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天图仪考
秦建明
盖天说与浑天说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两大主流学派，历史上，两派都创造了许多天文仪器，用于观测、记录、研究与演示天象。浑天学派之浑天仪与浑象奇瑰雄浑，在历史上备受推崇，盖天学派的圭表也广为世人所知。其实，盖天派还创制有一种盖天图仪，同样闪烁着先哲智慧的光芒，然而，遗憾地是，这种盖天图仪在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史时却鲜有提及，几乎被人淡忘了。
故本文就此进行探讨。
盖与盖图
盖天说是中国一种古老的天文理论，传出自周人之手的《周髀算经》中即曰：“天象盖笠，地法覆盘”；[1]《晋书．天文志上》引周髀家言：“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都形象地描述出盖天理论中的天地模型。盖天学所说的天，为一覆于大地之上，以北天极为中心的穹形天空。
相传盖天之图出现在遥远的黄帝时代，《隋书．天文志上》引晋侍中刘智言：“颛顼造浑仪，黄帝为盖天”，认为其渊源甚古。《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是故谓之象。”又曰：“天垂象，见凶吉，圣人象之。”古人仰则观象于天，创造出了法象天穹的盖天仪象。古盖图，就是法象这种穹形天空与其上日月星辰的天文图仪[2]。
盖本是古人遮雨蔽日的日常用品，即后世之伞，如《六韬．励军》：“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3]古盖有多种形式，手持而行者为步盖，装于车上为车盖。从柄的形式可分为直柄之盖、曲柄之盖。上饰翠羽，周饰析羽五采流苏珠络垂带等华丽的盖，名曰“华盖”；多层相叠的为重盖，王莽即造有九重华盖。[4]盖的资料考古中发现的也非常丰富。
古人于伞盖之下，仰观其形有若天穹，如在其上绘制星辰图象以效法天空，就成为一幅穹形的天象图，这种天象图就是盖图。所以真正的盖图，是绘写于穹形伞盖上之星图，而非后代已经改绘为平面形式的盖天星图。如果分而言之，我们可称前一种为“穹形盖图”，后一种为“平面盖图”。
与盖相类者还有笠，笠无柄，顶戴于头遮日防雨，其形与盖相近，故有盖笠一词。《周髀算经》卷上：“笠以写天。”赵爽注曰：“笠亦如盖，其是正圆，戴之所以象天。”[5]用笠制作法天之器，写绘星辰，作用与盖图相同。但笠小盖大，盖上可以绘上更多的星辰，这大约是后代多称盖天的原因之一。
盖图的结构内容与影响
盖图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天文图仪，其主要用于天文研究，同时也具有记录与演示天象的功能。除此而外，还被作为实现法天思想的主要象征工具，其在后一方面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之深，远过浑仪。
关于盖天图最重要的内容记载在《隋书．天文志》中，“昔之圣王，正历明时，作圆盖以图列宿，极在其中，回之以观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数。日行于星纪，转回右行，故圆规之，以为日行道。欲明其四时所在，故於春也，则以青为道；於夏也，则以赤为道；於秋也，则以白为道；於冬也，则以黑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则以黄为道。”记述了盖图的内容与运用方法。晋人刘智《论天》亦曰：“昔者，圣王正历明时，作圆盖以图列宿，极在其中，回之以观天象。”[6]
以伞盖为图写星象的仪器主要是取其形与天穹相似，人处其下，上仰而观，同时还可以回转盖图仿照天穹与天空星辰旋转，可以斜置演示北天极倾斜的状态，即简单，又直观，可谓古人法天最理想之仪器。这种盖图，因是盖笠形，与天穹形状相近，故其天区星度布局比较均匀，完全不似后来的平面盖图与实际天象的误差那么大。但古时完备的盖图并没有传下来，我们只能就与其相近的车盖等探讨盖图形制。
