴”也同经隧一样，是一个潜在的腔隙。
经隧中运行之气，名曰“经气”，其来源和形成禀附于人体脏腑，如《灵枢·营气》云：“谷入于胃，乃传于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专者行于经隧。”因此，将经气与脏腑相配就成为势属必然。
在经络学说的形成过程中，将十二经脉与十二脏腑相配属，经历了一段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从《灵枢·经脉》雷公以“愿卒闻经脉之始生”发问，黄帝以“某某脉”应之看，二者之间的配属始于经脉；从《灵枢·玉版》“经隧者，五脏六腑之大络也”看，则又似乎暗示它们之间的络属始于经隧。经络与脏腑相匹配，究竟始于哪一阶段或层次，实难断定。如《素问·五脏生成论》记载了与五脏相应的五条经脉，《素问·气府论》记述了九经，《灵枢·本输》论的是十一经，至《灵枢·经脉》才有十二经脉与十二脏腑相配属的完整论述。这一演变过程可以说是与脏腑数目的发展相一致的。如《素问·三部九候论》有九脏之说，《素问·六节脏象论》有十一脏之论，至《素问·灵兰秘典论》才始有十二脏之言。大体说来，经脉与脏腑的配属的过程是：在了解脏腑功能、经脉功能与走向的基础上，根据脏腑功能异常所产生的症状以及针刺穴位对症状的改善等的反复实践与观察；在“人与天地相参应”观念的驱使下，把脏腑与经脉内在连结匹配作为探索、思考的目标。对上述两方面内容的反复观察与总结，最终完成了十二经与十二脏的相互配属。通过脉、经脉、经隧三个发展阶段，人们已经基本认识了经络，它既像血脉，又不同于血脉。随着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渐认识到作为气血的运行通路，只有闭合，才能“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古人通过对江河湖海、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的观察，特别是月相的朔望交替，盈亏消长，周而复始及季节的寒暑相衔，循环不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早就产生了把循环当作自然界普遍法则的观念。
《吕氏春秋·圜道》曰：“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云气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辍，水泉东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满，小为大，重为轻，圜道也……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由此，提出了气血在经脉内不断循环的观念。《灵枢·脉度》云：“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故阴脉荣其脏，阳脉荣其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灵枢·痈疽》曰：“经脉留行不止，与天同度，与地合纪……夫血脉营卫，周流不休，上应星宿，下应经数。”按照“阴阳相贯，如环无端”的原则，每一条阴经都与一条相表里的阳经相联，别一条阳经又与另一条相表里的阴经相通，如此“表里同名又表里”，构成了“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灵枢·逆顺肥瘦》），首尾相贯、周而复始、流行不止的闭合系统。
同时，为了对经络进行系统归纳与整理，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又根据已知的走向、分布去臆想未知的走向和分布，根据已知的联系去想象未知的联系，更多地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认为经络就像自然界的水系一样，十二正经气血满溢即蓄藏于任、督、冲、带、阴跷、阳跷、阴维、阳维这八条“奇经”，犹如江河水满，则流入湖海，起着调节统率、联络、调节、维系十二经气血的作用。将从十二正经别出的延伸部分，循行于胸腹及头部的重要支脉，谓之十二经别。以阳经经别为主体，阴经经别为附属，按阴阳表里配属构成“六合”关系，每一经别都具有“出、入、离、合”的特点。将广泛分布，无处不到的络脉，举其大要为“十五络脉”，弥补了经脉线状分布的不足。孙络的分布则更为广泛，它自大络别出后，愈分愈多，弥散全身各部。经络不仅“内属脏腑”，而且也“外络肢节”，遂又把其相关的肌肉、筋膜与皮肤形成体系，命之为十二经筋与十二皮部。于是，由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十五络脉、十二经筋、十二皮部等所组成的“经络系统”，就像罗网一样遍布全身，形成了一个沟通人体内外、表里上下，联络五脏六腑、四肢关节、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等脏腑组织器官，纵横交错，遍布全身的整体系统。
综上所述，“脉”之本意是指血管。换言之，在“脉”阶段，经络是有着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实体的。这一实体，主要是指分布于四肢的有大小深浅之别的血管。此时，“脉”中运行的是血，针刺疗法主要是刺络出血。在“经脉”阶段，已开始逐渐脱离其原有实体——血管，而是与血管处于“不离不即”、“若离若即”的状态。造成这种态势的原因，一方面是因当时的医家力图在形态学上寻找“循经感传”和针刺疗效的机理，一方面又因当时的解剖技术尚不能胜负此任。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迫使人们只好立足于对临床经验的归纳总结和哲学式的思辨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限于所处时代，规定着人类思维主要采取宏观、直觉的方法，表现为比类、联想等形式。形态学思路与比类、联想等哲学思辨方法的无可奈何而又不得不为之的结合，使得经脉演绎为营血系统与卫气系统。前者主要是在形态学思路下构建的，故尚能目可视之、切可得之；后者则完全是“有诸内必形诸外”哲学思辨的产物，故只能外可度之。此时，经脉中运行的是血和气，如果说在“脉”阶段，血的含义基本等同于现代生理学之血的话，那么“经脉”中的血，已不是单纯的血，而是营血。针刺疗法是“刺营出血，刺卫出气”。“刺营出血”的针刺部位同刺络放血一样，仍是直接刺脉（血管），但“刺卫出气”则不同，因“卫行脉外”，故针刺的部位是脉外，而不是脉内。由刺脉内到刺脉外，是针刺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才使得针刺疗法从本质上与原始的放血疗法相分离，形成了自身的固有特色；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得经络逐渐脱离其原有实体。至“经隧”阶段，经络完全丧失了其原有实体，成为气之运行之“潜道”。这一“潜道”，存在于人体之中，但人体并不存在与之直接对应的管道结构形式的物质实体。在由“经脉”到“经隧”的演进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气一元论”的掺入。当无形的“气”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时，人们对循经感传和针刺疗效机理的解释，理所当然地要抛弃那种循着形态学思路推进的方法，转而沿着“气”学思路演进。故经络的功能由运行气血嬗变为只是运行气，针刺部位既不是脉内，也不是脉外，更不要刺中“肉节”，而是经气所游行出入的“气穴”。至“经络”阶段，通过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十五别络、十二经别、十二经筋等的上行下达、内入外出、通贯全身、循环往复，最终发展成为“参天地而运阴阳”的生命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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