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各类智库机构将近2500家，其中95%是官方智库。官方智库往往人员编制庞大，号称世界最大规模的智囊机构的中国社科院就有38个研究院、180个研究中心，下辖全国性学术社团105个、研究人员4000多名。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智库的重要地位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缺乏，提供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够多，参与决策咨询缺乏制度性安排，智库建设缺乏整体规划，资源配置不够科学，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缺乏。中国的官办智库大而不强、高校智库曲高和寡、民间智库弱而无力。
同时与西方智库相比，目前我国多数智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不善于利用大众媒体将成果转化为影响国际舆论的资源。西方知名智库大多设立了专门的公关部，负责与全世界各大媒体的沟通和联络。有些智库甚至设立了全天24小时开通的“媒体热线”。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国智库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专家学者更加频繁地接受媒体采访，但更多地还是局限于国内媒体，接受国际知名媒体采访或者在国际知名媒体上发表文章的还不多。而我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即使有一些高质量的智库成果，也难以转化为影响国际舆论的资源。
二是智库刊物、著作国际影响力有限。西方知名智库一般都有一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刊物，专业性较强，其作者、读者多为决策者和各个领域的意见领袖。以美国为例，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外交》、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传统基金会的《政策评论》、尼克松中心的《国家利益》等刊物，推出的不少核心观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有的还成为主导国际话语的“热词”。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佐利克将中国定位为“利益攸关方”等最早都是在《外交》中提出来的。但是，受语言等各种因素制约，中国目前还缺少类似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刊物。在这些知名智库刊物直接用英语发表文章的中国专家学者也很少。
此外，西方智库出版的一些著作从选题到营销，都有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出版后往往能够成为相关领域的畅销书，引领话题，影响舆论。比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心前主任李侃如（KennethLicbcrthal），长期广泛地研究中国及亚洲事务，著述颇丰，他的著作不仅引发媒体关注，同时也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影响。此外，他与中国知名学者俞可平等合作的《中国的政治发展（中美学者的视角）》、与中国知名学者王缉思合作的《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均出了中文版，反响不小。相比之下，有些中国智库的专家学者出版的著作在国内影响力还不错，但国际影响力较为有限，能在欧美国家出英文版著作的少之又少。
三是国际性论坛参与不够。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近些年国外研究咨询智库掀起了“中国研究热”，经常会举办和中国相关的论坛，也希望中国的专家学者或政府官员参与研讨，但现实却是，这些论坛上中国面孔太少、中国声音太小。而在全球性问题的论坛研讨中，更是西方智库垄断话语。
此外，我国智库在吸引国外智库合作参与研究、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等方面均与西方智库有较大差距。
中国智库建设是中国智库的格局问题，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的智库有自己的体系特点，目前还是以官方智库为主，在决策当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官方智库。现在智库的格局是不均衡的发展态势，从智库长期发展或者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民间智库应该是大力发展，给出一些政策支持和一些可发展的环境支持，这就会牵扯到更深的一个思想方面的问题。理论方面，思想产品是不是一个竞争市场，现在来说官方智库可能占一个主导地位，如果思想市场形成，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全局发展的态势。
深入了解中国的决策流程和背景便会清楚，大部分在国外榜上有名的中国智库，其实还没有成为决策者不可或缺的参谋助手。传统研究院所转化而来的智库，很难抛开隶属关系进行独立研究。在很多上级机关眼里，他们主要是诠释政策，还不是提供决策备选方案的智囊。
新兴的民间智库大都缺少专职研究团队，很大程度上依赖已成名的外部专家和成熟的研究力量开展研究，研究方向、研究成果与传统研究院所同质化现象突出。能纳入决策者视野的民间智库还是凤毛麟角。相比之下，各级党政机关的职能部门和机关内设的政策研究室，则有机会参与政策文件的研究起草，具有较大的决策影响力。
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定位的问题。它首先是研究战略性长期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眼前的热点问题的研究，这是智库的最基本的定位。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人才的储备应该是一些关于战略性人才的储备。启迪民智，是智库的重要功能。中国智库在引导社会公众的舆论导向这方面做得还不够，跟西方非常重视媒体网络的传播相比，我们相对比较弱。
智库应该是开放的研究共享的平台。现在我们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尤其地方以各省市的研究中心为主导，相对封闭，各自为政。在国家层面上，官方智库没有形成一个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紧密的联系网络，更不要说民间智库和官方智库之间的网络和共享平台。在智库的共享、交流、共通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这也是中国智库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
另外很重要的，智库要形成和社会、和中国企业界互动的文化。现在智库好像和社会、和企业比较脱离，实际上我们也需要企业的非限制性捐助来扶持中国智库的成长，如果没有中国企业家起来，或者就像国外的基金会、企业家的捐助，智库也走不了太远，因为说到底智库也是智力密集型很高、费用很高的行业，需要社会的捐助和企业家的支持，而且是不带限定性的支持。根据中为咨询观察，中国的智库应该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目前决策特别需要更多智库参与的情况下，智库也是加强基层民主、科学民主决策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中国的智库思想会走向全球，但是这需要一个宽松、开放的学术环境，这很重要，尽管我刚才讲了，追求独立也许不是目前中国智库发展的重点，但是有一个学习的氛围、有一个开放的氛围、有一个多元的环境，这会帮助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而目前中国对外交流的方式、中国智库的声誉还有待提升，这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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