秦始皇陵所出一号铜车之盖即类于一简化盖图。该车为仿真车二分之一大小的铜质立车模型。《考工记．车人》曰：“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圆也，以象天也”。一号铜车之车舆为方形，车盖为穹形，盖内有一铜环，将全盖分为内外两区，外区又可据其上色彩不同分为二区，共成三区，三区间距大致等分且涂有不同颜色，中心部分为白色，应当就是法象盖图的内中外三官，盖内二道环一法天文图之内规，一法中规，盖的外缘则法外规。只是其盖上仅二十二弓，盖内并未绘星宿，而是绘着图案，大约这不是帝王主车之因（图一：一号车车盖内部）。
按中国古代传统，西方主秋，为白虎之象，色尚白，秦始皇陵同出二车的服马骖马皆白色，为驷马之车，车又正好出土于秦陵之西，应当属于蔡邕所说的帝王五时副车中的秋车。真正的黄屋左纛金根车也许埋葬于陵墓的中心地域或正门一带，当驾六马，其盖上面才可能绘有天象。虽然一号车车盖所绘不是真正的盖图，但它已经显露出古盖图的一些基本结构，因而弥足珍贵。
《晋书．舆服志》说帝王路车皆张“青盖，黄为里，谓之黄屋。”《隋书．礼仪五》记有一辆南齐帝车：“及平齐，得其舆辂，藏于中府。……有乾象辇，羽葆圆盖，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街云罕，山林奇怪及游麟飞凤，朱雀玄武，驺虞青龙。”乾象即天象，这辆车之车盖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街云罕等天象，正是古盖图之形制。至于山林奇怪及游麟飞凤，朱雀玄武，驺虞青龙等应是绘于车舆上的图画。
《隋书．礼仪五》诏由杨素等讨论车制：其中帝王“玉辂……上盖如规象天，二十八橑象列星，下方舆象地，三十辐象一月。前视则睹銮和之声，侧观则睹四时之运。”与此相类。
前述上绘有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之车盖，已经接近真正的盖图。但是，它们毕竟只是车盖，不是一件真正天文上应用的盖图，推测其上星数不会很多，且盖弓匀布，与天文上二十八宿距度不等有别。
盖天学者特别强调“天之形如倚盖”[7]，即天极是倾斜的。古有曲盖，即盖之杠不用直柄，而用曲柄。《晋书．舆服志》记汉代帝王出行大驾卤薄中即有曲盖一项。《隋书．礼仪四》记南朝梁大朝之礼：“皇帝……乘舆以出，……黄门侍郎一人，执曲直华盖从。”又《晋书．马隆传》：“其假节宣威将军，加赤幢，曲盖，鼓吹。”崔豹《古今注》以为是“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太公因折盖之形而制曲盖。”[8]曲盖之设的用意，一是人在伞盖下可以不受直柄影响而居于伞的正中位置，其二大约就是法象天极倾斜。
另一类盖图描绘于古墓葬中，如秦始皇陵。汉至隋唐的许多重要陵墓，墓室内设为穹顶，上绘天象，更是屡见不鲜。但发现者多数比较粗略。
完备的盖图是在穹盖上绘有紫微垣、二十八宿与天上众星、河汉，并有内中外三规、二十八宿距度线与黄道的天文图。
盖上所绘星象皆为恒星，位置相对固定，而日月与金木水火土五星是运动的天体，在盖图中难以定位。对于这些运动天体如何表示？这是一个难题，而古作盖图者亦有其术，一种方法是绘出其运动的轨迹，如日行黄道与月道等。
但或许还存在第二种方式，我们注意到古帝王除用盖天之伞法天外，还有日月交扇日月旗之类的仪仗，表示天运[9]。崔豹《古今注》中还提到一种舜所创的“五明扇”[10]，形制不详，也许是表示五星的扇。我推测盖图演天象时可用一带柄之扇状辅助工具，上绘一天体，如太阳，在盖图上表现其位置与运行状况。王充在《论衡》中就曾提到伞上缀珠，以法日月之运。
平面盖图，则将盖图平面化了，其形因上有二十八宿距度线与内外规而与车轮相似，距度线即古人所说如“车辐”者。将球面图形平面化之后，必然造成所绘星位照顾角度而牺牲距离，这就产生星图与实际观测到的天象不合，因此受到攻击盖天说者的诟病，批评盖图外规处星稀，中央星稠。这些批评其实并不公正，因为古代穹形立体形式的盖图并无此弊。其次要将立体星象化为平面图，不论浑天与盖天，古今中外，表现之困难是一样的。近现代发明的各种投影法就是针对此类问题而生。后来中国出现的“横图”，亦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设计的星图。直到今天，一般的星图也还采用天极区一图，中间球带部分展为横图的表现形式。
