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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修复,保持“古色”并非最重要?


修复中的古籍


敦煌遗书

  古籍怎样修复
  古籍最常见的损坏有虫蛀、鼠啮、霉蚀、粘连、酸化、老化等,传统修复方法主要是用纸张和糨糊手工修补。修复通常要经过揭、脱、补、托、裱、衬等工序。古籍修复因为时代和流派不同修复过程也不同,大体为:1.收到古籍检查破损度;2.对书籍资料记录;3.拟定修复方法;4.线装册页拆线;5.拆纸钉;6.拆包角;7.清洗书页;8.根据书病的情况托裱或点镶;9.装订;10.制作书函;11.完成修复。
  天若有情天亦老,怎为古籍续一秒?近年来,随着现代科技快速发展,东亚传统造纸和保护技术在迅速流失,在我国公共图书馆里的“纸张修复师”现存不到百人,稀少程度堪比大熊猫。
  古籍书画真的到了要“续命”的程度吗?现代造纸技术发达为什么不能替代传统造纸?从洞窟中取出的敦煌遗书是怎么修复的?古籍书画像烟叶一样坨在一起怎么办?古籍书画需要修旧如旧吗?
  12月8-9日,东亚五国(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顶尖的纸张修复、保护专家聚集宁波,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纸质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共同切磋为古籍、文物纸张“续命”。同时,由五国专家联合编写的《纸质文物保护与修复操作指南》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发布,其中中国部分由《古籍与文书修复导则》和《书画修复导则》两部分组成,分别由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主持编写,《古籍与文书修复导则》为古籍与文书的修复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

  传统技艺的发掘与保存是纸质文物修复的关键
  纸,作为一种常见的基本材料,和丝制品相同,均为非常重要的基础材料而被广泛地使用在了各种文物中,如同丝绸之路一样,纸也经由一条“纸之路”从中国传播到了全世界。这条路的西侧,一路穿越西亚与非洲大陆,并在公元12世纪最终传到西班牙;相反方向,纸在4-5世纪时期传入了日本。
  近年来,中国、日本的传统造纸和保护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迅速地流失,而这一现象在韩国更加严重。
  此次前来参加研讨会的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纸质文物保护专业委员会会长冈兴造介绍:“在日本,我们是基于国外传来且历史悠久的装裱技术来进行文物的修复工作,而支撑起装裱工艺的技术与材料,都源于中国。”
  日本的装裱技术一般被认为是在6世纪时期伴随着佛教传入,作为装帧传教所用经卷等的一种特殊技术传入日本。收纳了大量佛经、古代字画的日本正仓院所藏8世纪的文书中已有“装裱师”一整日工作内容的详细记载,可见当时作为一项正式职业的“装裱师”已经诞生。
  冈兴造出身装裱世家,参与修复过大量古籍书画,从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流传下的《源氏物语》画卷就是由他修复完成。冈兴造的家族企业“冈墨光堂”至今已有120周年,家族当家人徽号“冈本太郎”,谁继承了公司首席职位,谁就被尊称为“冈本太郎”。冈兴造是第三代“冈本太郎”,此次与冈兴造一同前来参与研讨会的还有冈兴造的儿子,第四代“冈本太郎”。
  冈兴造介绍:“在日本众多现存的文物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原材料产地都是中国或韩国。修缮过程中所用的修复用纸,多少会影响到文物本体的纸质材料,因此需对文物材料进行分析,从而做到在书画破损处采用和原纸具有相同纤维的原材料、并采用原有的抄纸工艺,尽量使得其与原纸完美结合。”
  然而对传统造纸工艺的信息缺乏使得修缮工作阻碍重重,冈兴造收集整理了很多用中、韩两国所抄纸制作的纸质文物相关数据,让人更加好奇,这些纸张在中国、韩国是经过了怎样的具体工艺流程而被制作出来的呢?
  为解决修复材料短缺的问题,2005年冬,冈兴造所在的日本国宝修理装潢师联盟前往北京造访了中国故宫博物院和中科院,商议中日两国合作修复纸质文物,希望拥有大量纸质文物的东亚地区国家能够在纸质文物修复技术上达成一定共识。
  在此基础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于2008年发起了东亚纸张保护项目,会集中日韩朝蒙五国的修复技术人员,一同开始了造纸工艺现场的实地调查工作。
  7年间,研究人员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选取了传统造纸工艺和造纸材料保存相对完整的地区作为项目点,如中国安徽、贵州、广西、重庆和四川省,也包括浙江宁波奉化的棠云;还有日本的高知、奈良,韩国的闻庆等。
  “我们用视频等方式记录下各国传统造纸工艺的具体流程,并组建了庞大的数据库,将调查记录收集起来。目前我们已经逐渐形成了泛东亚地区共同的文保问题意识,如果能将当今各国的纸质文物保护现状详细记录下来并传至后世,就是最大的意义。”冈兴造说。

