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瑰宝，具有无可替代、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然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存在繁简两套不同的文字系统，这就增加了多方面的成本，尤其是学习成本。一段时间以来，有关简化字和繁体字的争议甚嚣尘上，“识繁用简”等提议不绝如缕，但并非根本的解决办法。因为繁体字无法切割，研究历史文化时必然要涉及到，而且天天会面对。很多观点认为，一般用不到繁体字，不过是一种符号而已。但毕竟这个国家不仅仅只有普通人。各自的立场不同致使很多争议毫无意义，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书印人毕竟不是普罗大众，就文字而言，不但有应用需要，而且有传承的使命，却不断地在个人作品中因为“多合一”的简化办法还原时出现各种笑话。这其实见证了一种悲哀，没有文化的悲哀。但责任又在谁呢?
印人必须正视文字的简化问题。简化和简化字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简化字是文字简化的一种状态。“简化系统”涵盖四层要求:一是文字本身总的简化趋势；二是宋元时期的印面文字由篆变为楷、由繁趋简；三是极少数印章对印面文字的一些笔画加以改造简省的技法处理，使得布局更趋合理；四是因为简化字的出现和简化技法的运用，进而有意加以追求，生发出“简约之美”这一独特的审美理念。
汉字形体的发展演变通常会有两种基本趋势，既包含繁化亦有简化。这是由文字的工具性所决定的。其一是要求加强汉字的表音表意功能，在字形上有所繁化，抑或是为了义项的分工而进行分化，致使字形繁化；另一种则是要求形体便于书写，将原先较为复杂的字加以简化。这两方面的要求有时会发生矛盾。汉字一般会通过自身的调节，或是放弃一些表音表意功能以实现简化，或是为维护表音表意功能允许字形有所繁化，最终达到便于实用的目的。汉字虽然存在简化，但从来不是单一的直线序列。因为文字作为社会交际工具、思维工具和信息载体，驱使语言文字朝着大众化、全民化、世俗化、通用化的方向变革。另一方面，文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展现了不同族群的思维方式、认知视角、价值取向和精神特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语言文字的相对稳定，由此更好地发挥作用。
汉字自身功用决定了它必须朝着便于书写的方向发展，因而简化是贯穿整个汉字发展历史的一条重要规律。秦始皇的“书同文”就是一次以官方名义开展的简化运动。李斯小篆简化是政治强权的推动，仍然是顺应整个文字的发展潮流，因为国家统一了，文字必须统一。文字发展到小篆阶段，逐渐开始定型，象形意味削弱，更加抽象化、符号化。隶书更是对汉字形体进行了大幅度的简化，趋于简易，从而可以满足社会需求。“隶书者，篆之捷也。”隶书在汉代成熟，奠定了方块汉字的基础。但有时候也会出现“逆向”趋势，从金文到小篆是一种简化，从甲骨文到金文是一种繁化。但不管繁化还是简化，字形始终符合“六书”。鸟虫书注重装饰，也是一种繁化。六朝墓志和造像中文字出现复古，尤其是西魏和北齐时期，出现了以魏碑笔画改造的篆隶书文字，以繁复取代简化。也有一些个人强权针对文字加以改造，如武则天曾经“造字”。宋元时期的印面文字从篆隶书变成楷书，与此同时也存在“九叠文”这样变得吸其繁复的趋势。如果说，文字本身的发展演化属于内力作用，外力则包括王朝更迭、社会礼制、移风易俗等，只是文字发展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但不管如何，不能强行整齐划一，在没有任何现实需要的前提下，不能突然改变文字的发展环境和规律，甚至直接改造文字本身。再者，文字并不是一直会简化下去，楷书之后再也没有出现第六种书体。汉字与其他事物一样，具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任何不顾汉字的特点，违反汉字发展规律的人为改革，都是对汉字的一种伤害。这种伤害所造成的深层后果，随着时日的推移逐渐地显露出来。即便是简化，也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律，违背了规律最终会遭遇抵制。“二简字”因为过度简化而伤害了文字本身，最终被废弃。
入印文字的书体走向简化存在一个渐变的过程。隋唐时期篆书文字变得乖谬，辽、金、西夏印面文字出现了繁复，元代出现花押。蒙古族入主中原后，蒙古人和色目人多不识汉字，更不认得天书一般的篆书，在社会交往中“多不能执笔花押”，于是唐宋以来初露端倪的花押印伏流腾波而起，由官方至民间迅速普遍地流行起来。花押印一般没有外框，签押得使人不易模仿，作为取信的凭记。元代盛行的花押印形状多为长方，一般上刻楷书姓氏，下刻八思巴文或花押。元押对篆书印章的突破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相对篆隶来说，楷书是一种简化，却又能够同样适应印面要求，产生出美的韵味。宋元印章中的楷书多为摒弃了正统的官方通行体，采用了类似北碑天真朴实、易于夸张变形的民间书体入印。姓名的符号化不仅为篆刻的内容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而且为其他文字的入印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与很好的借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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