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西域文书的征集，我从头到尾都参与了。今天看了“西域文献保护成果展”之后，也有很多感受。
西域文书发现的背景是，西方探险家或考古学者从西亚往东发掘，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开始在新疆考古探险。西域地区的探险工作比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更早，所以大量的东西都流失海外。我们今天在研究的时候，采用的都是斯坦因文书、斯文赫定文书。虽然国图有敦煌文书，但是总体上无法支撑于阗语、吐火罗语、梵文的研究，构筑一流语言学或者汉学的学术大厦。沙畹、马伯乐这些著名的汉学家，他们的工作支撑是斯坦因、伯希和发现的文书。现在我们有机会帮助国家图书馆征集这一批西域文书，无论从爱国主义还是从学术立场出发，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此我想就汉文文献来谈谈西域文书的价值和意义。西域文书不一定以量为考察其价值的计数单位，比如说一件残本《论语郑氏注》和一千件相同的《般若波罗蜜多经》，在学术价值上也许是可以等量齐观的。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域文书，从品种、从学术价值上看，的的确确都是非常好的。
从经籍方面讲，有《孝经》的郑氏解。这是中国传统经典里失佚的文献，虽然敦煌有残本，但是国图这件有地域性。敦煌在唐朝属于正州，处在传统汉文化的环境中，在国家教育系统内存在什么书，敦煌就有什么书，没有什么可稀奇的。但是这件《孝经》来自遥远的和田，来自当时的西域国家，见证了汉文化在西域的广泛流传，在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发现是非常有意义的。
（图：唐写本《孝经郑氏解·卿大夫章》）
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兰亭序》习字残片，可能就是一个小学生写的，大家不怎么当回事。可是，《兰亭序》习字在唐朝西域出现，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兰亭》是唐太宗特别喜欢的书法，传说原本放在昭陵里。宫廷摹本流传出来以后，用作小学生习字的母本。我们今天看到，不仅在敦煌，甚至在于阗都有小孩临摹《兰亭》。中原文化传播到这么遥远的西域边陲，意义非常重大。
佛教经典上也是一样，不仅有正藏的一些佛经，而且有疑伪经。现在正在展览的《观世音菩萨劝攘灾经》，是龟兹造作并传到于阗的疑伪经。它声称泰山塌了一角，要抓很多人去填漏洞，一定要传这个经才能保护家人。它是在龟兹造的，但是内容相似的母本在敦煌吐鲁番都有，反映的实际上是中原的疑伪经思想。这个文本在西域地区流传，具有学术和宗教思想传播的意义，是非常有价值的。
（图：《观世音菩萨劝攘灾经》）
在世俗文书部分，也有相当多的非常精彩的文书。在文书出现之前，我们研究唐朝安西四镇和于阗地区，只停留在《册府元龟》、《通典》、《唐会要》等典籍上一些非常简短的记载，比如说会派参军去帮西域各王国起草汉文书信，仅此而已。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文书实物。比如说于阗镇守军勘印历，镇守军发到任何一个地方的公文都要加印，相关事务编成一个目录，保留了下来。从这件勘印历可以看到，于阗不仅跟当地的羁縻都督府有信件往来关系，而且跟东边的且末、北边的安西都护府、西边的疏勒，都有着密切的公文往来。这件文书可以让我们透视唐朝安西四镇地区的行政运作，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研究于阗地区税制的最好文书也在国家图书馆，就是贞元六年全年的税帐，它有一米多长。斯坦因、赫定、圣彼得堡的藏品里没有任何一件比这几件更好。过去日本学者说西域没有税粮制度，但是我们这里的文书，汉字清清楚楚地写着，收税的一笔一笔账全记在上面。它虽然是于阗某一个州留存下来的，但是提到于阗两个羁縻州的名字，其中一个猪拔州见于《新唐书·地理志》。这件文书可能能够解决唐朝正州之外西域地区的税收体制问题。州一级的帐也有，我们看到一共有35支于闐文、汉文双语的木简。过去英国图书馆有一批，非常不清楚，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国图这批非常清楚，解决了过去不能解决的很多问题。
除了这些木简还有一件名籍是于闐文、汉文双语的文书。这个名籍记载的许多村，都不见于斯坦因、赫定、圣彼得堡的文书，所以这件文书应该出自原来发掘区域之外相当远的地方。段晴老师根据这个文书上汉文“残”字对应于闐文的“半人”，解决了一个于阗文的词义，也就是说，通过唐朝的法律文书知道，“半人”指的残疾人。通过这些例子，可见国图西域文书的的确确价值相当高。
同时，这批文书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这些文书来自和田，它们展现了西域地区的多民族、多文化。我们研究丝绸之路，现在谈“一路一带”，更要注意西域的历史文化。国图有犹太文新波斯语写的一件书信，它是犹太商人在于阗地区跟粟特商人做生意的文书，它比斯坦因拿到的那一件还要完整。这些文书是今天讲丝绸之路最好的材料，没有这件文书，丝绸之路的很多内容都没有涉及到。有了这件文书，就可以一直讲到犹太地区，讲到粟特地区，讲到中原地区。这都体现了这批文书的现实意义。
这批文书在人才培养上也起了很大作用。我和段晴老师都通过这些文书带出了一批学生，比如做犹太波斯文的张湛，还有跟我一块儿做双语木简的文欣，现在都在哈佛大学学习。他们进入学术研究，就是依托于国家图书馆的这批文书。其实还有其他的同学，都是做这个研究出来的。通过这些文书的研究，成长出一批年轻的新人。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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