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马铜驼边关月 剑雨琴风沐将旗
——历代碑帖咏赞·鲜于璜碑
鲜于璜碑，全称《汉故雁门太守鲜于璜君碑》，公元165年（东汉延熙八年）立。1973年5月，出土于天津市武清县。碑高242cm，宽83cm，碑阳隶书16行，行35字，碑阴隶书15行，行25字，共827字，碑额阳文篆书10字。据称，此碑现存天津市博物馆。然故宫博物馆金运昌先生曾介绍，此碑出土时，因采用一种正在试验中的化学保护剂不当，而使此碑遭到破坏。如今，此碑是否完整的存在，只有到天津博物馆亲眼目睹才能证实。好在北京专家未到之前，就拓下了此碑，也算是书法爱好者的一份幸运。
鲜于璜碑大小尺寸，在汉代墓碑中为魁首。而其立碑时间，则早于衡方（168年）、张迁（186年）等著名汉墓碑。也早于被后世推崇备至的史晨碑（168年），与华山碑（164年）、乙瑛碑（153年）、礼器碑（156年）立碑时间相去不远。仅以隶书风格而言，与衡方、张迁、华山属同一书风，尤其是与张迁碑更为接近。
张迁碑出土于明代，为此后诸多书家所临习，尤其是崇尚汉碑的清代，更是将张迁碑奉为圣典。而1972年才出土，且此前从未见诸历史文献与金石书籍的鲜于璜碑，自然未能在清代就奠定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显示其应有的历史价值。因此，当今书家，尤其是某些书法理论家对鲜于璜碑极尽贬斥之能事，称初学者不宜习学此碑，误入歧途后便难以纠正。
绿野老道因学帖日久，渐感笔力不佳而取北碑刚健笔法。但是，习学魏碑时间一长，便又感到落入僵硬一路，影响了行草书的灵气。于是，便从汉代刻石中寻找行笔的内在气质。起初，学过《石门颂》、《前后史晨碑》，自然就走进了《张迁碑》。大约3年多时间，收效并不太大，总感到汉隶与南帖北碑之间的融合存在很大的沟壑。这种感觉，实际上王铎、何绍基等人也遭遇过。王铎的隶书很不成器，也就未能很好的融入其笔法之中，乃至于寻求厚重一路，不得不以所谓“涨墨”自嘲（关于王铎用墨，老道还有专论）。而何绍基所临写的《张迁碑》，则每每被我等学术者所嘲笑，根本不值得取法。
当绿野老道于三年前临习鲜于璜碑后，才悟出汉碑与后来诸体笔法气势相通之处，似乎也解决了临写王铎而出现的笔法清丽媚俗的弊端。
实际上，鲜于璜碑不仅具备张迁碑、华山北、衡方碑的方钢遒健的笔法特征，也蕴含着率意古拙和丰腴的外表形象与内在气质。而其豪迈不羁的气势，则是同类汉碑所无法企及的。因而，绿野以为，无论是碑身大小，笔法的内涵外延，以及书写的气质气势，都称得上两汉之间第一碑。因其碑主乃雁门太守，镇守边关，“时依郡乌桓，狂狡畔戾，君执以威权，征其后伏”，鲜于璜是有军功的，故其死后为其书碑者所选择的书写风格，自然有大将风度。鲜于璜碑书法犹如健驼骏马，稳重而又奔放。又如将军仗剑挥洒，伴古琴起舞，刚中见柔，以刚度柔，实非张迁诸碑所能比拟。
当代人总是厚古薄今，因为何绍基写过张迁，金农习过华山，而诸如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对当时已出土的汉碑均不吝辞藻的给予了好评。所以，奉若盛典。而清人见所未见的鲜于璜碑，似乎没有受到古人的验证而无法得到公正的待遇。仅从书法的角度，任何一种碑帖都可以作为临习的范本，适不适合，还要根据个人的喜好和需求而定。好比说，绿野老道一定认为鲜于璜碑乃汉碑第一，这也无非是老道于此所得甚多，非张迁等可比。
粗浅的考证鲜于璜碑对后世的影响，大概除了两爨而外，龙门中的很多书写者，似乎都吸纳了鲜于璜碑的营养。而张迁碑实际上也有鲜于璜碑的渊源，只不过不被承认罢了。在此，有一个疑问，即爨龙颜碑与鲜于璜碑极具传承关系，而两碑之间相距293年，此时的“南中爨氏”是如何得识鲜于璜碑的。
按照书法历史的变迁，西晋南渡时，王导衣带渡江，将宫廷文献大量带到南国。加之鲜卑人直到北魏孝文帝才开始推行汉化政策，最能代表汉文化特色的书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被统治者重视。因而，民间大量习学汉碑，并为求高效率的造像，而将隶书笔画以直刀刻石，才出现了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中原粗狂书风。而此时的爨氏，早已脱离中原文化，其“二爨”的书写又何以比龙门石刻更得汉隶形质呢？唯一的解释或者猜测，大概是爨氏从中原请来缮写高手，精心书写了二爨碑。所以，反倒是独隅南中的二爨碑兼具隶楷书体特征，成为由隶书向楷书演变的代表。
正是因为有爨龙颜碑这一实证，才更有力的证明鲜于璜碑对后世书法比张迁等碑更有影响。行草书中的骨力、墨韵，仅从南帖中磨练，恐怕事倍功半。因为鲜于璜碑具备了由隶书向楷书演化的笔法特性，所以，它完全可以成为碑帖结合的最佳切入点。
因为此碑得燕代第一雄关之精神，本身就显得与众不同，在众多汉碑之中，独显得孤寂而卓尔不群。又因为其长久深藏不见天日，不为书家所追崇，而独自森然的矗立在历代碑林之中。老道称之为“边关月”，也是其内在气质和外在形象的另一写照。不过，随着中国书法的不断向纵深发掘，鲜于璜碑也将为众多书家所认识，并使之焕发新的光彩。
以下，乃老道一年前临习的鲜于璜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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