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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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今天定为植树节除了因为气候适合，更是为了纪念中山先生而设定的。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国务院的提议，正式通过了将每年的3月12日定为植树节的决议，以纪念一贯重视和倡导植树造林的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倡导植树造林的政治家，他一生致力于林业建设。
1893年，中山先生在广东故居的书房中，亲自起草了著名的《上李鸿章书》，指出中国欲强大，必须“急兴农学，讲究树艺”。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把“讲究树艺”大计付诸实施。先是在政府机构中设立了农林部，下设山林司，主管全国林业行政事务，规划造林护林，还指示在南京开办第一农校，专门培养林业人才。
民国三年（1914年）十一月，又颁布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森林法》。
1917年-1919年，中山先生所制订的《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中提出“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的计划，提出测量各省荒废未耕之地，进行全面规划，“或宜种植，或宜放牧，或宜造林，或宜开矿”。在今天看来，就是“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矿则矿”。
1915年，中山先生提议以每年的清明为我国的植树节，同年7月北洋政府正式规定清明节为中国的植树节。
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与世长辞。
1928年4月7日，国民政府颁布法令，将最初定于4月5日清明节的植树节改定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即3月12日。
1979年，在邓小平的提议下，我国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3月12日定为中国的植树节。
1899年12月，孙中山编制《支那现势地图》，首次提出修建一条自江宁至汉口、重庆、成都，“再向西经双流、新津、邛、名山、雅州、荥经、清溪、打箭炉、理塘、巴塘、出西藏”的铁路线，初步勾勒出川藏铁路的蓝图。
1912年下半年，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总统后，开始醉心于他的铁路计划。他曾对中国继任总统袁世凯说：“国家建设首在交通，兄弟打算在十年内造筑铁路廿万里，望君能练成百万精兵。如此，中国可达到富强境地了。”随后，袁世凯任命孙中山负责督办中国铁路。
此后的的六年里，中国先后经历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孙中山并没有太多时间来实现他修铁路的计划。直到1918年6月，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寓居中国上海，开始制定规模庞大的建国计划，最终形成体现他中国梦的《建国方略》。
《建国方略》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分构成，其中，1917年完稿的《民权初步》事关“社会建设”，1918年底完稿的《孙文学说》事关国民“心理建设”，1919年2月完稿的《实业计划》则是一份全面快速进行经济建设的纲领，提出了发展中国经济的远景规划。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讲三民主义时说：“兄弟著了一本书，叫《实业计划》。这本书的主张，是借用外资从事生利的事业。像开辟市场、兴办工厂、建筑铁路、修治运河、开发矿业。那些大生利的事业，都归公有，把各种新事业的利益都归于公家。”
在这本书中，孙中山参照美国铁路系统，提出在中国修建中央、东北、西北、东南、西南、高原六大铁路系统，组建遍布中国的铁路网，把沿海、内陆和边疆连接起来。川藏铁路就属于高原铁路系统的一支。
此外还提到在中国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水平的大海港；修建三峡大坝，“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孙中山的这些计划被当时的外国记者视为“空想”。
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和混乱的政治局面，孙中山确实很难实现他的建设理想。他的《实业计划》的英文原名为“国际共同开发中国计划”。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孙中山主要想用这份计划书，借当时巴黎和会之机游说诸列强首脑。结果西方资本并不如孙中山所想，一厢情愿对中国进行商业开发，而是附带着许多政治条件，孙中山不肯受节制，双方自然难以合作。
孙中山晚年回顾自己寄托列强的计划，曾感慨地说，“像这样专靠别人，不靠自己，不是望天打卦吗？”
继承孙中山政治衣钵的中国国民党，在其当政时期，有了些“靠自己”的实力，也曾为实现孙中山《实业计划》努力。
以孙中山开发三峡水电资源设想为例，1932年，中国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派人查勘后提出报告，计划在长江西陵峡内黄陵庙和葛洲坝修建两座电站，但一拖就是十几年。1944年，美国专家向国民政府提交报告，建议由美国贷款9亿美元并提供设备，在三峡修建一座装机容量为1,000万千瓦的水电厂和年产500万吨化肥的化肥厂。1947年，国共第二次内战全面爆发，三峡工程设计工作全部停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高科技的建设路线，与《实业计划》中发展铁路、港口、钢铁、水泥、机器制造等重工业的主张一脉相承。孙中山和毛泽东都认为中国要想尽快走向世界前列，就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
当年《建国方略》最早提出以北方、东方和南方三个世界级大港为中心，将中国沿海地区划分为三个经济发达区域。现在，孙中山所设想的三个区域已经形成了三个庞大的港口群：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这和孙中山当年的构想十分吻合。
历史并没有给孙中山时间和机会...........