其实，在表现天穹与其上的星象时，浑天仪器也极为吃力，如浑象上绘出的星图其实是目视星空的反象，相当于人从天外向下俯视的图，从这一点说，它还，不如盖图直观形象。为克服浑象此弊，宋代曾制一浑天象，造一大空心球，钻孔代星，内暗外明，人入球内观察，但此种结构的仪器有诸多不便之处。其次，古浑天派制作浑象时对表现运动天体也颇感头痛，有时在浑象外增设环，上穿小珠移动，显示日月五星运行。
公允地说：盖以仰视，浑以俯察，两者各具其妙。
盖图对中国古代法天思想影响甚大，历代的天坛，多法盖图，如隋唐南郊所设天坛，近年已被发掘。据文献记载，天坛上按照内官中官外官安置众星辰。天坛中心有一高出地表的圆坛，坛外围有二重圆墙，法象内中外三规。中坛代表紫微垣与中官，平面圆形，层层收缩，中央最高，可以视天坛为供祭祀所用的阶式盖天模型。唐代天坛与此相类[11]。法天建筑的房顶，如古明堂，北京天坛祈年殿之类通常建为圆盖形。古塔顶部刹上的层层相轮，实为重盖，系法象九重天。著名唐二十八宿铜镜大约也代表盖图。盖天图本是一种天文图，但在古时，却与盖相配，被赋与一种礼制内容，并成为等级身份的标志。
秦汉帝王公侯至各级官吏所用车盖有种种规定，其不但有色彩上的限制，还有材料与绘饰之区别。帝王的车盖外青内黄，含法天之意，是最高等级的盖。《后汉书．舆服志上》说帝车：“乘舆、金根、安车、立车、……羽盖花蚤。”徐广注曰：“翠羽盖黄里，所谓黄屋车也。金华施橑末，有二十八枚，即盖弓也。”盖上羽毛法象飞禽，含有天意；翠青法象天色。太子皇子等级稍低，可用青盖，但无黄里。《后汉书．舆服志上》：“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按理其盖弓之数也有定制，我们怀疑只有帝王大路才能用代表二十八宿的二十八支盖弓。其它地位低下者，不得用青盖，自中二千石至二百石以下所乘车上只能施皂色盖与白布盖，其盖“皆有四维、杠衣”。
《后汉书．舆服志上》曰：“舆方法地，盖圆象天，三十辐以象日月，盖弓二十八以象列星。”注引《白虎通》曰：“居车中，不内顾也。仰即观天，俯即察地，前闻和銮之声，旁见四方之运。”《文子．道原》：“大丈夫……以天为盖，以地为车。”都是这类以盖法天观念。帝王在伞盖式的天下，以天的化身而居，运四时，布月令，象征代天行道。
东晋之车制，其上之伞盖也设“二十八爪支子花”。[12]
考古中发现的古盖很多，但出土时多因盖面与竹木部分朽坏，仅余盖弓帽之类的铜构件。其中大部为车盖，但还有一部分性质不一定是车盖，可能是其它的盖甚或是绘有星图之盖，值得注意。
文献记载与考古中所发现的盖图
盖图何时出现邈茫难考，《晋书．天文志》说：“仪象之设，其来远矣。绵代相传，史官禁密，学者不睹，”所以文献较少。从目前所见资料，大约四千年前的夏代就有天文图了。
《吕氏春秋．先识》中说：“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乃出奔入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迷惑也，於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13]太史是世掌天文之官，这里夏之太史、殷之内史与晋之太史见国家昏乱将亡，皆携带“图法”投奔它国。这种图法是什么图？从太史的职司看，很可能是天文图。晋太史屠黍到周后与周威公之问答，大致证明了这一推测。“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亡？’对曰：‘晋先亡。’威公问其故，对曰：‘臣比在晋也，不敢直言，示晋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当。曰：‘是何能为？’”高诱注：“以日月星辰之行多不当其宿度也。”[14]这位太史向晋公指出天上的妖象，日月星辰失度，以暗示危机。这些工作，正是中国古代天文学者研究的核心问题。以此推之，三代之时，太史与内史们所执之图法，应当就是天文图，而且最有可能是盖图。
