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 微刊 | 曹宝麟：蔡襄批评

1994年

《中国书法》

第2期

蔡襄批评

曹宝麟

宋　蔡襄　行书暑热帖　

纵23cm　横29.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襄启：暑热，不及通谒，所苦想已平复。日夕风日酷烦，无处可避，人生缰锁如此，可叹可叹！精茶数片，不一一。襄上，公谨左右。牯犀作子一副，可直几何？欲托一观，卖者要百五十千。

宋四家中，恐怕没有哪个像蔡襄那样，身后受到如此多议论的关注。即如序列和资格问题，就有颇多极端的观点，好之者必欲置于首列而后可，恶之者务将易以他姓而乃已。还有虽为蔡却主京非襄的节外生枝一说，但说者所持无非仍是年资。假令四家有京而无襄，若按年排队犹当是“苏黄蔡米”而决非“苏黄米蔡”，故此说不值一驳。自文献角度考察，最早提及宋四家中有君谟者，当数元初的王芝，他说：

右为蔡君谟所书《洮河石研铭》。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浑灝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放笔为佳。若君谟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字学亦有风气。仆谓君谟之书犹欧公之诗也。绣江出示此卷，遂附识之，以质之知此中三昧者。至元辛卯二月廿有四日，大梁王芝释题于宝墨斋。

宋　蔡襄　行楷书澄心堂纸帖　

纵24.7cm　横27.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澄心堂纸一幅，阔狭、厚薄、坚实皆类此，乃佳。工者不愿为，又恐不能为之。试与厚直，莫得之？见其楮细，似可作也。便人只求百幅。癸卯重阳日，襄书。

从此跋的措词不难看出，王氏固然赞赏苏黄米的优点，但只限于“放笔”的条件之下，君谟不失“中正”，胜三家一筹不言而喻。“质之知此中三昧者”，也就是期待知音认同自己观点之意。如果不为蔡襄有屈，他又何必多言呢？“至元辛卯（二十八年）”距元世祖灭南宋仅二十一年，因此可以悬测，“苏黄米蔡”的次序排列，至少在南宗即已约定俗成了。尽管南宋哓哓不已者仍不乏其人，但在书坛上蔡实无影响可言，陆游云：“近岁苏黄、米芾书盛行，前辈如李西台、宋宣献、蔡君谟、苏才翁兄弟书皆废。”这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既然宋四家目前的次序是历史造成的，而宋代以后的历史上又有那么多人提出异议，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这历史的必然性有它的合理性吗？让我们站在各个历史点上观察这个问题，或许这种观察不是线性的，然而最后综合起来，此事的来龙去脉或能看得清楚一些。

宋　蔡襄　行书纡问帖　

纵33cm　横5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襄启：中间承劳纡问，适会疾未平，殊不从容，示书两通，知烦指干，新第有未备，且与鐍钥。却候别作一番并了之。四人园子，只与门下每人一间，园中地，分与四人分种，要他栽种也。不一一。襄奉书。五日。

一、

蔡襄生前即盛有书名，但最尊重且推崇其书艺者，首数欧阳修。正如其《祭蔡端明文》中所云“与公之游最久而相知之最深。”政治上，他们在“庆历新政”时站在同一营垒，相同的政见和命运，使二人声气相应。其弟及其母的墓志，君谟先后都请永叔撰写。蔡清高自持，不轻易为人写字，连仁宗命他为学士所撰温成皇后碑文书丹，他都敢借故推诿，但对欧公都有求必应。欧阳修有两次提及此事：

然君谟不肯为他人书，而独为某书，此朋友间自是一事，不可不记。

其平生手书小简、残篇、断稿，时人得者甚多，惟不肯与人书，而独喜书余文也。

他们切磋琢磨，相互推重，蔡襄的诗稿，任永叔批阅，欧阳修撰《集古录》，君谟亦为提供拓片，参予鉴定。二人还经常在一起探讨书法，即使意见相左，永叔也总是主动屈己，推尊君谟精于此道，所论必正。他们的话题，或许更多地集中在对当代书法陵夷的忧患，欧阳修记道：

余常与蔡君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于今余之所录如于頔、高骈下至陈游瓌等书皆有，盖武夫悍将暨楷书手辈，字皆可爱。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尔……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书。