孙中山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户农民家庭，小时候，常常听村里的老人讲述太平天国的故事，所以他十分崇拜太平天国里的英雄人物，甚至自诩“洪秀全第二”。在孙中山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家饱受列强欺辱，民不聊生。孙中山亲眼目睹国家饱受欺辱，民不聊生的情况，所以他果断放弃“学医”的理想，走上了一条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道路。
从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开始，虽然孙中山等人多次发动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但大多以失败而告终。虽然屡屡遭遇失败，但是孙中山仍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理想，最终在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的武昌起义中大获成功，一举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虽然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面对手握北洋新军，背靠列强，实力强大的袁世凯，最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不得不选择“退位让贤”，将到手的江山拱手让给他人。失去实权后的孙中山，并没有因此郁郁不得志，而是将自己心中的建国构想完善，编纂成《建国方略》一书。在书中，孙中山对百年后的中国，做出了许多的构想。
当《建国方略》编纂完成后，孙中山向外界公布了他对中国未来的构想，但因此时北洋军阀各派系为争权夺利，征战不断，所以外国记者在得知孙中山的构想后，一致认为“孙中山的设想，完全是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今已经过去一百多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崛起了，并走上民族复兴之路。而孙中山在书中所提出的4大预言，前3个早已实现，最后1个也指日可待了。
预言一：中国未来将会建设16万公里的铁路，将沿海、内陆、边疆连在一起
百年前的中国，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苦。因此，在发展经济这个问题上，孙中山的主张是“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因此，孙中山的这一主张在《建国方略》一书中，他设想未来的中国建设了16万公里的铁路。
在当时的中国，全国的铁路总里程不过9000公里，所以当孙中山提出未来中国要建设“16万公里”的铁路时，外国人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铁路总里程达到了12.7万公里，其中更有2.5万公里是高速铁路，高铁里程稳居全球第一。如果再加上现在在建的铁路，孙中山的这一预言早已现实。
预言二：在中国的北、中、南，各建一个像“纽约港”一样的世界级大港，并以“港口”为中心，发展出三个沿海经济发达区域。
百年前的中国，经济落后，没有什么大型的港口，而今日之中国，在“世界十大最繁忙港口”的排名中，中国的港口就占据了7席。北方地区有“天津港”，华东地区有有世界第一大港“上海港”，华南地区有广州港、深圳港、香港港。这些港口，无一不是世界级大港。而在这些世界级的港口旁边，今日中国早已发展出了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三个沿海经济发达的区域。
预言三：中国采取“开放包容”的政策，利用外资发展实业
自古以来，凡是在强盛时期，中国都会采取“开放包容”的政策来和外界交流，比如：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因此，经历满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孙中山，自然深知“开放包容”的重要性，并且在《建国方略》一书中，预言未来的中国，将会采取“开放包容”的政策，利用外资发展事业。而如今的中国，正如孙中山所预言的那样，采取“开放包容”的政策，利用外资发展实业。
预言四：未来的百姓都怀抱“替众人来服务”的理念，责任感强、无私无畏
在《建国方略》一书中，孙中山对未来的国民素质提出很高的设想，并且希望未来的中国人都怀抱“替众人来服务”的理念，责任感强、无私无畏。虽然今天中国的国民个人素质，还未达到孙中山所说的高度，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越来越普及与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未来一定能达到孙中山所说的那样。
《建国方略序》全文如下：
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
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本可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
此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此固予之德薄无以化格同侪，予之能鲜不足驾驭群众，有以致之也。然而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
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此说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故予之建设计划，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也。呜呼！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夫满清之威力，不过只能杀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夺吾人之志也。乃此敌之威力，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是故当满清之世，予之主张革命也，犹能日起有功，进行不已；惟自民国成立之日，则予之主张建设，反致半筹莫展，一败涂地。 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敌！可恨哉此敌！兵法有云：“攻心为上。”是吾党之建国计划，即受此心中之打击者也。
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也。夫革命党之心理，于成功之始，则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奴，而视吾策为空言，遂放弃建设之责任。如是则以后之建设责任，非革命党所得而专也。迨夫民国成立之后，则建设之责任当为国民所共负矣，然七年以来，犹未睹建设事业之进行，而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午夜思维，不胜痛心疾首！夫民国之建设事业，实不容一刻视为缓图者也。
国民！国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则建设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枝耳。回顾当年，予所耳提面命而传授于革命党员，而被河汉为理想空言者，至今观之，适为世界潮流之需要，而亦当为民国建设之资材也。乃拟笔之于书，名曰《建国方略》，以为国民所取法焉。然尚有躇踌审顾者，则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犹是七年前之党人社会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大敌横梗于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
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时民国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孙文自序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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