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思斋收藏的民国故纸系列之（97）——上海孤岛时期“国立交通大学”的一纸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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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两年前，我在网上拍得东华大学（原中国纺织大学）著名教授陈人哲先生的旧物三件。陈人哲原名陈玲麟（1921-?），江苏句容人，国立交通大学毕业生，抗战胜利后考取公费留英学习纺织，1949年归国后毕生从事纺织教育工作。陈教授是我国纺织机械教学的创始人与带头人，为新中国的纺织工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陈人哲先生的旧藏于21年初出现在收藏市场上，被拆成零碎分别拍卖，我所获的三件是：1、1939年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毕业证明书的翻拍老照片；2、1941年私立南洋大学的成绩证明书；3、1946年上海森大铁厂厂长傅积和签发的任职证明书。这其中颇值一叙的是第2件，该证明书上落款的校名私立南洋大学此前我并未听闻过，但这其实也没有什么难解的，因为它自己就在后面加了括号备注——（即前交通大学）。我想很多交大校友可能都不知道这回事，这又是怎样一段往事呢？
交通大学的校史悠久，源流复杂，要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大致来说，当年的“交大”是交通部设在北平、唐山、上海数所高校的合体，后逐渐演变成为如今的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北京交大、西南交大、阳明交大（台）五支，我从西安交大的网站上找到了一张比较详细的源流图，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行参考，我就不在此赘述了。
本文单来说说上海交大这一支在抗战前后的一些情况（见上图红框红线部分）。其实在挺长一段时间里，上海这部分都是作为“总校”的。1937年8月，交通大学由交通部移交教育部，成为国立交通大学，正好在这当口赶上了全面抗战爆发，众多高校迁往内陆。交大也曾多次向教育部申请内迁，或因教育部认为必须在上海保留一所工业大学的原因，交大的数次申请均被驳回，后只能迁往法租界，借用震旦大学的校舍继续办学。后来欧战爆发，租界内的形势也日益险恶，一所“国立”大学的存在，显得过于扎眼，经过密商，教育部终于同意交大对外改用“私立”的名义。
于是在1941年9月，国立交通大学上海本部一度改称为私立南洋大学，而这张签发于当年12月的证明书，正是这段历史的珍贵见证。不过这种操作说白了也只是换汤不换药罢了，校方自己所做的备注也完全没想掩饰这一点，当然也不会对日伪当局产生什么效果。不久后英美对日宣战，日本随即出兵占领租界，然后很快就去“警告”了私立南洋大学，说你们就是国立交通大学，如不按要求改组，校产立即没收...于是，这条试图浑水摸鱼的路也走不通了。
此时，来自重庆方面的经费已断绝，1942年8月，教育部明令此前已在重庆成立的交大分校升为交大总校，留在孤岛（此时连孤岛也没了）的上海本部则“降”为分校，若上海师生不能迁渝，则仍以私立南洋大学的名义办学。但此命令无疑有些不切实际，因为那时无论迁往内陆还是维持现状继续办学都已无法实现。这就让上海总校这边几成弃子，除了师生们的吃饭问题，如何在日本人的高压之下保全校产，也已是迫在眉睫。
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上海校董事会决议以工学院院长张廷金代行校长职务，以保存学校命脉为出发点，尽力与日伪当局周旋。同月，张廷金赴南京向汪伪教育部登记，表示同意恢复为国立交通大学的名义，接受伪教育部的管辖，前提是伪教育部肯掏钱作为办学经费，且不派人插手校务。双方谈成之后，“伪”国立交通大学在1942年9月重新开学，汪伪方面最终也还算是较为守“信誉”。于是，留在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虽然在名义上落水投伪，实则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民族气节，且坚守住了拒绝开展奴化教育的底线。张廷金不否认就职，但也不宣誓就职，三年的苦心孤诣与忍辱负重，却一度换来汉奸的骂名，但幸有熟知内情的各界人士为他证明清白，1948年，上海高等法院宣判张廷金无罪，并且肯定了他对维持交大所作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国立交通大学重庆总校复员回上海，与原上海本部（即伪国立交通大学）合体，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亦有一些波折，但这基本上就是如今上海交通大学主体的来龙去脉。不过，无论是存在了不到一年的私立南洋大学这一校名（1941.9-1942.8），还是曾受汪伪管辖的三年历史，都是在如今官网版校史沿革中刻意被回避的（下图为上海交大官网版本，可谓毫无痕迹，相比来说第一张图西安交大那版还比较耿直，至少肯定了上海总校直到1946年的存在...）。虽然，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爱国情怀与弦歌不辍，也是陈人哲他们这些沦陷区学子们在铁蹄之下的青春...
静思斋 于岳
2022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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