英宗治平之际，正是蔡襄倒运的时候。由于有人造谣说蔡襄曾反对仁宗将英宗立为嗣子，因而英宗继位后不仅在职事上为难蔡襄，而且在书法上也借抬举藩邸嬖臣王广渊以贬低君谟。他命王广渊书《尚书·洪范》于御屏，并赐以高官，与先帝常使君谟奉诏的做法大异，显然有报复之嫌。黄山谷云：“当治平之元，才叔（广渊字）笔墨字价千金，蔡君谟书不值一钱”。这句话初看大觉蹊跷，但如知背景，那么也不足惊怪了。所以欧公所叹“莫废于今”，更有一层超乎艺术的悲慨在。当然在大多数的情況下，还是表现为对整个书法现状的忧患：

今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而间有以书自名者，世亦不甚知为贵也。

宋　蔡襄　行书大研帖　

纵25.6cm　横25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襄启：大研盈尺，风韵异常。斋中之华，繇是而至。花盆亦佳品，感荷厚意。以珪易，邽若用商於六里则可，真则赵璧难舍，尚未决之，更须面议也。襄上，彦猷足下。廿一日，甲辰闰月。

既然时世薄待君谟，出于对时对友的双重责任，欧阳修总是不失时机，不遗余力地揄扬蔡襄，赞美蔡襄：

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

蔡君谟既为余书《集古录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劲，为世所珍。

《集古录序》鄙文无足采，第君谟笔法精妙，近时石刻罕有也。

书虽列于六艺，非如百エ之艺也。蔡君谟以书名当世，其称范君者如此，不为误矣！

永叔很有历史观念，他曾说过：“学书勿浪书，事有可记者，他时便为故事。”他自信他的话能传下去，并会施予后世以巨大的影响。欧阳修的这种对挚友的厚爱，不仅偏属君谟一人，他向不遇于时的朋友一例抱有怜惜之心。因此，我们对他带有感情色彩的褒扬，自应有所分辨。

然而，欧蔡毕竟是君子之党，永叔对蔡书也并非一味阿谀，奉为尽善尽美。君谟的缺点他是了如指掌的，只是这点微词，恐怕未能向君谟面陈：

蔡君谟性善书多学，是以难精。古人各自为书，用法同而为字异，然后能名于后世。若夫求悦俗以取媚，兹岂复有天真耶！唐所谓欧虞褚陆，至于颜柳，皆自名家，盖各因其性，则为之亦不难矣。嘉祐四年夏，纳凉于庭中，学书盈纸以付发。

这个庭训固然可贵，但如果能作为对友的谏诤，或许更有价值，毕竟永叔已经洞悉了君谟的毛病：自矜多能而使诸体皆流于一般，更因随人脚踵而终不得与唐人比肩，但最可忧的莫过于为博得俗人的喝采而迎合低级趣味。“学书当自成一家之体，其模仿他人，谓之奴书！”如此振聋发聩的话语为何不向君谟大声疾呼呢？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蔡襄总是花团锦簇，被一派赞扬之声哄得忘乎所以。君谟的迷失自我，难道永叔的欠缺箴规可以不任其咎么？

宋　蔡襄　行书虹县帖　

纵31.3cm　横42.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襄启：近曾明仲及陈襄处奉手教两通，伏审动静安康，门中各佳，喜慰喜慰！至虹县，以汴流斗涸，遂寓居。余四十日，今已作陆计，至宿州，然道途劳顿，不可胜言。尚为说者云：渠水当有涯，计亦不出一二日。或有水，即假轻舟径来；即无水，便就驿道，至都乃有期耳。闽吴大屏皆新除，想当磐留少时。久处京尘，无乃有倦游之意耶？路中诚可防虞，民饥鲜食，流移东方，然在处州县，须假卫送，老幼并平善。秋凉，伏惟爱重，不宣。襄顿首。郎中尊兄足下。谨空。八月廿三日，宿州。

二、

苏轼是欧阳修知贡举时的“门生”，他比蔡襄小二十五岁，自是晚了一辈。目前我们还未发现二者有直接交往的记载。《东坡志林》卷十云：“蔡君谟嗜茶，老病不能复饮，则把玩而已。”不可排除尚有传闻的可能。但是，有一个君谟的同乡陈襄（述古），却是不可忽视的人物。《蔡襄墓志铭》云：“陈襄、郑穆方以德行著称乡里，公皆折节下之。”蔡氏比陈氏须早及第十三年，可谓“先达”。蔡之于陈降尊纡贵，自是陈氏未登科时事，可见陈襄对蔡必抱感恩之情。陈襄守杭州日，苏轼即为通判，二人十分相得，由于陈述古荐苏甚力，以致子瞻以“乌台诗案”系狱，陈竟连坐罚铜。苏有《天际乌云帖》，记于述古阁壁见蔡襄旧题诗事，即在杭州通判之任。所以，蔡苏虽不及见，陈襄却是一条纽带。这层涉及恩私的微妙关系，当应在此先为揭示。

