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还在北方

     秋天月缺的夜里，是西北第二十一颗，没有月光的夏夜则是西北第四十一颗。母亲说四年前有一颗流星划破天穹落下去了，地上的一个生命也随之消逝。第二天在流星闪现的位置又眨着一颗小星星，与此同时，妹妹哭哭啼啼地来到世间，所以……
    “那颗星就是我妹妹，”我对母亲说，“如果它成了流星，是不是等于妹妹就不在了？”
    母亲的眼神黯淡下来，“不会，它会越来越亮，不会落的。”
    说这话的时候我大约六岁，妹妹四岁。八年又过去了，那颗秋夜第二十一颗或夏夜第四十一颗的星并没有越来越亮，也没有化作流星，还是一成不变地挂在北方。事实上在母亲心里，那颗星倒是随时有可能流逝掉。因为从四岁起，妹妹就老是吃药，吃得连声音都纤纤细细的，身高也增长得特别缓慢，如同她上学后每回考试的分数老是固定在一百左右，完全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邻家女孩罗罗七岁穿过的裤子，九岁的妹妹套进去还得绾起裤脚，母亲为此急不可耐，每回妹妹吃饭就严阵以待，骨头汤和红烧肉外加威胁恫吓左右开弓。那时候每餐必备鱼肉蛋奶比较脱离实际，但母亲横下一条心，彩电和衣服都不肯添置，几个钱全吃了肉，恨不能把妹妹变成气球，眨眼间就吹得圆圆满满。
    妹妹吃饭的习惯还特别可笑，每回只搛一粒米细细地啄，决不猛吞一口，紧急情况下她的筷子仿佛高速运输的机械，就是不能同时吃两粒。母亲经常恨铁不成钢地说，你一定是小鸡变的。
    有一段时间母亲怀疑妹妹发育迟缓是药物起了副作用，然而药又是不能不吃的，妹妹的胃不太好，还患有慢性血液病。权衡利弊之后母亲决定把胃药减掉，改喝一种叫“海宝贝”的偏方，那是一种类似海蜇白白软软的东西，养在水里，兑点冰糖，海宝贝会神奇地渐渐长厚，还能把冰糖水变得极酸。
    每天早晚妹妹就捏着鼻子咕嘟咕嘟灌酸水，比她吃肉慷慨得多，大概母亲哄她这是长高的药，她对高度实在是太渴望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海宝贝增长了几层，妹妹的海拔高度还是那么多，胃口也没有扩大的迹象，唯一的作用是她酸蚀了两颗牙，而且对零食特别上瘾，有事没事总往春草堂跑。
    春草堂在栖镇槐荫巷口，拐过几层陈列青瓷竹器、兔子灯和百泉米酒的木楼，穿两道桥爬三十级黝黑洁净的石阶，就看见春草堂前两棵浓荫匝地的银杏。堂内左边一面墙的小格木柜卖中药，右边一半开辟成零食店。右边阳光特别亮，透过银杏叶明晃晃镀在几排玻璃橱柜上，什么松仁云片、山楂蜜饯、檀香橄榄、水果冰和盐金枣……甘草香味飘得老远。
    妹妹最喜欢春草堂的老板娘，白白胖胖一团和气，总是坐在柜台后吃东西。她不怎么理会男孩，看到妹妹就笑眯眯伸出戴岫玉戒指的手，手心要么是一小撮陈皮话梅要么是山楂片，欢迎免费品尝，她也陪着吃，一粒话梅可以吃一个上午。
    妹妹的话梅吃不了一个上午，开始打零用钱的主意。我们家固定的零用钱没有，无非是母亲做完大扫除清理出罐头盒旧报纸之类的杂物，统统由我卖给废品站，换一把硬币在兜里得意地响。妹妹看得眼红，也抢着要卖废品，她当然抢不过我，母亲也不允许那么瘦的豆芽菜顶一口破铁锅往废品站跑。
    妹妹情急之下干脆自己制造废品。例如，把用过的练习簿交给老板娘换两粒盐金枣，或者偷偷倒掉父亲没喝完的五加皮酒，拿空酒瓶换一袋甜桃板。因为这个原因，她的作业总是做得飞快，而且知错不改，让老师罚了重写，赶快把练习簿用完。