至战国时期，盖图应当已经比较成熟。据《开元占经》与编号Ｐ2512《敦煌写本》中石氏、甘氏与巫咸三家星的资料，战国早期石申曾留下一批精确的二十八宿测量度数（含距度与去极度），并分星宿为中官外官。相当于同期的古书《经法．四度》中也有：“日月星辰之期，四时之度，动静之位，外内之处，天之稽也。”[15]分星象为内外官，有度，只有在盖图上才能反映。
《开元占经》还记有一种比之更古老的“古度”出现[16]。这些数据，完全可以据之绘出天文图。同时，通过观测夜半中星推定日躔也需要有测量关系的天文图。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漆箱盖，西汉夏侯灶墓出土的二十八宿圆盘，都可视作简单结构的盖图。秦始皇陵内有天象图，以玉璧为日月，以珠玑为星辰，推测应当是一幅内容丰富比较精确的穹形盖图。西安交大西汉墓所出二十八宿天象图也是一种盖图。《隋书．天文志》记有汉扬雄难盖天八事，其五曰：“以盖图视天河，起斗而东入狼弧间，曲如轮。今视天河中绳，何也？”其八曰：“视盖橑与车辐间，近杠毂即密，益远益疏。今北极为天杠毂，二十八宿为天橑辐。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间当数倍，今交密，何也？”扬雄看到的盖图，上绘有银河，星距有南疏北密的特点，这正是一幅平面盖图。
《汉书．天文志》：“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其所言图也是星图。
张衡之前，汉和帝时典星待诏姚崇等“皆曰星图有规法，日月实从黄道。”则当时星图上有规，有日月行道。
《开元占经．天地名体》引东汉末蔡邕《月令章句》文：“其绕北极径七十二度，常见不伏，图内赤小规是也，绕南极径七十二度，常伏不见，图外赤大规是也，据天地之中，而察东西，则天半见半不见，图中赤规截娄角者是也。”蔡氏所说之图而不言象，应当也是盖图，其三规环，绘为赤红色。
《晋书．天文志上》：“（晋）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为定纪。”当时尚在流传三家星图，大约都是盖图。
唐李淳风等撰《隋书．天文志上》：“自开皇以后，天下一统，灵台……以盖图列星坐，分黄赤二道，距二十八宿分度。”其另一书《乙巳占．天数》亦曰：“今世供传星图者，皆盖天下图。”可见隋唐时代应用最广的依然是盖图。
唐《开元占经》卷一百六至一百十皆题为《星图》，其中罗列今（唐开元）图与“旧星图”及石甘巫咸三家星异同，有可能旧图与三家星图各是一种，则当时尚保存有“旧星图”与三家星图。
隋唐时期大型墓葬常常绘有天象，且绘于穹顶的后室或前室。如永泰公主墓前后室皆为上圆下方法象天圆地方之结构，圆顶上绘有星辰日月与银河，是一幅穹窿形的盖天图，只是该图比较粗陋而已。这种穹顶上绘制的星图，有些接近真正的盖图。
《新唐书．天文志》载有详细的盖图绘制方法，其以竹篾作圆，张衡《浑仪图注》中也用此法，大约是从秦汉以来传承至隋唐时期之盖图作法，该图为平面图。
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规范之古平面盖图为宋代所刻苏州石刻天文图，现存苏州博物馆。星图直径为91．5厘米，外规径85厘米。内规19．9厘米，是北纬约35度地方的恒显圈。其内规与外规径比为0．234。而上文所引《新唐书》中那种盖图比值为0．237。两者结构非常接近，只是比苏州石刻天文图多一“月道”，苏州石刻天文图应当是中国自古以来相沿的盖图绘法。在北京隆福寺正觉殿藻井顶部存有一幅天文图，有内中外与重规，存星数约1420颗，也是盖图。据考证，其系明代所绘,所用底图或可早至唐代。
《周髀算经》赵爽注所描述的盖图仪
《周髀算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天文学著作，中有关于太阳运行的“七衡图”。注者赵爽在其下有一段长注，提到了两种可以结合使用的盖图，即青图画与黄图画。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文献。全部注文如下：