  “早期西方的修复让敦煌壁画丧失了原有的感觉”
  让冈兴造遗憾的是,早期东亚国家在文物修复上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在一些珍贵文物修复上产生了莫大的遗憾。
  1980年日本国家电视台NHK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做了一次丝绸之路的全程探访,拍摄而成的《丝绸之路》纪录片在当时日本的收视率超过了20%,十分惊人。随行拍摄的人员中还有历史学家及文物保护专家,当时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西部已经发现了许多壁画。受限于技术原因,西安文物保护所委托了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对壁画进行修复保护。在制定保护方针的时候,虽然有日本方的学者在场,但因为西方学者有财团资金的支持,所以最后决议采用了西方学者的保护方案。
  “当时我还年轻,认为沉默是金,应该谦虚,所以也没有详细阐述自己的保护方案的独特性,”冈兴造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回忆。然而在西方技术人员修复后再看壁画,冈兴造感到很伤心:“东方壁画采用的都是可逆材料,而西方人用的合成树脂修复了这些壁画。在更早以前西方就是这样做,把壁画剥下来,外面用树脂固定,背面用玻璃纤维将壁画撑起。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在莫高窟墙上的壁画和西方技术人员挂起来的壁画区别很大,他们的做法让这些壁画的原有感觉都丧失了。”
  西方科技未必适用于东方文物修复。冈兴造说,陕西法门寺出土过大量文物,其中一些染织品被西方技术人员采用了丝网两面固定强化。“我们看到的时候感到十分痛心,可以看到这些修复完后的染织品丝网缝隙中已经开始掉渣,我们东方人不会这么对待绢、丝绸”,冈兴造一再强调振兴东方修复技术刻不容缓。
  冈兴造还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中国奥运会前,对于是否需要对故宫太和殿进行修复产生了各方争议。“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西方学者认为不能动,应该保持原样。但是亚洲国家的学者就发出了不同声音,因为东方建筑不同于西方的石头建筑,木质文物的彩画需要不断重新描绘才是对木质的保护,我们这种彩绘就是一种保护,让木头暴露在外,彩色脱落后,建筑的神韵就没有了。当时争论十分激烈,最后还是在奥运会之前得到了修缮,这就是在文化遗产保护里体现东方文化价值的地方。”冈兴造说这不仅展示了东方文物的独特性,还凸显了基于文物本身性质修复方法的重要性。
  “对于敦煌壁画的修复,50年前的中国可能因为觉得文物保护迫在眉睫,就选用了最坚固、最牢靠的方式,而且西方技术也是有科学根据的。比如用玻璃钢(即纤维强化塑料)将壁画封存,但壁障层是含有石灰成分的,封存后石灰的热只能往表面散发,如今这些壁画画面就已经缩减得很厉害,都不忍心去看。所以现在我们再做文物保护时,是不是应该考虑到下一代人,他们在重新修复时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如果我们能够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修复,也许会更好。”冈兴造说。