东坡之推崇蔡襄，乃是到了君谟和永叔都已谢世，而且蔡氏书法权威的偶象岌岌可危之时，但他似乎仍在重申其师的老调：

欧阳文忠公（文忠为谥，可见欧公已殁）论书云：“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论。言君谟“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就其所长而求其所短，大字为小疏也。”天资既高，辅以笃学，其独步当世宜哉。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论，故特明之！

以上将君谟所擅书体分别等第，冠以“言”字，当是欧公原话。那么下面两段，只不过是以欧语为张本，换种说法或稍加补充而已：

蔡君谟为近世第一，但大字不如小字，草不如真，真不如行也。

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

宋　蔡襄　行书安道帖　

纵26.8cm　横35.5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襄再拜。自安道领桂筦，日以因循，不得时通记牍，愧咏无极。中间辱书，颇知动靖。近闻侬寇，西南夷有生致之请。固佳事耳。永叔、之翰已留都下，王仲仪亦将来矣。襄已请泉麾，旦夕当遂。智短虑昏，无益时事，且奉亲还乡，馀非所及也。春暄，饮食加爱，不一一。襄再拜，安道侍郎左右。谨空。二月廿四日。

按常理而言，批评一个业已故世的书家，本身已有比较适宜的氛围，他自可不必顾忌非艺术因素的无谓干扰，然而东坡连其师那样起码的背后批评也未能做到，显然并不出于公心。子瞻固然忠厚且不好藏人之善，但对于被欧公所推重的李建中和蔡公所从得笔法的宋绶，却有毫不留情的抨击，而拈出二人，实意在铺垫蔡襄：

今世多称李建中、宋宣献，此二人书仆所不要（一本作晓字），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惟近日蔡君谟，天资既高，学识亦至，当为本朝第一。

宣献太清，留台（即西台）太浊，自有国以来，当以君谟为第一。会有知者，当以斯言为然。

倘若“自有国以来”尚存分寸的话，那下面这段就未免过誉得太离谱了：

苏子瞻论蔡君谟书，谓其“与颜柳欧虞褚薛上下，唯羲之父子过之。今世再有王羲之，乃可议君谟书；设使欧虞褚薛复生，仅可与之比肩，未可轻议也！”

对于东坡的反常，黄庭坚冷冷地甩出一句，颇为耐人寻味：

蔡君谟行书，世多毀之者。子瞻尝推宗之——此亦不传之妙也！

什么叫“不传之妙”？岂不是不可告人吗！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传”当然更加不传，于是想探秘的后辈便竟相强作解人。元人王恽道：

尝观《心画水镜》，宋一代能书者不少，然苏黄一出，爝火难为光矣。襄之书，在当时极为坡所推重，恐是“徐行后长”之义。

宋　蔡襄　草书思咏帖　

纵29.7cm　横39.7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襄得足下书，极思咏之怀。在杭留两月，今方得出关，历赏剧醉，不可胜计，亦一春之盛事也。知官下与郡侯情意相通，此固可乐。唐侯言：“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大可怪也。初夏时景清和，愿君侯自寿为佳。”襄顿首。通理当世屯田足下。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

按“徐行后长”一语，出于《孟子·告子下》：“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前两句意思是说：在年长者后面慢慢跟随，叫做悌；快步赶上他，便是不悌。那么，从儒家道德规范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恐怕未必符合东坡的原意吧。清何绍基也猜测道：

尝疑东坡推重君谟，谓为“当代第一”，盖东坡实自信其书无与匹，而不肯漫然任之，故为是论，如昌黎于文推柳州，香山于诗推微之耳！

韩愈与柳宗元，白居易与元稹，前者同倡古文运动，后者共激新乐府波澜，他们的相互推毂，是同袍间的增重声价，与蔡苏实难类比。所以道州与秋涧，同属似是而非。

其实，如果考察一下东坡说这些话的前提我们不难发现，他乃是因感而发，而使他有动于衷的，则是外部世界的一股逆风！东坡曾声称“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故不能想象，他会容忍别人诋毁自己的“老师”。对此，东坡气急败坏，怒不择言，几乎有些强词夺理了：

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

仆尝论君谟书为本朝第一，议者多以为不然。或谓君谟书为弱，此殊未知书者。若江南李王（煜），外托勤俭而实无有，此真可谓弱者。世以李王为健，则宜以君谟为弱也！元丰八年七月四日。