“青图画者，天地合际，人目所远者也，天至高，地至卑，非合也，人目极观而天地合也。日入青图画内谓之日出，出青图画外谓之日入。青图画之内外皆天也。北辰正居天之中央。人所谓东西南北者，非有常处，各以日出之处为东，日中为南，日入为西，日没为北。北辰之下六月见日，六月不见日，从春分至秋分，六月常见日，从秋分至春分，六月常不见日。见日为昼，不见日为夜。所谓一岁者，即北辰之下一昼一夜。
黄图画者，黄道也，二十八宿列焉，日月星辰躔焉。使青图在上不动，贯其极而转之，即交矣。我之所在，北辰之南，非天地之中也。我之卯酉，非天地之卯酉。内第一，夏至日道也。中第四，春秋分日道也。外第七，冬至日道也。皆随黄道，日冬至在牵牛，春分在娄，夏至在东井，秋分在角。冬至从南而北，夏至从北而南，终而复始也。”[17]
这里所谓的青图画应当是一种特殊盖图，这是以观测者所处地点建立的地平坐标系式盖图。图之中心，即代表观测者所在地的天顶。既称之为图，其上当有所绘内容，推测上绘有子午卯酉等二绳二钩或十二辰，并有代表天地相合处的外规环之类，其图底色青[18]。
而黄图画，为另一幅盖图，其上列有二十八宿，能贯其极而转之，其极只能是北天极，是属于赤道坐标系的星图。从其文中所说七衡得知，此图实为加绘有太阳运行七衡环之赤道式盖天星图[19]，文中称之为“黄道也”，与《隋书．天文志》所记绘有五色日道之盖图有所不同。其图之中心，代表北天极，其图底色黄。所谓内第一、中第四、外第七，指的是七衡圈，说明其上还绘有七衡六间。[20]
从实际情况与古图所示，青图画之圆径（天地合际）当小于黄图画上外衡之径。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盖图本当为穹形，但《周髀算经》中这青黄二图却是用方缯绘星图，文中说：“凡为此图，以丈为尺，以尺为寸，以寸为分，分一千里，凡用缯方八尺一寸。”是平面式的盖图。这样处理，大约是为便于观察两盖相叠运动而设，因为两个可以相切运转的穹盖古人制作起来有相当的难度。
据其文意，两图用法如下。青图张开置观测者头上，以青图画之中心正对天顶，旋转之使其方位（四正四隅等）与东西南北相应后固定不动。青图代表观测者可见天区，即“人目极观而天地合也”的范围。黄图画则贴置于青图之下，调整令其极处于青图天极之正北，与当地北极出地高度相应。理想者是黄图之极在观测者看来与北天极重合，是为“倚盖”。一切安排妥当后，就可以运转演示天象了。
演示方法如赵爽注文所说：“使青图在上不动，贯其极而转之，即交矣。”青图固定不动，以人力使黄图以北天极为中心向西缓缓旋转，透过半透明的黄图[21]，可以观察到图上二十八宿等星象在青图间的出没与经过中天之情形。盖下看到的演示天象与当地实际可见天象类似。黄图周而复始，代表天运一日。也可以将黄图定位于某一时刻,进行研究。如果剪一小圆或用一珠代表太阳，贴缀于衡周之上（如夏至时置于内衡，据其日躔宿度选定位置），运转之还可以研究四季日出入方向与时刻等。
当然，和太阳一样，月亮与五星的运行都可以通过该图演示。
更重要地是，如果移动位置，即观测者不在阳城所在纬度，此盖图通过调整极高亦可运用。这种演示与浑象之运可谓异曲同工。
这大约就是中国古代盖天学派最重要的图仪。《周髀算经上》所说的“天数之为笠也，青黑为表，丹黄为里，以象天地之位。”指的应当就是这种有表有里图仪。
《后汉书．舆服上》：“古者诸侯贰车九乘，秦灭九国，兼其车服，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半之。属车皆皂盖赤里。”蔡邕《独断》曰：“黄屋左纛……黄屋者，盖以黄为里也。”[22]陈之帝王车制，皆“绿油盖，黄纹里。”[23]《隋书．礼仪五》亦记隋帝王车盖之形制：“玉辂……青盖黄里。”
可证帝王独享的外青内黄伞盖，至少是始于秦汉的旧制，应当是由法象青黄图画而来。同时，也说明青黄图画来源甚古，绝非赵爽首创。与此相近的还有古代占卜用的式盘，有一种大乙式即：“体有三重，上青法天，下黄法地，中赤象人，天地人三才备矣。”[24]
至此我们还发现，中国古盖图，除了常见的赤道坐标系盖图外，从赵爽所述青黄图画又得知还存在地平式盖图。两种盖图配合使用，可以进行高妙的天象演示。地平式盖图能记录固定地点固定时刻的天区星图，如《尧典》中所说的“日中星鸟”与《月令》中所记某月星象之类。赤道式盖图则可以记录北半球所见全天区之星图。赵爽所记之盖天图仪，与现代星盘的作用比较接近。（图二：现代简易星盘。）
