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向重视做人教育，可以说中国积五千年的文明的精华所在便是“做人”。自从“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其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明确提到教育的四个支柱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的“学会做人”有些联系时，我们的教育就更加关注“学会做人”了。大家都谈做人，看似“做人”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其实，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做人，做什么人。每个人心中做人的标准不会一样，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也会不同，做人其实是一个很复杂、很模糊、很不确定的概念。
我们中国人做人讲世故，论城府，历来所谓会做人，且成了人上人的人在这些方面都是一流高手。以鲁迅先生的复杂阅历和处世智慧，60多年前曾著文《世故三昧》发出感叹：“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可见做人之难。其之所以难说穿了是掌握分寸难。有些事做了，有些话说了，就是不会做人，但有时不做、不说也是不会做人。怎样做，怎样说，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说也大不一样。当然，这些还不是最难的，难的是这些东西没有一套现成的标准可供参考，更没有人会明白地告诉你什么，而是要全靠自己去领悟。有时，老师、领导告诉你要这样，其实希望你那样。悟性不高的就只好被人取笑为“书呆子”了。这是中国“做人”奥妙，其道理近乎玄学，令人捉摸一辈子也得不到“三昧”境界。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几千年的文明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就是“做人”，而且，至今也摆脱不了政治挂帅、德育为先的教育模式的原因吧。
其实，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人、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按自己的准则“做人”，几乎寻不出一个完全统一的做人标准。在此国受到赞扬的，在彼国却令人不解；过去令人不解的，现在又可能理所当然。最近，著名科学家王选教授谈到日本、美国、中国三国的做人做事方式，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日本人做人处世如“下围棋”，美国人如“打桥牌”，而中国人如“打麻将”。这三种娱乐方式也是这三个国家最为有代表性的娱乐活动。围棋虽发源于中国而盛行于日本，下围棋总是从全局出发，为了整体的利益和最终的胜利可以自觉牺牲局部的某些棋子；打桥牌注重的是与对方紧密合作形成联盟竞争，这也是美国人的做人准则；而中国的麻将，打起来则是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盯着对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反映在现实的为人处事之中就是“自己出不了成绩，也不让别人出成绩。”这也就是由来已久的，所谓“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的真正根源吧。还有，每个中国人自小就从父母那儿代代相传的着一句名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之所以要“看”要“防”，其实，还是“害人”之心太盛，甚至防也防不过来。我们中国人向来聪明能干，但如果聪明劲都用在这些内耗之中，“做事”还有多少精力？“做人“还会不累不难？但这些似乎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还在于我们的社会有意无意地在制造着双重人格，盛行着一种伪善、浮夸之风。
1998年5月9日，《中国教育报》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保住孩子的天性》，作者感叹现在连那些幼儿园中班的孩子都学会编造自己的谎话来讨大人们的欢心了。世故与城府延伸到了几岁的娃娃，这一点就连鲁迅先生当年写《世故三昧》时都没有预料到。这种传染性、穿透时空的能量不得不令人惊叹。在这里笔者并不想借此责怪那些可爱的小孩，孩子是无辜的。其实，幼儿园的小孩所学的这一套正是从教师们、家长、叔叔阿姨们那儿耳濡目染而来的。也许我们的教师、家长们从不会公开、正面地对小孩进行这样的教育，但是，他们的喜怒哀乐、言行举止却在潜移默化地教育着小孩子们学会这一套。很显然，这一套便是有中国特色的“做人”之道了。回想自己的成长经历，不就是在一片造假的氛围中长大的吗？为扫盲，为普九，为升学率，为合格率，“活人”会在派出所的户口簿上死去；上了中学的学生又回到小学课堂代考；而那些想圆文凭梦的官员一夜之间会获得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头衔。这些当然不会出现在试卷上、书本里及课堂上，相反，这些育人场所，冠冕堂皇的总是口口声声“要为人正派、诚实”，但如果谁要是真的拿这当真，他日定被当成笑话而传扬万代。自古以来，热衷于读圣贤书，背“红宝书”的人其实未必都有那份真心诚意，醉翁之意不在酒，大多不过是想借此以升官发财得势而已。为了避免被人欺压，明哲保身者有之，但大多还是想借此欺压别人。鲁迅先生曾说，中国人的热爱和平是对外的，对内常常并不爱好和平。今日重温此话，仍不失其意义所在。