援李后主之事反唇相讥，实在不伦不类，而把识者都贬到外行之列，战术也不见高明。事实上被东坡嗤之以鼻者，哪里是“不知书”之辈呢？他们之中或许正有出于己门，处处欲离的黄庭坚、始为莫逆、终成仇衅的章子厚及亲得教诲，喜出町畦的米元章诸人，才使他觉得难以为情了么？面对这几个劲敌的挑战，老苏先立誓言：“仆终守此说也！”已绝商讨馀地，因此我看东坡为蔡辩护，显然轶出纯学术范围，已带有意气用事的性质了。

先看看黄庭坚怎样批评蔡襄：

君谟书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度。

君谟作小字、真、行殊佳，至作大字甚病。故东坡云：君谟小字愈大愈妙，曼卿大字愈小愈奇。

宋　蔡襄　草书入春帖　

纵30cm　横41.1cm　故宫博物院藏

襄启，入春以来，属少人便，不得驰书上问，唯深瞻想，日来气候阴晴不齐，计安适否，贵属亦平宁？襄举室吉安，去冬大寒，出入感冒。（兼）劳百病交攻，难可支持。虽入文字，力求丐祠，今又蒙恩，复供旧职，恐知，专以为信。前者铜雀台瓦研，十三兄欲得之，可望寄与，旦夕别寻端石奉送也。正月十八日，公绰仁弟足下。

蔡襄因其姓氏，友人多比为蔡邕后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云：“楚州有官妓王英英，善笔札、学颜鲁公体，蔡襄复教以笔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圣俞赠之诗云：ʻ山阳女子大字书，不学常流事梳洗。亲传笔法中郎孙，妙作蚕头鲁公体。ʼ英英貌甚陋，固云ʻ不事梳洗ʼ；中郎孙，君谟也。”山谷之喻为蔡女文姬，看似一家眷属，但却有本质的区别。鲁直的另一处还有一段形象的比况，颇能作为“闺房态度”的注脚：“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所以黄氏的所指非常明确，即批评蔡书只为悦己者容，缺乏大节不夺之气。第二段用“甚病”二字批评君谟的大字，可谓是无以复加，这当然比“少疏”要不客气得多了。相比之下，山谷的同门友张耒就丝毫不敢有独到的见解，他说：“自二子（指苏舜元、舜钦兄弟）亡，君谟继之，非独时人莫与为比，前世能者亦罕过也。”这其实就是东坡“今世再有王羲之，乃可议君谟书”的翻版。不过我们总觉得黄庭坚语不尽意且牵扯东坡，难免还有“黄雀在后”的疑虑。

章惇的如下说法，恐怕就是苏轼反驳所谓君谟书弱的一种典型观点：

吾今日取君谟墨迹观之，益见其学之精勤，但未得微意尔，亦少骨力，所以格弱而笔嫩也。使其心自得者，何谢唐人？李建中学书宗王，法亦非不精熟，然其俗气特甚，盖其初出于学张从申而已。君谟少年时乃师周越，中始知其非而变之，所以恨弱，然已不料其能变之至此也！

章惇非大书家，却有全面而客观的洞察能力。他凭自己不废临池的功力，才对君谟的精勤深加赞许。子厚主张学书“不可无师授与精勤”，但书法由妙入神，必待“心悟而自得”。在他看来，蔡襄之所以最终不能超越唐人，一是早年误学周越，二即不能“自得”。章氏有一段非常警辟的议论值得一读：“吾每论学书，当作意，使前无古人，凌厉钟王，直出其上，始可即自立少分。若直尔低头就其规矩之内，不免为之奴矣。纵复脱洒至妙，犹当在子孙之列耳，不能雁行也，况于抗衡乎？此非苟作大言，乃至妙之理也！禅家有云：ʻ见（指见识）过于师，方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ʼ悟此语者，乃能晓吾言矣！”我想，如果东坡读到此语，谅不会仅风闻章惇日临《兰亭》一本，便贸然断言“章七终不高尔”的吧。

宋　蔡襄　草书陶生帖　

纵29.8cm　横50.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襄：示及新记，当非陶生手，然亦可佳。笔颇精，河南公书非散卓不可为，昔尝惠两管者，大佳物，今尚使之也。耿子纯遂物故，殊可痛怀，人之不可期也如此。仆子直须还，草草奉意疏略。五月十一日，襄顿首。家属并安。楚掾旦夕行。