盖图的多种运用
盖图是古天文学家必不可少的天文工具，除演示天象用途外，还可用以寻星、观象、记录天象、测算方位距离，计算时辰年月等，现简介如下。
盖图的一般用法很简单，首先将图上举，仰而视之，旋转方向，使它和天空中的星座方向一致。然后就可以按图上星位在天空寻星，从斗极找起最便，找到某星，通过图上标注即知其星名，同时通过图上北天极推知地面方向。流传下来的认星诗歌《玄象诗》与《步天歌》，都标注有三家星色，而天空中的星象是没有这些星色的，只有图上才能绘有星色，说明记忆星座时有可能是手持盖图对照而为。
如果北极一带恰巧为云为山等遮蔽，看不到常见的定向极星北斗等，便可以使用可见星定向。设天空中发生天象变化，某处出现一彗星，则能在图上据邻星位置描绘记录其方向位置距离，然后在盖图上测算其天度或相对尺度。中国古代的《月令》给出计时的中星，是供定时用的。如《吕氏春秋．仲春纪》：“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如果记住了这一点，并知当时月份，运用带二十八宿距度的盖图或式盘，对照天上的中星，即可很快算出该地当时的时辰。
盖图还有测算时间长短的玄妙功能。如果记住当地当时晨昏中星，察看现运行至天顶中星为何宿，在盖图上找到该宿，与晨昏中星，可算出其间辰差（十二辰一般都标在外规处）；观看夜半中星，从图上可量算出处于相冲地位的太阳日躔宿度，知其季节，如果盖图上绘有五色黄道，那就更是一目了然。深谙天文者还可以依据天象推出更多的信息，如据当地星高与图上星高之去极度差计算当地与星图绘制地间的南北关系等。
盖图除应用于天文研究外，在古代军事上、建筑上用之进行时间测量与地理测量也有一定作用。
这类技巧，除了古代的天文学者掌握外，一些精于奇门遁甲类的式占家，地理罗经类的阴阳家，对此也深有研究。《史记．日者列传》记汉初卜者司马季主闲时就与弟子“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谈论“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运。”其卜，“必法天地，象四时，顺於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棋。”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中国古代的式盘及后世的罗盘上都有二十八宿等星度，汉代的许多纬书中也存有天文信息。《孙子兵法．火攻篇》：“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25]”《孙膑兵法．月战篇》，专讲以星以日以月作战之理[26]。《六韬．龙韬》：“将有股肱羽翼……天文三人，主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考符验，校灾异，知天心去就之机。”[27]
以上种种活动，必然都要利用到盖图。
结语
盖天学说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最重要的一支理论，其不仅理论丰富，同时也有丰富的法象仪器。如回之以法天运的穹形盖图；仿北天极倾斜的盖图；演示天运与当地可见星空的青黄图画，都是极富创造性的珍贵仪象，应当在中国古代天文史上和科技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由此派生出的平面盖图，则是中国历代天文学采用的主要便捷星图形式，连浑天派也常常利用。研究古人的法象仪器结构手法与变化，对于认识和探讨古代科学技术有特殊的作用。浑天派用浑象记录星图，比盖图有一定优点。但浑象制造复杂，管理严格，一般人莫能接近，同时不易携带利用，其上的星辰还是反象。而盖天派的盖图则简便实用，易于携带流传。两相比较，盖天图反有一日之长。因此可以说，盖图对促进古天文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浑盖之争，由于浑天说能更好地反映天地的实际，占了主导地位，有了浑仪和浑象，盖图受到轻视，在所难免。