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摄影黄斌、制片吴建荣、导演田波、监制王天笑、制片主任田小波在壶口瀑布
吴建荣
田波（右）和执行导演王苗霞在路遥墓前
王天笑
为了拍摄纪录片《路遥》，路遥的弟弟王天笑、导演田波和总制片吴建荣不仅投入了时间、精力和金钱，而且将生命、梦想、未来都与路遥联系起来。在当代不少年轻人已经不关注路遥，认为路遥已远离的时代，“拼命三郎”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路遥的精神并未过时。
总制片人吴建荣
他“弹尽粮绝 ”
采访吴建荣时，他开玩笑似的用了一个词形容自己的状况：弹尽粮绝。
吴建荣本可以过着安逸的生活，但他一脚踏进路遥的世界，从此到处奔波。
吴建荣高中毕业后在工厂和王天笑成了同事。“其实我和王天笑平时来往不多，差不多两年多前，正好偶然碰上他说起拍纪录片需要30万，碰巧我股票刚脱手，就开始弄这个事情。坦白说，如果真为挣钱，这不是个好项目。”这个项目虽然因为创作团队的分歧中途搁浅，可吴建荣说：“我的性格，既然开始干了，不管什么结果，硬着头皮都得做完。”
吴建荣说：“我听潘石屹讲他到路遥的墓上去的故事和创业的艰苦，我的感觉是，看路遥作品的人，跟路遥打过交道的人，没有人是退步的，都在向前走。你去看百度《平凡的世界》吧里，那些受他鼓励的底层社会的年轻人的心声，感触太深。包括我们这十几个人，都在进步。路遥对我的影响，就好像一眼泉一样，从开始冒水，到变成小溪，改变河床，到最后可能还要流到大海。”
吴建荣曾经开车到路遥的墓前，“感觉和他很近。这个纪录片能拍完，我跟天笑说，这就是路遥的精神力量。”
吴建荣现在手头就四千多块钱，他笑着说：“如果央视要播路遥的片子，这钱到北京去可能都不够花销。但我内心很强大，人做件大事儿，必须纯粹，要不然怎么能走到底。”
总导演田波
孩子走了，他都没在身边
80后的田波一直做独立影像，他觉着影像可以将自己的思考传递出去，这一点和文学很像。田波在做《路遥》的时期，经历了失去孩子的痛苦，那时候他正在做《路遥》的最后剪辑工作，没能守在才两岁的孩子身边，他叹息的说，可能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得必有失。
做片子之前，田波和摄影师、副导演看资料，摄影师看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泪流满面。“高中时我的同学看路遥哭，但到了今天，应该说路遥当时关注的主题离我们很远了，但居然还能感动我们，这让我很吃惊，也成为后来片子所展示的重要部分。”
田波说：“我一直在想，这么多年来追求独立影像，到底能走多远。路遥说：人一生中要从事某种事业，必须要有宗教般的意志和初恋般的热情，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路遥的名言很多，这句最符合我性格的冲动感。作为一个没背景的，想干点成绩的年轻人，他那种刚硬的性格，特别鼓舞我。人一辈子真的无需说长短，能做点事，我求之不得。”
田波说这个片子他完全可以在六个月内拍完，以一种投机取巧的、省钱的、减少成本的办法，不至于让生活这样艰苦，但他们却用了一年的时间。“我拍了160个带子，该搜集的资料，该走的地方全走过。”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看路遥，老实说，之前我看的也不多，但真正去了解他以后，却有那么强烈的感受。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自己夸大了路遥的这种感觉，直到跟潘石屹、贾樟柯他们聊天之后，才知道原来我们都是一样的。潘石屹心里知道他自己的出身，贾樟柯现在拍的都是普通人的命运，他们的气息和路遥是一致的。”
田波身边的年轻人称这个时代是迷茫的时代，“找不到工作很迷茫，走各种关系找到工作，却并不珍惜，对工作也没想法，感情上就更不用说了，换一个又换一个，大家都很痛苦，因为大家都在索取。路遥，是一个在任何痛苦层面，都能很快将痛苦转换成动力的人，宽广的人，他写作很痛苦，但他写的很有激情，他可以让年轻人懂得理想的重要，让已经获得幸福的中年人们，找到一些良知。”
记者手记
路遥不仅仅是回忆
听到王天笑用有些微弱的声音、平淡的声调说：“我是个随时准备走的人……”我眼圈不由一红；当他几次道谢，“你们能关注真是太感谢了”，想象着他腿骨骨折、全身水肿地站在剧组里一年时间，遭受着身体的病痛和心里的煎熬，担心着能不能采访到人，资金能不能坚持等种种问题，觉得这个人真不容易，倘若是平常人，可能已经没有任何心思。如今他身在榆林，还得担心片子能不能播出的问题，对他来说，担负的好像太多了。
他说路遥从来是家里“管事的”，因为父母不认识字，家里什么事都听老大的。但老大不在了，他，这个最小的弟弟，现在成了家里需要负责的人。“我和他没很多接触的时间，但我们几个都知道要跟他学，他说做一件事就要有做到底的劲儿。”
除了王天笑，另外两位接受采访者其实和路遥本没有多少联系，但不知道为什么，在深入接触了路遥之后，他们都成了路遥思想的延续者，并且在采访的过程中，充满激情的展现了他们浓烈的崇拜。
一个是80后，一个是年近40岁的中年人，这并不仅仅是巧合。吴建荣说他永远记得一个初中的孩子在看到路遥书里人物之后，决心不能再这样瞎混，要寻点希望。田波说他在那段时间总能梦见路遥，感觉自己和他那样的亲近，亲近的好像是一个人。
有人说，路遥已经是过去那一代人的“文学回忆”，其实回忆并不是陈旧的代名词，当年轻人因为缺乏耐心而没有读路遥，也许错过一次可能改变的机会。当年近中年的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中感到无力，也许路遥会让他回到原点，找出点真心。刘慧
路遥弟弟王天笑
他随时准备“走 ”
“趁着大部分人都在，一些资料还存着，再迟个十来年，恐怕甚（什么）都没有了。”
王天笑的声音很低沉，身在榆林的他，知道了大家对纪录片的关注，连说了好多次感谢。“对我来说，这片子真的很重要。他去世20年了，可能很多人已经淡忘了，但现在一般人很难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作为家人，想让别人记住他曾经真的那么努力。”
作为路遥的弟弟，王天笑有在病中仍无法忘记的责任。他全程跟着剧组拍摄，“我随时准备走了，这纪录片是给家族的东西，你知道我们家因为这病已经走了四个人，站在我的立场，和别人的感受不一样，这是在完成家族的使命，不参与我不放心。”
王天笑说其实他过去一直不愿意别人提路遥的名字，“一直很难受，他去世十年后，我的年龄步入中年，心灵的承受力才强了一些。当年我四哥在的时候，本来想写《路遥传》，但他病着的五六年身体很差，没有实现。如果不做这个片子，总觉得不够完整。”
路遥和王天笑相差20多岁，在他眼里，兄长也像父亲，当他拼了命做出片子之后，叹了口气说起愿望时说：“能有个交代，完成就好；能播出，能让很多人看见；希望他的那种精神还能影响到人。”本报记者 刘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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