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补之
晁补之（1053—1110年），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县）人。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诗词文赋兼擅，少时即受到苏轼知赏，为“苏门四学士”（另有北宋诗人黄庭坚、秦观、张耒）之一。
《宋史·晁补之传》云：晁补之为“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慤之曾孙也。父端友，工于诗。”从这几句简短的记载里，可知晁补之生长在士宦之家、书香门第。他从小就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加上他聪敏强记，幼能属文，日诵千言，故早负盛名。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晁补之19岁时（《宋史》本传云时年17，误），从父官杭州，观览钱塘风物之盛丽，山川之秀异，于是写了《七述》一文。此时，大文学家苏轼正做杭州通判，喜欢杭州美景，欲作杭州赋。晁补之以《七述》谒见苏轼，苏轼“读之叹曰：'吾可以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宋史》本传，下引同）。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晁补之27岁时“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第一。神宗阅其文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后调澶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初，为太学正，由李清臣荐堪馆阁，经考试后，升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后召还，为著作佐郎。
元祐末，绍圣初，宋王朝政局大变， 章悖当国，排斥元祐旧臣，晁补之亦受累离开京师出知齐州。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降通判应天府、毫州，又贬监处、信二州酒税。徽宗立，复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官。”
蔡京等执政时，党论复起，元祐诸贤与司马光、苏轼等，被控为“奸党”，晁补之亦在其中，“为谏官管师仁所论，出知河中府，修河桥以便民，民画祠其像。”后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鸿庆宫。
崇宁五年（1106年），晁补之还家。由于他一生仁途坎坷，屡遭贬谪，多处漂泊，对宦海生活感受尤深，所以他归隐乡里后，“葺归来园，自号归来子，忘情仕进，慕陶潜为人。”大观四年（1110年），“党籍”事消，他授知达州，未赴，改知泗州，至官无几，便卒于泗州官舍，年58岁。
晁补之生活在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几帝期间，正值北宋王朝由盛渐衰之际，社会的各种矛盾、朝内新旧党争，日益尖锐、激烈。王安石的变法，受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加上自身的弱点，最后失败。
北宋王朝在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以及朝政的危机中，越陷越深。昏庸的宋帝及统治集团已无力、也不可能改变和摆脱这一衰败局面。在当时黑暗腐败的社会里，尽管晁补之有济世之志，但不能施展，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他在任职期间，虽颇有政绩，但不被重用；相反，却一次次受排斥、被贬官。
晁补之联系他仕途坎坷、郁郁不得志的身世，愤怨抑郁的心情凝聚于笔端，抒之于词章之中。他这种情感，从其创作的许多诗词作品中都程度不同的流露出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他于元符二年（1099年），贬监信州酒税时写的《迷神引·贬玉溪，对江山作》
晁补之一生嗜学不倦，文章名重一时。《宋史》本传云：“补之才气飘逸，嗜学不知倦，文章温润典缛，其凌丽奇卓出于天成。尤精《楚辞》，论集屈、宋以来赋咏为《变离骚》等三书。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择仁厚勇略吏为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诸郡武备，议者以为通达世务。”
晁补之散文流畅，其政论、论史之作，比较注重“事功”，并对空泛、迂腐、不切实际的议论，有所嘲讽。他除善文外，亦工诗词书画。其所作诗文凡70卷，名《鸡肋集》，另有收录晁补之词作的《晁氏琴趣外篇》6卷，此两种著作辑本，今均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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