今天再进行浑盖之争当然已经无有意义，如果将盖天说纳入人类认识天文世界的进程中，视其为一个环节，则其依然功不可没。盖图对中国古代浓重的法天意识与法天形式影响之大更是难以否认的现实，所以盖天图仪在历史上曾经产生的作用，也必须给予肯定。（取自《秦建明考古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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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春书、刘钝点校本《算经十书．周髀算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 按中国古天文学传统，似当称其为“象”，不称“图”、“仪”，本文暂名其为盖图。
[5] 见郭春书、刘钝点校本《算经十书．周髀算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 见《开元占经．天地名体》。载李零主编《中国方术概观．占星》卷，194页。
[8] 见崔豹《古今注》，载于《百子全书》浙江人民出版社版，1981年影印版。
[9]古有日月扇，如《元史．礼乐志五》在记寿星队结构中曰：“次九队，妇女三十人，冠玉女冠，翠花钿，服青销金宽袖衣，加云肩、霞绶，玉佩，各种椶毛日月扇，舞唱前曲，与前队相和。”
[12] 见《通典》卷六十四，“五辂”条下。中华书局版，第一七九一页。
[13] 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卷十六，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946页。
[15]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经法》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24页。
[16] 见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章第二节关于古度部分。
[17] 郭春书、刘钝点校本《算经十书．周髀算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14页。
[18] 汉制，皇室王侯之外，其它地位低下之官员，自中二千石至二百石以下所乘车上只能施皂色盖与白布盖，其盖“皆有四维、杠衣”。这种只有四维的皂盖当是法当地的天，可能是一种方形的盖，与帝王之圆形黄盖总揽星空法北极的天有别，其盖上“四维”是方位之象征。北京北海有五龙亭，传说为皇帝君臣垂钓之处，正中一亭圆盖，为皇帝所用，其余四亭方盖，为陪钓大臣所用，与此处方形车盖可资一比。
[19]参见秦建明：《七衡六间新说》，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十期，2003年，三秦出版社。
[21] 设其两图皆半透明。古人能做到这一点，可以在绘好图的丝绸布帛上涂桐油，做成防雨、半透明且能折叠的油布类伞盖。亦可先油后绘。古油衣油盖类甚多，如《后汉书．舆服上》“升龙飞軨”注引薛综曰“飞軨，以缇油，广八寸，长注地。画，左苍龙，右白虎，系轴头。”即为在油缇上绘图之例。
[22]蔡邕《独断》，见《百子全书》浙江人民出版社，
[23] 见《通典》卷六十四，“五辂”条下。中华书局版，第一七九二页。
[24]宋杨维德等集撰：《景祐太乙福应经》第二十九《释太乙式仪》。见李零主编《中国古代方术概观．式法》上册223页。人民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25] 《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127页。
[26]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孙臏兵法》。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