米芾最鄙薄蔡襄。他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势下，当着蔡京之面才违心地恭维了其族兄君谟一回，而在其他场合，他几乎好话半句都不愿奉承这位前辈——唐人他尚且看不起，蔡襄哪在他眼角呢？元章自不必象鲁直那样心有余悸：

蔡襄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名花。

吕夏卿子通直君有欧阳询草书《千文》，蔡襄跋为智永。通直出示余，欲跋，答以必改评乃跋。君欣然，遂于古纸上跋正。

吾友何不易草体？想便到古人也。盖其体已近古，但少为蔡君谟脚手尔！

蔡襄勒字。

元章与鲁直可谓不谋而合，所见略同。这其实即是艺术通感，不存在抄袭之嫌。君谟之书，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弱嫩二字，这在章惇的话中皆已道尽，只是米、黄二人更使“阴柔”的抽象概念具象化而已。他们想到一起的，必然是少年女子：轻盈娉婷，弱不禁风。但元章似乎比鲁直更深一层，他从静止的字迹上看出君谟书写动作缓慢，而这缓慢乃是由过分刻画造成，这就是“行步缓慢，多饰名花”二句的底蕴。那么“蔡襄勒字”的“勒”怎样理解？我觉得勒就是铭刻。顺着写在金石上的字迹奏刀，于细微末节拐弯抹角处尤须着意，唯恐刻坏致前功尽弃。因此一个“勒”字，确实概括了蔡氏临纸唯谨、运笔迟缓且多雕饰意味的特点。

以上三家的言论，可以说代表了君谟身后时议的主要观点。他们都是个中豪杰，当然最有资格来评论蔡襄。尽管每个人从自己的审美立场审视批评对象，毁誉的程度容或不同，但既然某些地方取得一致，便说明公道自在人心。吹嘘上天也好，践踏入地也好，除非一手遮天，尽掩天下耳目，不然这个被批评者总会在历史上得到他应有的地位。东坡不免枉费了心机。

高宗《翰墨志》云：

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至太宗皇帝始搜罗法书，备尽求访，当时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时誉，犹恨绝无秀异。至丰、熙以后（按，时间大误），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欲度骅骝，终以骎骎不为绝赏。继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趣向，然家鸡野鹄，识者自有优劣，犹胜泯然与草木俱腐者。

这是一个书家皇帝对北宋书坛的扫描。由于他不必看谁的脸色行事，因此高屋建瓴，堪称公允。我觉得“体制方入格律”，应是对蔡襄恰如其分的评价。“方入格律”，也就是刚刚走上正规。完全可以说，蔡襄的出现，结束了赵宋百年以来书法无法的浑沌局面。给予蔡襄一个“继绝世”的杰出人物的称号，当不是廉价的封赠。他各体皆能，而且都达到了时代的高度，尤其象章草一类久已绝响的书体也在蔡襄手上得到了复活，至少对二百年后的赵孟頫有着参照的作用。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时代以及本身观念的局限，指望他挺身领导新的潮流，也是不切实际的。清人梁章钜说得好：“宋四家，苏黄米皆可学，唯蔡不必学，盖蔡书尚未尽变唐人面貌。学蔡，则不如径学唐人。”诚然，蔡襄的历史地位，只能是一支尚法遗绪的安魂曲，而决不是一座尚意发轫的里程碑。既然宋四家的排列，事实上兼顾了书艺和德行两个方面，那么，蔡襄名列殿军，实在是适得其所的。

（本文节选自《中国书法全集·蔡襄卷》，全文由本刊删节了五千余字）

宋　蔡襄　楷书海隅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襄再拜。襄海隅陇亩之人，不通当世之务，唯是信书，备官谏列，无所裨补。得请乡邦，以奉二亲，天恩之厚，私门之幸，实公大赐。自闻明公解枢宥之重，出临藩宣，不得通名。下史齐生来郡，伏蒙教勒，拜赐已还，感愧无极。扬州天下之冲，赖公镇之，然使客盈前，一语一默，皆即传著，愿从者慎之!瞻望门阑，卑情无任感激倾依之至。襄上，资政谏议明公阁下。谨空。

宋　蔡襄　行书离都帖　

纵29.2cm　横46.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襄启：自离都至南京。长子匀感伤寒七日。遂不起此疾。南归殊为荣幸。不意灾祸如此。动息感念。哀痛何可言也。承示及书。并永平信。益用凄恻。旦夕度江。不及相见。依咏之极。谨奉手启为谢。不一一。襄顿首。杜君长官足下。七月十三日。贵眷各佳安。老儿已下无恙。永平已曾于递中驰信报之。

本文选自《中国书法》1994年第2期第4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