  好的“修书匠”与古籍一样可贵
  在古籍书画修复中,是修旧如旧好,还是去除因损伤还带来的“古色”?冈本太郎就谈到了这一充满争议的问题,冈本太郎谈到,一些古画由于经过长时间损耗,出现了裂痕、起毛和污色,但这些因时间造成的损坏有时候也是“古色古香”的来源。修复后,这些被人们用“古色”、“旧色”来欣赏的表面裂化、起毛的状态也可能基本上会消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天增加太多大幅度的修理,还是需要充分注意的,这也就需要修复师对水分量的掌握非常敏感”,冈本太郎说日本也有另一种评论,认为所谓的古色古香是人们后来附加给作品的价值观,如果把这些都放置不管的话,作品就不可能很好地传到后世子孙手里。所以即使修理会使得古色古香消失,但是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是还会再产生的,后代子孙还可以享受这个古色古香。
  冈本太郎个人认为:“我们现在不可以出于自我的考虑而过分执着于这种古色古香的消失,最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进行安全的修复。如果出现了有必要修理的损伤,就需要修复专家、美术史家和历史学家对各种情形的优缺点进行多次探讨,选择对后世有益的修理方案。”
  书画修复还有许多充满争议的地方,在我国也分有南北派不同的声音。修复过敦煌遗书、《永乐大典》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杜伟生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提到,修复书画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由于南北气候差异、地域文化差异,也就造成了各地、各国装裱技术、理念的不同。“我国南方较为潮湿,因此裱件干燥得慢,可以细细出活;北方属于半湿润、半干旱和干旱地区,空气比较干燥,这就要求北方装裱要快,不然裱件很快就干了。还有许多更细节的问题,也是需要研究人员再深入研究下去的。”
  文物修复,人才是关键。杜伟生告诉早报记者,目前图书馆系统在册的纸张修复人员不到百名。除了长时间的技术培养,好的修复师还需要经验的累积及如同修行般的心性。
  从敦煌遗书到《永乐大典》,杜伟生在“修书匠”这一岗位上已经呆了30多年。杜伟生说,国家图书馆的文献修复组现在正在修复一张极为珍贵的西夏的说法图。“这张图描绘了西夏国王带领文武百官听法,人物丰富细致十分罕见。我们看到这张画时,画纸已经磨得极薄,絮化成卷了。光是一点点打开画卷,就花费了一个星期,古画不能着水,甚至大气都不能出。我曾拼接过一张元代天文图,并不大只有七八十厘米,但因为纸张酥化,碎成了300多片指甲盖大小的碎片。我们常说做这行要有‘贯虱之心’,任何个人情绪都不能带进工作。”
  杜伟生刚进国家图书馆时,就见识了上一辈老师傅们在修复《赵城金藏》上花的功夫。《赵城金藏》在修复前破损极为严重,不仅大部分书页受潮,且和黑煤混合在一起无法辨认。老师傅就用蒸汽慢慢润湿纸卷,每隔几分钟取出晾晒,等松软一些后再用针一点点挑开粘连的纸页。“没有十足的耐心和充分的心理素质,做不了这个。”
  上世纪90年代,杜伟生开始从事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在修复敦煌遗书的过程中遇到过数不清的难题。“敦煌遗书中有的纸张是硬黄纸(经过均匀涂蜡的染黄纸),一些书已经贬称S形或弧形需要压平,但是硬黄纸十分难以压平,需要控制湿度,一点点压平。这个就讲究三分技术七分经验,没有万能的适用标准,需要修书人根据修复对象材质、地域气候等因素自行摸索和判断。”
  在此次研讨会上,五国专家就各种修复技术、人才培养问题进行了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专员杜晓帆告诉早报记者:“从2008年至今8年,已经看到了各个国家很大的进步,2008年刚开会时日本是主导,如今每个国家都积累了自己丰富的操作经验。《纸质文物保护与修复操作指南》对修复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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