    那一年我在栖镇中学念初二，妹妹在栖镇小学念六年级，中学小学共用一个操场。我发现她吃零食居然有人上门服务，做过课间操会准时冒出一个比妹妹整整高出20%的女孩，递过一包津津有味的玩意儿。女孩好像叫阿香，比妹妹大两三岁，是开熏烧豆腐店的杜和从乡下雇来帮工的表妹。阿香在乡下没念到六年级，使劲缠着妹妹借复习书看，她攒了一点花花绿绿的工钱也让妹妹羡慕极了，所以一拍即合再也散不开。
    不久老板娘来讨赊欠的零食账，母亲从妹妹床下扫出一堆橄榄话梅核，不禁大为光火。当时正值在省城工作的父亲周末定期要回栖镇和母亲闹离婚，母亲的脸色终日压抑着乌云，任何一点星星之火都足以使她的情绪彻底燎原。更麻烦的是母亲紧接着发现放钱的抽屉里少了一张十元的钞票，她理所当然向妹妹怒吼起来。
    妹妹也理所当然地哭了，边哭边分辩，零食账是赊欠过但钱没有偷，而母亲咬定赊账就会偷钱还债。等到妹妹发觉没有办法把擅自吃掉的话梅和那十块钱撇清时，无助的眼光就转向了我。
    我闷声看窗边一只艰难跋涉的蚂蚁，要下雨了，手心闷出了汗。
    我非常清楚谁动了那张钞票。前天上午，同桌老谢——我们班上四个亲密的家伙彼此老胡老韩地乱叫，他们喊我老林，谢光荣当然就是老谢——和女生吴美玲吵架，起因是吴美玲从练习簿里抖出了一张漫画，把她那双眼睛形容得十分夸张。吴美玲的眼睛又大又亮，夸张一点她没意见，问题是连眼角一颗不明显的痣也被夸大了。吴美玲一口咬定是老谢干的勾当，因为老谢多次装作轻描淡写地瞄她，才有机会发现那颗痣。老谢坚决否认，嬉皮笑脸地说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
    吴美玲就骂老谢耍流氓，跟她抱成一团的唐冰也来声援。吵着吵着吴美玲捏起漫画纸丢到老谢脸上，老谢失手一推。吴美玲惊叫一声突然趴倒在课桌上放声大哭，谁也劝不住。可怕的是她的裤腿竟然渗出血来，吓得老谢课也不敢上便落荒而逃。
    班主任“于太婆”居然也没追究老谢的责任，只说是小孩长大后常有的事，让大家不要问。老谢虚惊一场后把我们召集在小池塘边，主动提议要请吴美玲看电影道歉，说这就叫约会，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我和老胡老韩说你敢约她？敢约我们就去。
    这家伙虚张声势地去了。满以为他准变成落水狗，谁知他却兴冲冲跑回来，悄声喊她们都同意了，一共四个女生，电影票和零食我们买，每人四块钱。
    我和老胡老韩都傻了，谁也没有维护面子的四块钱。老谢有，老谢得意地说明天星期六，中午不见不散。
    家里的废品早卖光了，口袋里只剩七角钱。我想把一整套《三国演义》连环画卖给保林，那可是我攒了一年零用钱换来的，价值九块多，找到保林却发现他正在翻看刚买的《三国演义》。
    黄昏将近，我只好找借口向母亲讨四块钱。母亲不在卧室里，五斗橱抽屉半开着，斜斜一道阳光射着一张十块的钞票。我的呼吸顿时屏住，血哗啦一下全涌到脸上。
    那十块钱我用了四块，借了四块给老韩。花钱的过程简单得要命：我们等在西陵桥边，瞅见四个女生来了马上朝银都电影院走，吴美玲她们远远地跟在后面，没有讲话。看电影时女生坐前排，我们坐后排，看了些什么毫无印象，不知散场后情节会如何发展。散场后女生们聚到路边喝果汁露。等她们喝完，我们凑钱给老谢去付账，没有说再见就结束了——如果不是约会，每天下课倒有讲不完的话。
    剩余的两块钱我也不敢还回去。当时母亲在缫丝厂每月挣不到五十块钱，失去这张钞票差不多就损失了一星期的财富。因此，母亲质问妹妹时愤怒下面几乎潜伏了泪光。
    最终也没有问出个所以然，父亲回到栖镇，开门见山就和母亲僵持起来，转移了母亲的斗争矛头。