自古到今，我们的教育实际上准备了两套教材，两种教育，两套评判标准，在培育着双重的人格。不少大学生、高材生在校是“骄子”，出门却成了“呆子”。有时，我们美其名曰：“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只有善于从无字处读有字之书才能做人上之人。书本上的、试卷上、讲堂上的是有字之书，现实中的，人们避而不谈或者只在私下谈的、甚至为正统口诛笔伐的而又在实际中津津乐做的是无字之书。前者有形，后者无形，其奥妙玄机全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中。中国人说：“贪官是北京的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越臭越香。”无力腐败的却总想得到腐败的声望，真正腐败的却装得比谁都清廉就是这种无字书。现在的人大约比鲁迅时代的人要聪明得多，连鲁迅这样的思想大师都感叹难做之人，却被现在的幼儿园的小孩一眼看穿。但这种聪明和乖巧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来说是很可怕的。因为，很明显，学会做人几乎已成了学会虚伪，学会伪善，学会说与做的貌合神离。
我曾有一次到珠海特区搞教育调查，座谈中，有个政治老师拿着一本政治教材向我们诉苦课难教，他说了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一次他正讲“职业指导”这一章内容，老师按教学大纲的要求，大谈服从祖国需要到老少边穷的地方支援祖国建设。毕竟是特区的学生，有学生当即反驳老师，现实社会并不这样，为什么领导的子女总是选择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单位？就连老师您不也是从湖南的山区来到富庶的珠海特区吗？老师无言以对，苦笑了。他不得不一面告诉学生要正视现实，一面强调为了在试卷上考出个好分数，还必须按书上的去答，而且越准确、越漂亮越好。我相信那个教师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不忍心哄骗学生，绝无要学生学会虚伪的道理，但是他的实际教学效果已在叫学生学会虚伪了。这次教育考察，我们一进校门，就遇上了巨幅校训：学会做人，学会办事。当时并没有多想，现在看来，做人无疑是第一要紧的事，而且只有每个中国人才会明白这做人的重大意义与丰富内涵。盖不会做人，就无事可办也!我忽然又想到，为什么叫“办事”而不说“做事”？说到底，“办事”还是“做人”。在国外，爱迪生搞发明忘记吃饭，诺贝尔搞试验终身不娶，爱因斯坦沉思于相对论之中而忘记婚礼大概都不能叫“办事”了，最多只能叫“做事”。但中国人是讲究“办事”的，有因“办事”而成为显贵的，而没有因“做事”而发达的。我想：这大概也是中国与富强的距离，与现代化的距离，与诺贝尔奖的距离所在吧。会“办事”的人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四通八达，就会“来事”；不会“办事”的人，只有一辈子替人“做事”。他们不会“做人”，处处红灯，处处受人刁难。回想起来，毕业时导师谆谆告诫：“做人第一，学问次之。”真是高瞻远瞩，倾一生经验智慧所给，少有的良师也。但是，我终于看见在中国的土地上浮夸风的幽灵总在徘徊，“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人间喜剧随处可见，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
我们从小领略了太多的“做人的道理”，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听什么人的话，读什么人的书，做什么人的好学生，规定得很细，也很繁杂。但概括起来无非是“听话”和“服从”。“听话”要学会听话外之话，“服从”则要到盲从的地步。说到底，谁的权大信谁。你听：在家听父母的，上学听老师的，工作听领导的。你再听：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从没有听说该听自己的，该靠靠自己。从这一点说，学会做人又变成学会“为奴”了。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之所以有名，不但在于有趣，悬念不断，还在说出了中国文化的底子。做人与练功都必须学会为奴。之所谓：“欲练神功，必先自宫”，也就是说功成名就的前提就是要学会有奴性。这是多么可怕的做人世界景观啊。
在中国，把“做人”、“办事”放在首位其实是有道理的。在一个充斥伦理、人情的社会而不懂基本的“人情”，就会处处碰壁，最终因无事可做而郁郁终生，虚度一生。但国人要做点事的代价也实在大，常常要拿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精力及聪明才智用来“做人”，连孔子也只敢说自己七十岁时才“从心所欲不逾矩”了，也就是学会了“做人”，这太辛苦了!所以，每当我从留学生那儿听到洋老外的人际关系如何简单、轻松，可以不必被人动辄教训不会“做人”，反而可以将绝大多时间精力用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时，我就非常羡慕。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不再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当作人生信条代代相传；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不再把“做人”当作一门学问而津津乐道，而是将“做事”当作我们评价人的标准，那时，中国就不再会有“做人难”的呼声，这时“做人”反倒是件易事。必须警惕那些太会“做人”的人。
备注：此文作于1999年11月20日，发表于上海教育报刊社《教育参考》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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