    那天母亲没有做晚饭。我和妹妹趴在小卧室的台灯下做作业，每到周末我和妹妹总是反复不停地演算课本上所有的习题，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陷入无事可做的惶恐中。妹妹边做作业边啃饼干，细碎干涩的声响像老鼠在偷嘴。她想喝水，我也想，但我们都不敢到客厅去取开水瓶，我们已经学会根据父母的脸色决定自己是该撒谎还是拼命干家务，抑或装得可怜巴巴——总之一举一动都得谨慎敏捷，才能尽量避免风暴转移到自己头上。
    客厅里还是那一套程序，母亲喋喋不休地诉苦并刻薄挖苦父亲，等父亲拍桌子。暴风雨之后进入拉锯战，无非是提无法满足的要求，偶尔也计较家里的财产哪一件归自己，提醒对方不要妄想。为离婚，父母已经开战一年多，经历了亲友与法院的反复调解，都积累了刁难对手的经验，谁也占不到上风。那天不知怎么，母亲将战火烧到子女的抚养权上，也许是对妹妹还余怒未消，她提出离异后要我的抚养权，父亲立即反击也坚持要儿子传宗接代。声浪越吵越高，妹妹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谁也不肯要。
    妹妹边听边做作业，铅笔尖“叭”地断了，她趴在桌上，瘦得不成形的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这一天她哭得太多了，声音都哭丢了，再抬起头，脸上只有两线毫无光亮的湿痕。
    星期一父亲没有照常上班，有点打持久战的意思。上学时妹妹使劲往书包里塞一件运动服，鼓鼓囊囊塞不进去。我不耐烦地催，塞衣服干什么，要迟到了！她又低头擦起了眼睛，含含糊糊说反正他们都不要我……后面的话没听清楚，老韩在门外一迭声喊老林，喊得父亲火冒三丈。
    下午放学，我无聊地挤在街头玩汽枪射火靶，一千多米的距离磨蹭到傍晚才回到家。母亲蹲在河埠边洗菜，盯着一棵芹菜怔怔地漂出老远。
    到喝“海宝贝”的时间了，妹妹没有回来，母亲派我上街去找。我把那一千多米又跑了两个来回，春草堂前没有女孩，跳橡皮筋和踢毽子的女孩堆里也没有那棵扎眼的豆芽菜——也就是说妹妹突然从我眼前消失了，早晨说了一半的话突然闪到耳边，我的心像颗石子坠下去，没有底。
    回家吞吞吐吐没讲完，父亲的脸就黑了，母亲的脸则苍白如纸，喊着妹妹的名字就往学校跑。她跑得飞快，我摔了两跤都没追上，一路上只追到她断断续续的哭喊声。
    赶到校园，天已经完全黑了。母亲使劲拍打六年级教室的玻璃窗，呼喊妹妹的名字，里面只锁着一片漆黑的沉寂。她转身冲上教师宿舍楼，敲开妹妹班主任的门，一把抓住老师的手，连声追问妹妹是不是写错作业被留在了学校。母亲抓得那样紧，老师的手腕都被掐破了。妹妹的班主任小吕老师脸嫩得像苹果，她疼得短促地惊叫了一声。问明了情况，老师也不知所措，说妹妹白天根本就没来上学，她刚准备去家访的。母亲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我和小吕老师一边一个还搀不起她。
    父亲骑自行车随后追上来，看看情景也慌了神。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母亲的争吵也是无孔不入的，鼓起眼珠对母亲吼：“哭！只晓得哭！还不快去找！”
    母亲像熄了片刻又轰然作响的鞭炮，蹦起来把父亲的脸抓出一道血痕，咒骂父亲不负责任全无心肝，要是不闹离婚，妹妹怎么可能失踪？
    父亲第一次没有反击，顾不上满脸狼狈请来校长和老师们帮忙寻找。于是，闻声而来的邻居和老师们亮起几十支手电筒，在校旁、街头、河边、田野、树林里翻天覆地地搜索。妹妹的名字一时在栖镇此起彼伏，在高低软硬的各色嗓音里，母亲的呼喊是无法被淹没的。她弓着腰，手撑在腿上，全身的劲逼到嗓子里扯出来，撕裂着黑沉沉的夜。
    找到午夜，所有人都被焦虑和失望折腾得东倒西歪了，妹妹依旧不见踪影。校长决定上栖镇派出所找民警协助搜寻，劝大家暂且回去想想办法。母亲守在镇外的河滩边不肯回去，她似乎相信妹妹在下一分钟就会从什么地方钻出来，谁也劝不动她。
    几十支手电筒渐渐从夜色里散去，父亲留了下来，默默坐在离我和母亲不远的槐树下抽烟。母亲没有再找父亲吵闹，她的嗓子已经彻底喊不出声来了，就那么失神地坐在冷湿的河边。河里没有月光，西北第二十一颗星无动于衷地眨着眼，任父亲的烟头在夜里明明灭灭。
    妹妹失踪的第二天，父亲托校长起草了寻人启事，贴上照片，复印了一大堆。很快，妹妹苍白的小脸遍布附近城镇的大街小巷。父亲终日风尘仆仆四处奔走，敲开亲友的家门打听妹妹的下落，甚至连妹妹转学到南浦的同学，他都寻访到了，依然一无所获。这一天，父亲带的钱还不够买车票，最后两站路，他是摇摇晃晃走回家的。
    母亲的任务是守在家中，等候寻人启事张贴后的回应。当时家里没有电话，寻人启事上的联系电话是借用街对面小天工工艺店的，只要电话铃响，母亲如同惊弓之鸟两步跳过小街，神经质地抓起话筒就问妹妹的消息，让一些客户摸不着头脑。一连五天，小天工被母亲闹得门庭冷落，店老板老白很不满意又只能陪着叹气，他也被母亲的眼神吓住了。
    家里的气氛倒是骤然平静下来，妹妹的失踪熄灭了父母的争吵，对我的表情也变得忧伤而温和。父亲没钱买车票的那天，居然给我捎回一包南浦糖炒板栗，让我瞪大了眼睛。板栗被捂得潮乎乎的，不怎么好吃。我狼吞虎咽时父亲伸手在我细软的头发上摩挲，鼻子猛地抽得一响。
    我的狼吞虎咽也是装出来的，那十块钱悔得我肠子都青了。星期三，吴美玲自愿当老谢的漫画模特儿，老谢乐滋滋地创作时，我一把扯碎画纸丢在风里，把脸埋在胳膊上泪流满面。老谢他们像做了错事一样规规矩矩地围在旁边，抓耳挠腮。
    我把剩下的六块钱（包括老韩乖乖归还的四块）交给母亲，准备挨一记耳光。母亲的手举起来，却落在自己身上。好几个夜晚，我都缩在屋檐下啃指甲，在心里呼风唤雨，反复替老谢取消那个可笑的约会或者在妹妹无助时挺身而出。街灯沉默地站着，没人理睬我的呼唤，只有第二十一颗星还在北方，代表妹妹在我泪光莹然的视野里闪烁。
    妹妹失踪的第六天，全家差不多都绝望了。母亲开始怀疑一切充满恶意的角落，诸如水井、池塘、废桥等经常出现噩耗的地方，她都要固执地巡查一遍，一会儿害怕在那些地方发觉妹妹，一会儿又害怕一无所获。紧蹙的眉峰下面，两束坚硬的光芒像神话传说中不灭的死火，熊熊燃烧又冷凝如冰。
    不到十天，父母迅速地衰老了，背影都有些萎缩。我煮了面条，端到桌上，放学后面条还在，只是早已凉了。
    第十天，小吕老师忽然闯进初二教室里对我嚷：“你妹妹回学校了！她不敢回家，快去叫你父母来！”我眨着眼，简直反应不过来，直到老谢催我跑才醒过神。
    父母赶到了学校。母亲抱住抖得像只鸟的妹妹，放心而轻松地哭了，哭声细长而感伤。父亲在一旁跺着脚说，哭什么？哭什么？但是他的眼泪也摔到了地上。
    妹妹那天逃学后，在车站撞上熏烧豆腐店的阿香。阿香的弟弟生病要医药费，她捎钱回乡下顺便休几天假。妹妹就跟着她上了去清水塘的班车，在乡下玩了十天，划船织网，挖灰灰菜马兰头，过得提心吊胆又有点说不出的高兴。直到阿香的爷到邬桥卖紫皮萝卜看到寻人启事，才知道妹妹是逃出来的，赶紧把人送了回来……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家里的日子依然惨淡，但父母离异的事暂且搁下。一年后我们全家离开烟雨苍茫的栖镇，搬到省城，搬到十四层楼的职工宿舍，那里离天空的距离更近。家庭破裂后那几年，我和妹妹渐渐长大，常有流星划过天穹，我们不再仰望北方，辨不清秋夜第二十一颗或者夏夜第四十一颗星星具体在什么位置。也许只有母亲知道，那时母亲的灵魂已经化作星星，夜夜守候在妹妹的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